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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子喜欢海边的生活。她经常长时间在海里游泳，还是个婴儿的花被放在海滩上。泰淳这样描述百合子带孩子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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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她一根炸薯条，直到母亲游腻了为止，连续几个小时，她乖乖地躺在海浪席卷的沙滩上，渔船的阴影里。她还慢慢地吃了沾满沙的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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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哭也不哭，独自睡着。不管来了什么客人，不管我们因为什么话题而吵吵嚷嚷，婴儿仿佛住在另一个世界，安静地睡着。老婆当然是爱孩子的。所以，孩子健康地长大了。不过，来喝酒的客人也好，来谈天说地的客人也好，百合子自己都可喜欢了，所以她像是忘了孩子，直到客人们回去。（《眩晕的散步》，中央公论社，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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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泰淳的父亲去世。父亲认真读过泰淳的小说，评论道，你的小说像竹子嫁接在树上。可能是为了让泰淳的母亲安心，1953年，小家庭搬回了目黑的长泉院。大岛家的长子大岛泰雄此时是东京大学农学部水产学教授，无论是他还是以写作为业的泰淳都无意继承寺院，于是从福岛会津请来和泰淳同辈的亲戚，担任新住持。因为还要管会津那边的寺院，住持不常在东京，原本是外人的百合子主动帮忙处理长泉院的事务。幼年时，她像所有富家女一样习字、学古琴、学唱传统歌谣。理所当然，她写一笔好字。百合子帮信众们写供养用的卒塔婆木牌，还发明了给基督徒的卒塔婆木牌，在顶上画一个十字架。她做这一切极其自然纯熟，信众们都以为她原本是哪间寺院的女儿。不过，泰淳生性严格的母亲对儿媳有一些看不惯的地方。泰淳解释说，百合子从小没了妈，所以不懂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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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长泉院住了四年。其间，泰淳写了《光藓》（《新潮》，1954）。1944年，北海道一艘船遇难，船长在冬天的知床海岬靠吃船员的尸体活下来。小说便是以这一事件为蓝本。泰淳的这部小说后来改编为电影，还被搬上歌剧舞台，是他影响较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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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子重新联系上从前要好的中学同学，有时带着女儿去横滨和同学们见面。念中学时，她从不修饰自己，穿着破旧的校服，同学去她家玩，发现那是栋大宅，十分惊讶。可以想象，铃木家的孩子们因为不想让人议论财富的来源，在外习惯保持低调。如今百合子成了打扮精致的年轻妈妈，白色百褶长裙，粉色衬衫，化了妆，涂了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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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泰淳和他的同伴们在文坛俨然已是前辈作家。从1956年起，泰淳开始担任中央公论新人奖的评委。与他共同任评委的是伊藤整和三岛由纪夫，第一期获奖者是吉他手深泽七郎的《楢山节考》（在1958和1983年被改编为电影）。只比泰淳小两岁的深泽七郎很快与武田夫妻成了好友，还教百合子弹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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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武田一家三口搬到杉并区上高井户的公团住宅。公团住宅是由日本住宅公团提供的出租屋，面向中等收入家庭，由于供不应求，租户需要通过抽签获得入住名额。社区通常很大，由若干栋不带电梯的多层建筑组成，外观有点像中国的老公房小区。搬家后，泰淳让女儿就读离家三站地的立教女学院小学，是一所基督教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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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居住让他们与朋友走动更加方便。泰淳的交游广阔，竹内好、丸山真男、梅崎春生、埴谷雄高和大冈升平，都与他常有往来。和作家们在一起，百合子总是装扮得当，但她的衣着要看场合。武田花小时候记忆中的妈妈，常穿黄色紧身裙或旗袍。她还记得，自己学习不好，学校喊家长，这时，妈妈穿着日常衣服和拖鞋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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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井户的住所旁边有家面包厂。一大早就有过于浓重的气味和喧嚣，让凌晨起来写稿的泰淳苦不堪言。1960年，武田家搬到赤坂冰川町，租了当时少见的复式公寓。可见泰淳的收入大有提升。彼时的赤坂不像如今繁华，除了一些老店铺，有大片的空地和绿树。新家与冰川神社毗邻，泰淳在天色尚黑时开灯写稿，神社的鸡以为天亮了，咯咯报晓。这让泰淳惴惴不安，对百合子说：“我感觉就像自己干了坏事被发现了，窘得很。我在方格稿纸上填字，一页一页地写小说，就像一张一张地做假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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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还有一项变化，赤坂的公寓有出租停车位，武田家买了车。早在长泉院时期，百合子有段时间每天一早出门，不知去了哪里。泰淳嘴上不问，心头惴惴不安，心想，这人不会是有外遇了吧。待谜底揭晓，原来百合子一直在学车，并顺利考取大型车两种驾照（该驾照可以开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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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生活方式的变化，其实不过是时代变化的一隅。