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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网络霸凌的致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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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一个活泼可爱的13岁金发女孩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了我的心理办公室。她碰上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相当不同寻常的大麻烦。她在读七年级，班上有一个男孩老是骚扰她，不停给她发实时讯息和电子邮件。女孩住在半郊区，每天回家时父母还没有下班，所以她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她被这件事情吓坏了。她的父母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于是在儿科医生的推荐下，来找我寻求建议。那个男孩是他们的一个好友的孩子，起初他们还觉得，女儿自己完全可以处理好这件事。他们告诉我，他们本来以为她肯定懂得如何反击。但是后来他们读了那男孩发来的可怕信息，意识到女儿现在特别害怕独自一个人待在家里，他们这才发现自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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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网络霸凌”对我来说还是个新鲜的概念。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没有成年人进行干预，私下里的冷嘲热讽就会逐步升级。我有处理普通霸凌的经验，我也清楚挪威社会学家丹·奥维尤斯（Dan Olweus，他是第一个系统性地指出校园霸凌现象的人）的研究，所以我建议这两位家长跟他们的好友——也就是那个男孩的父母好好谈一谈，同时也把此事告知学校。因为父母是女儿最信赖的人，所以他们有责任去帮助她，让那个男孩知道他的行为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可能会被学校停学，或者被警察传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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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家长大吃一惊。他们就像很多成年人——包括学校的工作人员一样，不愿意介入孩子的网络世界。但随着电子设备逐渐占据未成年人的社交圈，网络互动毫无疑问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发生在真实世界中的事件，会被网络放大。你固然可以把智能手机当作一个出色的社交工具，但它们也能划下牢不可破的界限，传递权力的欲望和冰冷的蔑视，成为欺压他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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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项涵盖20 766名马萨诸塞州学生的调查，网络有可能给孩子们带来的真正危险——并非因为他们有可能被陌生人盯上，而是因为他们可能受到熟人的欺压。5 2007年，一项覆盖近2 000名初中生的随机调查发现，遭受霸凌（包括网络霸凌）的学生更容易产生自杀的念头，也更有可能付诸行动，结束自己的生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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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青少年的大部分网络互动都平淡无奇，但是一个一时冲动、出于恶意发表的帖子，就能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年仅18岁的泰勒·克莱门提（Tyler Clementi）自杀了；仅仅两天之前，她的大学室友秘密拍摄了泰勒和另一个男学生的性爱视频，然后通过Twitter和网络直播广而告之。转瞬之间，互联网就把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大学校园中彼此自愿的性探索，变成了一个反响恶劣的全球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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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的一项调查中，美国互联网专家阿曼达·兰哈特发现，32%的青少年都曾经亲身体会过网络羞辱的滋味。在网上被陌生人搭讪过的孩子，比例也不相上下（虽然他们不一定是同一群人），其中又以女孩居多。7 荷兰互联网专家帕蒂·沃肯伯格（Patti Valkenberg）和约亨·彼得（Jochen Peter）也揭示了类似的规律。他们调查了2 000名荷兰青少年，发现其中22%都遭受过网络霸凌，其中更有2/3是年龄介于14～15岁之间的女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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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是一个划分“圈内人”的分水岭——任何一个拥有15岁女儿的父母都知道这一点。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甚至在像中国和冰岛这样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国家，15岁孩子对于友情和相互信任的定义都无出其类。而15岁，也正是青少年霸凌现象的顶峰；我们会在这个年龄知道，什么是社交排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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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有放大的能力。