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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知道了，儿童从家庭聚餐中得到的不仅是营养。家庭聚餐的一个好处是丰富了词汇量，另一个好处就是增强了同理心——想象另一个人的想法和感受的能力。跳出自己的想法，进入别人的脑袋，这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不过有些人确实做得要比别人好。基因和产前激素为同理心打下了基础，但是儿童也需要练习。他们在家族聚餐时不断练习读取他人的面部表情，就像球类运动员在接受春训。餐桌是一个理想的训练场，孩子们可以在这里磨砺自己的意志，纠正自己的错误，直到他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走出家门，在外部世界检验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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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还有另一个惊人的发现：经常和家人聚餐或许可以改变青少年的行为，特别是女孩。一项2008年的研究调查了800个明尼苏达州的青少年，记录了他们12岁时的饮食习惯，又在5年后调查了他们的成瘾物质使用情况（包括财务状况在内的其他因素全都得到了控制）。结果显示，在刚上初中时经常跟家人一起吃饭的12岁女孩，在17岁时酗酒、抽烟、长期吸大麻的概率只有同龄人的一半。41 家族聚餐似乎为女孩们提供了一把保护伞，虽然男孩并没有因此而受到特别的保护。无独有偶——同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覆盖了2 500余名未成年男孩和女孩，调查时间同样持续了5年。这项研究发现，经常跟家人一起用餐的女孩，更不可能在数年之后出现饮食功能失调。42 （或许因为本来出现饮食功能失调的男孩就很少，所以家族聚餐在这方面对男孩的影响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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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不仅对朋友和姐妹的饮食习惯更敏感，而且年轻女孩更容易切身体会到家庭聚餐的转化力量。研究者对此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或许因为女性更容易察觉到家庭聚餐过程中微妙的情感支持，所以家庭聚餐给女性带来的积极影响远远超过了男性。”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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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几年之前，同一个研究团队调查了将近5 000个美国青少年的生活习惯，他们发现，1/3的孩子很少（甚至从未）跟家人一起吃过饭。跟其他孩子相比，不和家人吃饭的女孩更有可能尝试自杀，概率几乎是前者的两倍。研究者本来想证明亲密家庭的保护作用，却无意中发现了这个惊人的事实。青少年——不管男孩还是女孩，越少跟家人一起吃饭，就越有可能成绩不佳、抑郁、抽烟、吸毒、考虑自杀，甚至真的尝试自杀。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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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又是为什么呢？餐桌上肯定发生了什么，虽然我们并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大多数关于食物和社交关系的研究都在探讨相关性：它们努力寻找两个现象的关联，但是却没有探究原因。45 经常跟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吃饭的孩子为什么后来更洁身自好——心理更稳定，学习更优秀？是因为他们在餐桌上体会到了父母的支持吗？还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那样的人？或许经常跟父母一起用餐的孩子本来就更加保守，又或者他们本来就对这个世界少一分戾气。如果家长为了一家温饱或者给孩子积攒大学学费而疲于奔命，劳碌不堪，可能孩子根本就不想和一个视学习为浪费时间的忧郁的瘾君子共进晚餐。“如果他们都受不了对方，就不可能一起吃饭。”我的儿子卡尔说：“没有冲突，才能分享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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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的和平是欢宴的前序，这倒是真的。聚众欢宴会令人产生协同的感觉，正如纳图夫人的烤肉盛宴，或者旨在团结邻里的现代街区聚会。46 要回答这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孩子们一出生就随机指定他们必须遵守某种固定的用餐模式——要么和家人一起，要么和朋友一起，要么和家人以及朋友一起，要么自己独自一人，然后观察他们长大之后的变化。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最好的替代方案就是进行纵向研究，向人们询问大量的问题，研究他们的行为习惯，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追踪他们的变化（比如弗雷明汉心脏研究和乳腺癌护士研究，采用的就是这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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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明尼苏达大学的安·迈耶（Ann Meier）和康奈尔大学的凯莉·缪齐克（Kelly Musick）就领导了一项这样的研究，对18 000名美国青少年展开了追踪调查。在排除掉其他原因之后，研究者发现，家族聚餐中真正发挥了保护作用的是面对面的互动，而不仅仅是分享食物的行为。一起吃饭，不过是很多父母接触孩子的一条重要——有时候是唯一的途径。如果父母的教育模式偏重于鼓励和支持，较少斥责和批评，那么一起吃饭就更有可能降低日后孩子抑郁、犯罪和滥用药物的风险。