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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子没时间看很多书，也不知道泰淳在写小说，还以为他是个教中文的老师。泰淳总是请客，对她来说，他是那个带自己吃喝的人。如果他来的时候是晚上，她就让他付账，喝店里非法售卖的私酿烧酒；白天，要么选店里的巧克力芭菲（其实就是冰激淋上面放一块巧克力，用的巧克力仍是美军物资），要么选三省堂书店那边的“葬礼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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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姑娘对食物的爱透出近乎原始的生命力。百合子打动泰淳的，更多在于这种小动物般的天真直白。为了从四角恋爱的困局挣脱出去，泰淳接受了一份北海道的教职。在他离开前，1947年10月的一天，两人在街上闲走，百合子透露了一个重大的秘密。她说，自己的外公是铃木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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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起曾震动整个日本的事件。1919年（大正八年）6月6日，在新潟县的信浓川畔，有人发现了一只装满尸块的行李箱。很快警方查明，死者是横滨的进口米商人铃木辩藏，杀人者则是农商务省进口米部门的技师山田宪及其同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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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辩藏死得凄惨，在当时，对于他的死，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有人为民除害”。大正时期，米商囤货导致米价暴涨，普通人的生活愈发艰难，富山县1918年还发生过米价导致的暴动。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设立了进口米管理部，指定一些大商店以公定价格进行大米买卖。拥有政府指定的牌照，就等于有了赚钱的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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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在米店当伙计的铃木辩藏是典型的暴发户。他靠倒卖大米和期货投资，迅速获取了巨额财富。山田宪在负责牌照的进口米部分工作，自然是铃木辩藏“公关”的对象。他先是带山田宪参与大米期货，导致其背了一身债，然后开始游说对方放出牌照。此时，山田宪找理由向铃木辩藏索要了五万日元的贿赂。无疑是一笔巨款。作为参照，夏目漱石发表于1906年的《哥儿》，主人公担任教职的工资是4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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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铃木辩藏试图要回那笔钱，反被杀害。山田宪在法庭上声称自己是对无良商人进行天诛，最终他被判死刑，两名共犯分别被判监禁十五年和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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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从得知，百合子究竟出于怎样的心理向泰淳提起这件事。或许她是想挽留即将离开的泰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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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家有不成文的共识，不要对外人提起家里长辈的事。其背景就在于大众对铃木的死缺乏同情。而且，百合子并非铃木的亲外孙女。百合子的父亲入赘铃木家，和妻子育有一双儿女。岳父和妻子去世后，他和第二任妻子生下四个孩子，分别是谦太郎，百合子，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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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淳在北海道没待多久就回来了。百合子讲述的故事一直萦绕于心，他想写关于铃木辩藏事件的小说。两人的关系逐渐稳固，他带百合子去了好友埴谷雄高夫妻家。埴谷雄高比泰淳大三岁，他在1931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其后被捕并坐牢。1946年，他与同伴创办《近代文学》，开始在该杂志连载《死灵》。这是一部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思辨性作品，由于作者的肺结核病情加重，连载中断（进入70年代，埴谷雄高重开连载，直到他去世，仍未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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埴谷雄高早先在兰波咖啡馆就和百合子相熟，此番她作为泰淳女友出现，重新接触之下，他不仅意识到百合子的“有趣”，也感到泰淳作为作家的“深化”。靠收房租补贴生活的埴谷家相对富裕，泰淳他们在过年的时候去蹭饭，百合子一个人吃了一大碗小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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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的《玄想》杂志上，泰淳发表了《吃东西的女人》。兰波咖啡馆的客人们不难认出女主人公房子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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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隔了许久去到那间咖啡馆，刚在角落的位子落座，她立即鞠了个躬，过来点单。接着，她对账台那边的服务生说：“我也要一个甜甜圈。”玻璃柜台里，甜甜圈和巧克力等摆在一起。服务生夹了一个出来。这时，她继续面向我这边，用指尖捏着高级的甜甜圈，咬了一口。她在品味炸得透透的、沾满了砂糖粉、形状完美的甜甜圈。她吃得很香，我几乎能感觉到她的咀嚼感和舌尖上的汁液。仿佛在那个瞬间，在那间咖啡馆里，不，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她和甜甜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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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的形象凝缩在“吃”，到了1949年的《未来的淫女》（《别册文艺春秋》），泰淳笔下的女主人公显得更为立体。