研究发现，网络霸凌会进一步放大发生在更衣室、食堂和操场——也就是任何成年人看不到的地方的恶性事件。虽然这两种霸凌行为有所重叠，但也存在差异：在长时间上网、远离父母监督的青少年中，网络霸凌远比校园霸凌更为常见。10 两组研究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一组研究了20 000名波士顿青少年，另一组调查了全美各地共7 500名青少年。他们发现，60%的网络霸凌受害者也同样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另外，网络霸凌在入学阶段——刚升入初中和高中时特别普遍，女孩和同性恋青少年更是最常遭受霸凌的对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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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十四五岁女孩的家长们来说，如果他们知道女孩是网络霸凌最主要的受害者，他们大概不会感到意外，因为女孩同样是其他女孩刻意冷落、恶意造谣、评头品足的目标。堆积如山的证据指出，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男孩在争夺地位的斗争中更有可能发动外显式的攻击——辱骂对手，或者身体袭击；而女孩常会避免当面攻击。她们更倾向于隐秘地表达敌意，通过贬低和诋毁，从而把其他女孩逐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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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她们要那样做呢？大卫·吉里（David Geary）和同事本杰明·瓦恩加德（Benjamin Winegard）、博·瓦恩加德（Bo Winegard）写道，纵观人类的进化历史，规模较大的群体对于女性来说一直危机四伏，因此女性不愿意与大规模群体共同生活。仅举一例，传统一夫多妻制婚姻对女性和儿童都有危险——妻子们必须争夺食物；而在多妻制婚姻里，儿童的夭折率比一夫一妻制父母生下的孩子高7～1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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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以为女性会自发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这可大错特错。这三位进化心理学家还冷酷地写道，除了忽视和虐待之外，“人们普遍认为，一夫多妻制婚姻中的妻子们，还常会毒害其他妻子的孩子”。12 如果母亲性格霸道、强势，那么孩子的生存概率就会更高。另外，如果紧邻而居的女性数量更少、小群体的关系更紧密，那么儿童的生存概率也会更高。总而言之，女性之间的社交排斥，原本是一种减少群体人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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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村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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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现在，女孩和成年女性（还有雌性黑猩猩）仍然比男性更偏爱规模较小的社会群体，因此她们常常会通过霸凌和排斥来减少女性之间的竞争。13 但真正需要讨论的是，青少年女孩远比成年人更能真切地体会到社交排斥的痛楚。或许这是因为，帮助青少年理解社会事件的神经网络在这时仍然混沌不清。一项英国研究证明，自认为受他人排斥、不能参加游戏的青少年女孩，远比处于同样境况的成年女性更加焦虑。社交排斥和因之而来的痛苦，会在我们15岁时达到顶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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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如此。在我女儿15岁生日那天，我的育儿生涯跌入了最低谷。那一天，她收到了一份满怀恶意的“生日礼物”——储物柜被人撬开了。学校负责人不久发现，她原本放在柜子里的东西都被人丢进了垃圾桶。然后，她的背包里多了一封匿名的咒骂信（那时候还没有Facebook），写满了不公的指责。最糟糕的是，她的女性朋友们开始莫名其妙地跟她作对。那天晚上只有少数几个坚定的好友来我们家参加她的生日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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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来得知，这是一位“女王蜂”——专门欺负其他女孩的女性恶霸的杰作。她看上了一个男孩，而这个男孩是她们共同的朋友。所以，她想把我女儿赶走，好对男孩展开攻势。她先是跟伊娃的朋友交朋友，勾结上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另外还有撬锁、写威胁信等行为，其目的都是为了瓦解伊娃的社会地位。这种极其恶毒的心理欺侮，是青少年女孩的“入门仪式”。如果这些排斥战略与互联网瞬息地毯式轰炸的强大威力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网络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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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也应当知道，短信和数字网络并不是青少年做出卑劣行为的原因。没有了面对面接触时的“情感关卡”，它们只不过是把青少年已经拥有的能力扩散开来罢了。这类骚扰行为是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重要传统，特别是当人气竞争与人们对地位和关注——通常来自另一性别的某个人的诉求联系在一起时。