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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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家、饮食功能失调专家黛布拉·弗兰科（Debra Franko）和她的同事们追踪了近2 400个年龄介于9～19岁之间的女孩，重点观察了她们的饮食习惯。他们发现，在前3年里经常一起吃饭的家庭，在第7和第8年时就会更加团结，孩子的个人习惯也会更加健康。家庭聚餐可以带来这么多积极的影响，可见它确实非常重要。对于女孩来说尤其如此。说自己在9～11岁间“从来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跟父母一起吃过饭的女孩（在样本中大约占10%），更有可能在青少年时期对生活感到绝望，开始吸烟，养成奇怪的饮食癖好。餐桌上的社交接触似乎可以让一家人更加团结，更有可能采取——用作者的话说“针对问题的应对办法”，或许可以因此降低女孩以后行差踏错的风险。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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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说孩子们每天都必须跟家人一起吃晚餐，在餐桌上进行生动友好的谈话，才不会变成患了厌食症的辍学生，或者毫无人性的畜生。这实在太荒谬了。何况文化不同，餐桌上的谈话风格也不尽相同。比如，凯萨琳·斯诺和挪威奥斯陆大学心理学家维比克·格罗佛·奥克鲁斯特（Vibeke Grøver Aukrust）比较了同年龄段的挪威和美国学龄前儿童，观察两国家庭的餐桌对话。研究者发现，在用餐时，美国人更少使用描述性的语言，频率是挪威人的一半；更常使用解释性的语言，频率是挪威人的两倍。而且他们往往希望营造出戏剧性的效果。（挪威的学龄前儿童：尼尔斯今天穿了一件绿色的套头衫去学前班。美国的学龄前儿童：约翰尼今天吐了，是橙色的。）49 这两句话当然也有共同点：他们都希望得到父母的回应——再让父母把球传回给他们。而他们又会再次把球抛给父母，继续这场接球般的对话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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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共进晚餐可以让孩子更早地接触到语言和社交互动的微妙线索，也能帮助我们找到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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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你的变化会改变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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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报纸专栏作家，我见证了报纸上的书评版面和全版广告的兴起和衰落（大部分都衰落了）。但也有许多幸存者活了下来，其中之一就是减肥人士撰写的每周减肥专栏。我第一次看到它，还是在一份本地的报纸上。当时，编辑部有个正在尝试减肥的行政人员，她受邀撰写了一个名叫“塑造好身材”的专栏，在那里写下了自己的“胖女孩日记”。后来，某家全国性报纸增加了一个减肥版面，名叫“我是这样减肥的”。版面的编辑邀请读者发来自己的减肥故事，在发表的时候还会附上减肥前后的对比照片。他们希望能借此激励其他想要减肥的读者。但是，阅读陌生人的经历，真的能激励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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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真如此，那就太好了，影响3/4北美人口的健康问题就可以轻松解决了。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给出这样的证明。可能只有一种商业减肥方案取得了成功，那就是“慧优体”项目，因为它充分地利用了饮食强大的社会属性。随机研究让超重者们随机参与不同的减肥计划，结果发现，没有任何一种减肥方案能战胜慧优体的持续适度减肥纪录。50 关键似乎在于慧优体对成员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他们不仅需要详细记录每一次的饮食摄入，还必须参加每周的例会。他们要在例会上称体重。每摆脱掉几斤重量，他们就会得到掌声鼓励；如果越过了某个里程碑，他们还会得到一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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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我跟3个朋友一起报名参加了慧优体项目，想看看它到底是怎样运作的。“我想，社会支持的作用一定不小。看看四周吧，你会发现所有人都是三两成群的。”一个朋友在会场上跟我说。她负责管理作家邮件组的“瘦身”讨论，为正在减肥的同道中人加油鼓劲，敦促大家“互相负责”——这样的说法在“十二步项目”[34] 之类的活动中很常见，慧优体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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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活动打一开始就认定，过度放纵是一种道德上的堕落。用一位充满使命感的匿名禁酒会创始人富兰克林·纳撒尼尔·丹尼尔·布赫曼博士（Franklin Nathaniel Daniel Buchman）的话说，“要想改变自己，首先必须忏悔”，何况你身上还背负着一重社会道义，因为“你的变化必将改变他人”。51 虽然这些以实现自我控制为使命的狂热分子有点儿盛气凌人，但是他们有一点说对了：要改变与饮食有关的习惯，社会压力——特别是来自你喜爱的人的压力确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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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 ）对德鲁·平斯基博士（Drew Pinsky）做了一番报道。