开篇第一句：“马屋光子对我来说是个有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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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女招待光子的生活被泰淳白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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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听取顾客点单，送去酒、咖啡、花生和柿种。她清出炉灰，添加泥炭。她在客人旁边稍坐，喝啤酒。和人猜拳赢了，对方拧住她的胳膊，浇她一头的酒。她用包袱布裹着瓶子，跑去买酒和肉。她严格按照账目，让顾客用全副家当付账（数学是她最喜欢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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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光子经常叠穿两件外套。两件外套的口袋都被老鼠咬坏了，因为她常把吃剩的食物放在衣兜里。她的被子也破旧不堪，“无论在战场还是监狱，我都没见过那样让人发痒和难受的被子”。有一次她喝醉了上厕所，想把购物篮搁在厕所的窗台上，结果篮子掉了下去。她在满是污水形同小河沟的后巷里拼命摸索，最终也没能找到篮子。篮子里有中原中也的诗集，她手抄了中原其他诗的本子，还有基督教的《公教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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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应该正是二十出头的百合子的形象，一个随身携带诗集的年轻女招待。当时，泰淳开始和百合子同居。说是同居，其实就是到百合子的住处留宿，有时他在天亮后回寺院（他父亲改任目黑长泉院住持）。百合子搬过好几次家，神保町、小川町、中野，泰淳在每一处来来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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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发表了一些小说，泰淳的收入据说只够负担百合子一半的月租。兰波咖啡馆的顾客之一是筑摩书房的创始人古田晃，百合子去筑摩的办公室收酒账的时候，还一并帮泰淳索取滞纳的稿费。泰淳说，自己出生在僧人之家，稿费就等于布施。意思是，别人不给，他不好主动要。日子难过，只能由百合子开这个口。筑摩书房的经济也十分窘迫，财务以书抵稿费，百合子用包袱布背着一堆书，刚离开出版社，便直接跋涉到旧书店去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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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百合子一直没停止工作。继兰波之后，她又去了其他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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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和女人为恋爱做的付出很难对等。两人同居期间，百合子四次堕胎，第四次甚至导致她一时气绝。无论男方出于何种理由不想要孩子，都不该这样折磨伴侣。让人震惊的是，泰淳将两人生活中的这些细节一一用在了小说女主人公光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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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写两人的关系倒也罢了，《未来的淫女》是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叫作《血与米的故事》（《风雪》，1949）。看标题便知，铃木家的故事终于在泰淳笔下登场。此事在铃木家引起了轩然大波，哥哥带弟妹们开了会，说不能让泰淳再写下去。百合子不肯出面应对，和她最亲近的弟弟修（当时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大学生）找泰淳做了严厉的谈话。小说没再继续，泰淳后来的单行本和作品全集均未收录这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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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两人一起搬到杉并天沼。那之前，百合子住过咖啡馆二楼、强悍的老婆婆经营的情人旅馆的别栋、印刷厂兼中介的阁楼。从外观看，天沼的居所比以前住过的要体面些，是一栋传统的老屋。穿过石头大门，爬上石头台阶，屋外有绿植。房东老太太和小女儿夫妻住楼下，泰淳和百合子租了二楼的两个房间，南面对着宽走廊，日照不错。泰淳总是窝在东面小房间阴暗的角落写稿，一天抽六十支烟，不断往烟灰缸里吐痰。他在写《风媒花》，围绕“中国文化研究会”一群人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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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淳和百合子的家中只有一床被，如果来了客人，他们和客人两头睡。如果客人再多，只能盖上房东的蚊帐。每当泰淳有了稿费，就请朋友们吃中餐或鳗鱼饭，很快钱用完了，打回原形。即便手头窘迫，两人也经常去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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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子又怀孕了。她上一次堕胎的危局让泰淳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继续。1951年，两人结了婚。泰淳在晚年的作品中写道：“如果不是因为饿肚子，我们或许不会结婚。如果不是饿着肚子，我们就不会喝酒。如果不喝酒，我们的行动就不会那么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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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女儿出生，泰淳给女儿取名为“花”（百合子习惯喊女儿“花子”）。26岁的年轻妈妈和她39岁的丈夫不太懂得怎么照顾婴儿。天沼的房子老鼠肆虐，泰淳怕老鼠咬孩子，一家三口搬到片濑江之岛一个接生婆家的二楼。邻居们都靠夏天的海边做生意，他们最大的关心是七八九月的周末天气。泰淳写道：“从事虚业的我，待在这样的地方心里放松。”他一直把写小说叫作“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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