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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移植疗法比标准疗法更有可能延长病人的寿命吗？我们并不确定，所以答案似乎是“不一定”。病人当然愿意尝试任何有可能延长自己寿命的方法，有些医生则愿意为病人提供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的希望。病人不愿意参加有控制组的临床试验，因为他们可能会被随机分配到传统疗法组而非骨髓移植疗法组，由于招募实验对象不容易，要从这类临床试验得出结果需要耗费多年时间。在最先给出报告的5个临床试验当中，有4个结果并没有在骨髓移植疗法和传统疗法之间找到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的差异。另外一个结果虽然说骨髓移植疗法效果更佳，然而研究者很快就坦承自己“严重违反了科学的诚实和正直原则”。《纽约时报》更直言不讳地说：“他捏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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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情心的角度说，似乎大家都同意濒临死亡的病人可以尝试未经检验的疗法。但从理性的角度看，这样做会开启贩卖希望之门，而且会对真正有效疗法的发明造成阻碍。比如，对于患癌症的儿童，医生不同意对他们采取未经临床试验的疗法。结果在所有癌症患儿中，有60%的人参加了临床试验，这使得挽救癌症患儿生命的进展，比挽救成年癌症患者的进展要快得多。用骨髓移植疗法来治疗某种罕见的儿童癌症，很快就进行了临床试验，并被认定的有效的疗法。最早用骨髓移植疗法治疗乳腺癌的开路先锋之一，在看到更多证据之后承认：“我们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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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分数和大学一年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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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出，用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成绩和用高中成绩预测大学成绩的效果差不多。把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分数和大学成绩放在一起看，效果会比只看其中之一要好。我们也看到，不论是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成绩还是高中成绩，预测大学学业表现的结果都不算理想。高中成绩与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分数差不多的学生，大学学业的表现却常常大相径庭，因为读书的动力和习惯对大学成绩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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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把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成绩当作是否录取学生的参考依据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他们不仅看重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成绩，还在意学生是否有强烈的学习动机，就更好了，因为这种动机能让底子不好的学生也有可能成功。关于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争论并不是对分数的争论，而是关于大学应该如何运用所有的信息来决定是否录取学生，以及大学的招生目标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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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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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包含许多相互矛盾的数据，以及一些隐性因素。左翼人士想要减小贫富差距，而右翼人士认为有钱人的财富是他们应得的。我必须指出，这牵涉重要的统计观点。图12-4和图12-5展示的是“横截面数据”（cross-sectional data），也就是每一年的所有家庭数据。如果追踪各个家庭随时间变化的“时间序列”（longitudinal data），可能就会看到不一样的情况。考虑一对已婚夫妇贾马尔和汤雅，他们先是半工半读，然后靠申请贷款攻读研究生。那时，他们属于收入最低的1/5群体。毕业之后他们的收入急剧增加，到40岁时已跻身收入最高的群体。因此，许多低收入家庭只是暂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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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序列研究很费钱，因为必须追踪研究同一批家庭许多年。而且，因为有些家庭会中途退出，所以研究结果很容易有偏差。有一项关于所得税申报书的研究发现，在收入最低的1/5家庭中，10年之后只有14%的家庭仍然属于最低收入群体。不过，最穷的人根本不用申报所得税。另一项研究是以5岁以下的儿童为实验对象。分别从1971年与1981年开始的研究显示，出生于收入最低家庭的儿童有60%在10年后仍然属于最低收入群体。的确有许多人随着年龄增长而由穷变富，但也有很多人一直很穷。不幸的是，有许多儿童生在低收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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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枪支管制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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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特到底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他的研究比起以前大部分得出支持管制枪械结论的研究更复杂。然而，大型的观察研究有许多可能的弱点，尤其当该研究寻求的是随时间的推移出现的趋势时。18年中发生了许多事情，而有些并没有被纳入洛特的模型，比如，警察缉查非法枪械的行动比以前更积极了。好的数据不容易取得，比如，合法拥有枪械的人数低于政府发放的准许个人拥有枪支的执照数，而且实际人数很难估计。因此，我们必须做非常仔细的工作，才能对洛特的统计研究做出合理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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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洛特的最好理由，包括对于观察研究弱点的了解，以及设计更精密的统计研究所得出的应该减少枪支流通的结论。在哥伦比亚国内的数个城市暂时性地禁止携枪，谋杀率和此前相比的确降低了。堪萨斯城枪支实验比较了两个犯罪率高的地区。在其中一个地区，警察在汽车停下时或者有人违反交规时搜车并没收枪支，使得枪支犯罪率下降了一半。而在另一个未采取此种处理方式的地区，枪支犯罪率没有变化。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禁止非法持枪可以减少枪支犯罪率。