他是成瘾问题专家，也是真人电视节目《名人康复所》（Sober House ）和《德鲁医生名人康复》（Celebrity Rehab with Dr.Drew ）的主持人。当年他还在帕萨迪纳医院当住院医生的时候，就负责帮助酗酒者和瘾君子们戒断瘾疾。那时候——或者用他的话说，在一个“荆棘燃烧的时刻”[35] ，他决定把成瘾治疗当作自己的终身职业。他说：“我看着这些人——这些年轻人，从濒临死亡的绝境走出来，过上了以前从未奢望的新生活。我只能为这奇迹大声惊叹。医学只能帮助你从死亡的绝境走向慢性疾病，你不可能从绝境走向从未奢望的新生活。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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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平斯基就走到了摄像机前，在电视上挑战名人瘾君子——比如罗德尼·金（Rodney King）和海蒂·弗莱丝（Heidi Fleiss）心中隐藏的恶魔。这也为他赢得了公众的感激，还被送以“十二步上帝”的美誉。十二步项目缘于第一个利用同伴支持的力量帮助人们实现自我控制的治疗团体：匿名禁酒会。在《纽约时报杂志》的报道中，克里斯·诺瑞斯（Chris Norris）道出了平斯基如何通过诚实信号跟他人创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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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异于平斯基那令人戒备全消的对话方式，包括频繁地点头、赞同地大笑、情感映射和温柔地膝盖轻拍——全部这些东西，让我在到达好莱坞的地界之前，就跟他分享了我小时候最私密的故事，仿佛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会影响彼此。”平斯基谈到他和瘾君子的关系时说，“你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支持你，我了解你的感受，我能体会它，理解它，认可它。”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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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基本的人际接触——按照平斯基的说法，它们正是让酗酒者和瘾君子染上恶习的关键因素，也是最开始引导人们走上酗酒和嗑药之路的一味催化剂。任何一个看过美剧《火线重案组》（The Wire ）的人都知道，贫民窟的孩子吸毒，巴尔的摩的警察酗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朋友全都这么做。只有凭借超常的自控力，才能抵挡住同伴的压力。想想吧，如果你的整个社交网络都摆脱不了某种陋习，不管是每天晚饭后喝上三杯酒，课间休息时吸上两口胶毒，还是在午休间抽上几根烟，你怎么可能守住自己的清规戒律？你的母亲可能曾经告诫过你，跟错误的人交朋友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你母亲确实是对的：研究已经证明，朋友变了，你自己心中可以接受的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不管是吃饭、喝酒、吸烟，还是吸毒。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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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村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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酗酒的人可能想借酒浇愁，也可能只是在模仿他们的朋友。如果属于后者，那么用富勒和克里斯塔基斯的话说，他们只不过是“人类超个体”的一分子罢了。社会传染会传播滥饮和吸烟的恶习，就像传播肥胖一样。如果我们体内有一套天生的系统，可以让我们通过语言和其他非语言信号交流情感和行为偏好（想想月经同步现象，还有我在前一章中阐述的怀孕传染现象），那么同样的机制或许也可以用来传播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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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这一点，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尼尔斯·罗森奎斯特（Niels Rosenquist）研究了弗雷明汉的数据，他发现，一个人每天的饮酒量与他的朋友喝了多少酒有关系。如果朋友每天喝一杯或者两杯酒，他也更有可能这么做，而且可能性提高了50%。如果周围有一大群“重度饮酒者”（有点儿奇怪，研究者对“重度”的定义是女性每日饮酒多于一杯，男性每日饮酒多于两杯），人们汇报的酒精摄入量就会增加70%。但是，如果周围的人都不喝酒，人们汇报的酒精摄入量就会减少一半。另外，女性远比男性更有可能对他人的饮酒习惯产生重大的影响，不管是推动饮酒风尚，还是戒绝饮酒积习。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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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科学家并没有直接观察人们的饮酒习惯，所有数据都来源于人们的报告，但他们至少证明了同伴会影响你承认自己喝了多少酒。在某些社交圈子里，饮酒是一种可耻的陋习。但在另一些圈子里，饮酒却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到午夜还没有喝醉的家伙太扫兴了。”20世纪50年代，图茨·肖尔（Toots Shor）——纽约图茨·肖尔酒吧的所有者，曾经对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和海明威等投资人说了这么一番话。55 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认为豪饮和友情密不可分。人们汇报的饮酒量基本上可以反映出真正的饮酒习惯，倒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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