美国灵长类动物学家多萝西·切尼（Dorothy Cheney）和罗伯特·赛法斯（Robert Seyfarth）在他们那本引人入胜的著作《狒狒的形而上学：社会思维的演化》（Baboon Metaphysics ）中写道，就算雌狒狒们已经习惯了某种社会等级，偶尔也会有自命不凡者试图破坏社会秩序。那时候，就会出现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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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似乎出现了这样一个机会。当时，第四级母系家庭的雌性头领莱科做了一件无伤大雅的事——她和洛基，一个中间等级的雄性创建了配偶关系。出于至今仍然悬而未决的原因，来自第五、第二和第三等级母系家庭的未成年雌性愤怒地作出回应。它们频频甩头、发牢骚，追赶、撕咬莱科，威胁它。虽然莱科和它的女儿丽兹、丽萨做出了友善回应，但很快，莱科就被赶到了族群的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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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群攻击者里，有来自第五级母系家庭的成员——贝萝，它的女儿亚马逊和多米诺，还有它的姊妹阿特卡。四、五这两个母系家庭的成员以及来自其他母系家庭的雌性，整整争斗了一周之久，战况一度异常激烈。在莱科和洛基的配偶关系结束几天之后，莱科家族展开了认真的报复。丽萨似乎尤其恼恨僭越者的挑战。一天早上，它成功孤立了贝萝。它俩激烈地扭打在一起，最终，它在贝萝的眼睛上留下了一道鲜血淋漓的伤口。随后，攻击事件逐渐减少，所有的狒狒都回归到了自己过去的社会等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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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级的雌性灵长类动物可以威吓其他雌性，让受害者无法怀上健康的后代；就算有了后代，它们也会在恐吓中担惊受怕，无法把孩子抚养长大。16 这是终极的进化制裁。不过跟成年的灵长类动物相比，雌性霸凌现象在未成年灵长类中更为常见。切尼和赛法斯特别指出，在袭击莱科的例子里，事件的起因可能是附近有太多性成熟的未成年雌性。它们可能认为，莱科新创建的配偶关系会危及它们的未来。“她以为她是谁啊？”——这个拟人化的解释，是否也有可能正是欺负我女儿的人心中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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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雌性灵长类动物之间的外显式攻击相当罕见。切尼和赛法斯写道：“事实上，大多数雌性的显性交互活动，都采取了排挤的形式：一个雌性靠近另一个雌性，迫使后者放弃自己的位置、性伴侣，或者食物。”如果她们真的开始打架，其他雌性往往会插手干预。他们写道：“没有牵连的旁观者们在围观其他雌性打斗时，常常会发出带有威胁意味的咕噜声，仿佛站在安全距离之外发出愤怒的指责。”17 这和网络霸凌形成了有趣的模拟。你的“朋友”可能会在网上发表评论、上传照片，给事件火上浇油——可谓是升级版的“带有威胁意味的咕噜声”。又或者他们可能会潜伏在网络空间，静静旁观事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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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霸凌还有一个独特之处：虽然青少年受到公开羞辱，但是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遭遇深埋心底。在受到网络霸凌的青少年中，只有不足10%会告诉父母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18 说到“朋友”，又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你独自在家，坐在电脑屏幕前，突然发现你有一张丢脸的照片或者一则谣言传遍了你的虚拟村落：你的数百个“朋友”都会和自己的圈子分享那令你难堪的信息。这时候，你很难联合自己的盟友发起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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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掉了智能手机的伪装，网络上的恶霸也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的懦夫。 但在网络上，他们会如影随形，难以摆脱。他们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当侮辱的利箭击中了目标，他们也不必亲眼看到你脸上的表情。最奇怪的是，受害者的网络社区往往会助长此类恶行，就好像他们在做梦，或者把全部注意力都投向了视频里的动作镜头。很少有人会挺身而出，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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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群流行病学家发现，网络霸凌受害者的临床抑郁率，比“标准”霸凌受害者还要高。19 如果这还不足以让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么不妨来看看下面这项覆盖了近2 000名美国初中生（六至八年级）的调查。调查发现，在遭受网络霸凌的孩子里，20%都曾经严肃地考虑过自杀，还有另外19%承认他们已经尝试过了。20 根据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自杀是青少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这些数字应该能让父母心生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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