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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最应该当面处理的问题，被降格到了短信和电子邮件。有些学生说，他们接到过分手短信，还有“我不想再跟你做朋友了”之类的网络信息。几乎所有大学校长都说，这一代大学生的社交技能变差了。一位特别不满的校长甚至称他们是“社交无能儿”。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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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想说大多数青少年都是社交上的“原始人”，其实他们很善于追踪他人的动向，所以事实或许正好相反。通过现在的社交媒体，高中时代的兄弟情谊可以跟随他们步入大学，甚至延续至找到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但是，这也让他们失去了某些东西。很多人只满足于跟过去的熟人进行简短的数字交流，或者投身于不需要太多情感资本的“勾搭”潮流。他们不再花心思结交新朋友，创建深厚的友谊。他们的“村落”虽然人丁兴旺、稠密拥挤、错综复杂，但是并不在他们周围：很有可能你交际广泛，但同时却感到极度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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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青少年把遗世独立当作自己的人生志愿，你也不得不考虑社交互动减少对学习能力和个人幸福的影响。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神经学家和大脑成像主任杰·吉德（Jay Giedd）指出，青少年大脑中发生的诸多变化，都可以归因于真实社交接触带来的影响。34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成年人费尽心机，试图在学校里推广数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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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笔记本电脑真能让孩子学到更多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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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之初，在诱人的前沿科技的鼓动之下，家长、老师、学校管理层，甚至政府，纷纷开始筹集资金。为了募集足够的款项，人们卖掉了无数纸杯蛋糕，只为了让电脑进入课堂。盲目的乐观情绪让可行性研究和效果研究黯然失色。虽然它们通常是教育局和学校董事会关注的重点，但却忽然变得无关紧要。很多人相信，技术将会改变教育，推动学术走向民主。如果每个孩子手边都有一台电脑，手指敲击几下就能上网，那么他们都能根据自己的水平自主学习。还有一位老师曾经跟我说，书本很快就会被时代淘汰，更别说课堂了。她班上的二年级小学生需要马上适应这个变化。数字技术，特别是移动信息技术，将会做到所有教师都不曾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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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每童一电脑计划”（One Laptop Per Child）为我们创造了一幅数字乌托邦的愿景：有朝一日，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孩子都能上网。该项目由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之一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牵头，旨在让世界各地所有6岁以上的儿童都能用上低成本、可联网的全新笔记本电脑。他们觉得，只要有一台电脑，贫穷和偏远社会的孩子就能自己学会使用，然后教会他们的家人。这样一来，知识就能快速传播开来。用数字教育理论学家马克·沃沙尔（Mark Warschauer）的话说，这是一种“顺路停车式”的教育：在送完笔记本电脑之后，成年人就可以抽身走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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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电脑预先安装了一个名为“Sugar”的特殊操作系统。根据支持者的说法，它比人类教师更加可靠。而且，任何一个12岁的孩子都能提供技术支持，所以也不用花钱去运营和维护。尼葛洛庞帝解释说：“如果你去了那些乡村学校，你就知道那里的教师确实尽心尽力，但是他们自己可能也只受过小学六年级教育。甚至在某些我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国家，还有1/3的教师从来没受过教育。”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笔记本电脑项目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西摩尔·派普特（Seymour Papert）声称，一旦每个孩子都拥有一台电脑，他们就不再需要面对面的教学指导了。“有了电脑后无需任何人指点就能自己学会使用的人，世界上何止千万。所以我对孩子的学习能力充满信心。”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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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最擅长学习，这倒是真的。但是不少贫困社会的老师早在几十年前就发现，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都会碰到挫折；在战胜挫折之前，他们必须先打下一定的基础。研究者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和其他城市也试行了“每童一电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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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村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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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领导者马克·沃沙尔和摩根·埃姆斯（Morgan Ames）的说法，在学生得到免费的笔记本电脑之后，他们花在课业和创意作业上的时间变少了，网络聊天室倒总能出现他们的身影。研究者还提到，在低收入的家庭中，很多家长都得长时间工作，他们的孩子较少受到成年人监督。所以，他们主要用笔记本电脑来娱乐：玩游戏、聊天、下载音乐和电影。37笔记本电脑和电视一样，确实可以成为教育的工具。但通常来说，它们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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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葛洛庞帝本来打算为发展中社会打造一个数字乌托邦，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笔记本电脑的新主人家里都没有自来水，也没有通电。曾有一位年轻的美国电子工程师志愿前往秘鲁，效力于开始最早、规模最大的“每童一电脑计划”。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出现的问题有大（那里的孩子经常生病）有小（电脑的键盘很容易损坏），不断积聚的问题让任何教育都显得苍白无力。