当然，洛特讨论的是合法持枪，较高的合法持枪水平也可以减少犯罪。就像许多因果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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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CPI夸大了通货膨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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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容易偏高，因为当消费者试着通过购买当月较便宜的商品来维持生活品质，比如从买牛肉改成买豆腐时，CPI是体现不出这些变化的。这就是外部专家批评CPI的理由：CPI不能反映“生活成本”的变化。他们提出的第一项建议是：“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应该设法建立一项生活成本指数。”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对此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不论是他们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做。他们还说：“对于‘生活质量’改变的量度，可能要依靠过多的主观判断，以致无法提供能让人接受的CPI调整依据。”即便如此，有一种在原则上和生活成本的度量比较接近的指数，已于2002年出现。这个指数被称作“城市居民链式消费价格指数”（C-CPI-U）。通过反映各类别商品之间的替代性，这个指数更接近生活成本指数。这个指数可能算作一个进步，但并不意味着定义生活水平和测量生活成本随时间变化的难题就此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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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合法赌博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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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赌博的人有不错的证据反对合法赌博，比如，赌博会让人上瘾。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估计病态赌徒押下的赌注占所有赌资的15%，而且这些人当中的每一个终其一生会导致纳税人花费12000美元在社会与警察工作上。赌博的确毁了某些人的一生，也间接对别人造成了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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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州政府发行的彩票，涉及政府鼓励民众赌博的问题。在纽约州发行彩票之初，我记得广告牌上写着“为了支持我们的教育事业，来买彩票吧”，收效甚微。于是，广告语很快就变成了“想要一夜暴富，来买彩票吧”。彩票通常只把销售额的一半左右拿出来当彩金，想靠它发财还不如去赌场玩老虎机。职业赌徒和统计学家多半对彩票不屑一顾，因为它很不划算。穷人的收入中花在买彩票上的比例比富人高。彩票或许是一种志愿税，但它对穷人的影响更大。美国各州政府花费数亿美元打广告，说服穷人输掉更多的钱。我们的建议是：州政府应该少做点儿广告，并且把彩票收益多拿一些出来做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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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州政府发执照给赌场，除了因为赌场纳税并能吸引游客外，当然也因为很多人喜欢去赌场玩。事实上，除了拉斯韦加斯，大部分赌场吸引的赌客主要是住在附近的人。有赌场的县犯罪率较高，然而也有许多潜在变量可以对此做出解释。病态赌徒因犯罪而被逮捕的概率的确较高，不过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仍然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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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赌博活动与否的争论持续不断。与此同时，网络赌博已经绕过政府的监管，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赌博环境，这使得许多旧论点变得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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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应该禁止显著性检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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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罗森塔尔提出的问题很可能让你大吃一惊。和“一定要问数据是怎么来的”一样，“一定要把数据用图展示出来”也是我们的座右铭之一。心理学家通常会仔细地思考应该怎样生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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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回应，美国心理学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罗森塔尔为该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之一。调查委员会认为不应该禁止统计检验，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事实上是如何做优质的统计推断的大纲。具体包括：清楚定义你的总体，说明数据如何产生且尽可能使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描述你的变量和度量方法，说明样本大小以及如何决定该样本的大小。如果有实验对象中途退出或出现其他实际问题，报告中也要做出说明。如果你已搜集了数据，在计算任何统计量之前，应该先看看数据和计算结果是否合理。要知道，“根据非随机样本的数据来得出有关因果关系的结论，是非常冒险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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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其他内容，不过，以下是有关统计检验的关键之处：“很难想象在何种情况下，只做出接受或拒绝的决定会优于报告p值或者置信区间……报告p值的同时一定要提出‘效应大小’的估计值”。真的要禁止做统计检验吗？“虽然禁止统计检验可以防止其被滥用，但是委员会认为反例更多，足以支持统计检验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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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章文中练习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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