村子里很难找到干净的饮用水，所以他的学生常常会患上痢疾，因为病重而无法学习。用来给笔记本电脑和互联网连接器——“每童一电脑计划”的基本组件之一，进行充电的电源也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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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笔记本电脑本身的问题也不少，如果它们坏掉了，附近一般也没有人能修理。38 这些都是很常见的问题，然而网上关于世界各地“每童一电脑计划”的讨论，谈的都是技术问题，而不是最基本的问题——笔记本电脑真的能让孩子们学到更多东西吗？它们真的能胜过一位负责任且受过良好训练的教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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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刚刚启动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答案。尽管如此，移动信息技术的光明前景和这份礼物沉甸甸的分量（一个崭新的笔记本电脑带来的冲击感，可比一个教师培训项目大多了），仍然引来了一波又一波的企业资金。个人捐赠者也纷纷跟风效仿。其中北美的“捐一得一计划”（Give One, Get One）尤为引人注目。每捐赠400美元，捐赠者就能得到一台特别设计的XO-1笔记本电脑，一名发展中国家的儿童也能得到一台一样的电脑。到2012年为止，“每童一电脑计划”已经开展了7年，年度预算达到1 200万美元，累计给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寄送了250万台笔记本电脑。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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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又如何？孩子拿到笔记本电脑之后，自尊心似乎是提高了，但是他们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并没有任何改善。40 仅以海地为例，该国共发放了15 000台笔记本电脑，但是一半的三年级儿童仍然不认得任何法语或者克里奥尔语单词。这倒也有因可循，因为1/3的海地5～14岁儿童都失学了。在更年长的青少年中，这一比例很可能还会更高。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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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泊尔，一台补助笔记本电脑的价格是77美元，该国至少已经送出了2 500台电脑。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0年发布的数据，该国政府每年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教育支出只有区区61美元。教育投资如此微不足道，难怪79%的尼泊尔二年级学生都是文盲，有没有笔记本电脑都一样。42 对比来看，美国2010年度的教育开支差不多是尼泊尔的200倍：小学生每人每年11 000美元，中学生每人每年12 000美元。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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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为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移动技术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对此深信不疑，热烈追捧。但是，它不但引发了许多教育问题，也引发了诸多严重的伦理问题。2009年，“每童一电脑计划”开始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发放新电脑。恰恰从那年开始，疟疾患者的数量勐增到250%。我们当然知道，笔记本电脑并不是疟疾和内战的原因。你也可以争辩，就算国家面临着其他问题，儿童的教育也应该持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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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以技术为中心的现代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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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国外转向身边吧。当年笔记本电脑刚开始进入校园的时候，我也不能免俗。那是2000年，我12岁的儿子刚刚步入中学，我帮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实验项目。当时，北美和欧洲地区突然出现了不少无出其类的笔记本电脑计划，这便是其中之一。它甫一出现，就让一群爱子心切又热爱科技的家长们沦陷了。他们慷慨拿出1 000美元，为家里的每个孩子购置了一台专用的笔记本电脑。这个新计划旨在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一台自己的电脑，不用跟其他人分享，它的理念跟“每童一电脑计划”差不了多少，它的第二项“成就”——如果你真可以称之为成就的话，就是拿PowerPoint和Excel当作检测学习成果的首要工具，其他科技含量较低的评估方法，比如书面考试和期末论文，只能位居其后。不久以后，我就发现自己犯了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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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子和他的同学们都把时间花在了上网和玩电脑游戏上；如果老师从旁经过，学生们就会手脚麻利地切换回当前的课堂界面。他们的自选作业是准备一套极其幼稚的PowerPoint。（在我儿子制作的第一套还是第二套PowerPoint里，目标任务的头顶上盘旋着一坨添加了动画效果的大便，就像连环画里表现人物内心独白的对话框。）一开始，他还觉得这一切都挺有趣。但不久以后，学生们的注意力都被电子屏幕吸走了，教师不得不在课堂上花大量时间集中他们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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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他打起了退堂鼓。但是，学校管理层急于证明这个先锋计划的效果，所以不允许他中途退出。他们深信自己的实验性笔记本电脑计划一定能取得成功，为了取得实证，他们用尽了一切办法。最后，他们确实达成所愿：只需要把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都安排到使用笔记本电脑的班级就行了。有时，甚至不惜违背学生本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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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其他情况下都十分精明的家长和学校管理层，为什么会在课堂科技上栽了大跟头？在《何时可以信任专家？》（When Can You Trust the Experts?）一书中，心理学家丹尼尔·威林厄姆（Daniel Willingham ）利用认知科学实验推翻了许多看似神圣、实则没有证据支持的“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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