1959年，富士观光株式会社成立，第二年开始分让“富士樱高原别墅地”。武田家和大冈升平家先后在位于山梨县富士山麓的别墅地建了小楼。在武田家，诸如添置不动产的大事向来是百合子一个人拿主意，后来她还在下田买过一块地，一直没盖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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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子为什么会想到在富士山盖房子呢？可推测的是，她想离开东京透口气。在东京，除了家务，她还得处理和泰淳写作相关的诸多杂务，从送稿件到领稿费，以及开车接送泰淳。此外，从1958年起，“第一次战后派”作家们每月举办一次“后天会”，除了泰淳，参会者还有野间宏、堀田善卫、椎名麟三、梅崎春生、中村真一郎和埴谷雄高，会场经常放在武田家，百合子的接待任务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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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武田花升上同校的初中，开始寄宿。她后来回忆，父母一定是早有预谋，为了到富士山待着，才让自己住校。证据就是，那之前，他们给她买了只博美犬，取名“波可”。百合子十分宠爱小狗，如果家里吃汉堡肉饼，会做一只小小的给波可。年底，富士山麓的小屋盖好了。从圣诞节到翌年年初，一家三口迫不及待地在那里住了几天。山上的严寒让人猝不及防，抹布刚拧完就结冰，三个人各自用两条毛巾包住脑袋，打扮得像小偷一般进被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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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淳为富士山的小屋写下门牌，“武田山庄”。1964年晚春，武田一家开始了东京和富士山两地往返的生活。恰逢富士山收费道路（Subaru line）于当年开通，这是从河口湖到富士山半山腰的公路。尽管上山有了新路，从东京赤坂的公寓到山庄，以当时的道路情况，开车单程需四五个小时。不过，对百合子来说，离开东京的好处胜过了长途驾驶的疲累。至于泰淳，等尝过山居的静谧与安闲，他经常心血来潮般说，明天进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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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百合子开始写山居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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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泰淳提的要求。他把一册别人给的日记本放在百合子面前，说：“这个送给百合子。你来写日记吧。只在山上期间写就行。我也会写。我们轮着写吧。怎么样？这样你就会写吧？”百合子摇头。他又说：“随便你怎么写都行。要是没东西写，也可以只写那天买的东西和天气。如果有好玩的事或者做了什么，写下来就行了。用不着在日记里抒情或反省。因为你是个不适合反省的女人。你只要一反省，就会耍滑头。百合子经常和我说话或者自言自语，对吧？就像你说话那样写就行。你按自己容易写的方式写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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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提出“轮着写”，由泰淳执笔的日记只有寥寥几篇，女儿武田花偶尔也写个一两天。譬如，1965年3月31日，母女俩在院子里种下了深泽七郎送的十七株梅树。五年前，深泽七郎因为小说《风流梦谭》引起右翼的攻击，还导致中央公论社社长家遭右翼袭击，保姆在事件中死亡。这件事发生后，深泽七郎停笔，四处流浪。要等到1965年秋，他才再度安顿下来，开设“爱我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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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岁的武田花写道：“妈妈干活最起劲（总是这样），她很愉快，看起来累了。妈妈只要开始挖坑，或是开始弹吉他，做一整天也很有耐心。她做这些就忘了做饭。爸爸会写一整天小说，很有耐心。我做什么都没耐心，别人让我做，我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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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子始于1964年7月的日记，虽说是按泰淳的要求写的，但并不敷衍。在山里每天的日常，一日三餐的内容，购物清单，自然风物，都被她以冷静的仿佛第三者的笔触做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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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田家每次来去山庄的时间不定，通常和泰淳的工作安排有关。有时一待就是半个月，有时隔天就走。加起来每年总有半年时间在山里。小楼虽然简素，院子很大，占地1200多平方米。百合子在院子里种树，养花。山庄位置不便，最近的购物点是管理处，走路也有些距离，那儿东西卖得贵，百合子通常开车到山下的河口湖或富士吉田，采买食物用品，给车加油。她很快和加油站以及商店的人们混熟了，每次去，加油站的大叔都会送她冰激淋什么的。另一个和武田家交往较多的当地人是石材店的外川。武田家想建围墙，让管理处找承建方，找来的便是外川。1964年8月9日的日记，他首度登场，百合子称他为“石材店的大叔”。8月14日，围墙建好了，这天的日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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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当地的葡萄酒、甜甜圈、炸仙贝、水果罐头庆祝完工。女工们说，今天回家就开始休盂兰盆假期，之后休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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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女工是山下的N村的人，据说一个是理发店的，另外两个是农家的主妇。女工把一升装的葡萄酒满满地倒进杯里。“啊，好喝。”她们说，因为过节，社长（石材店的大叔）给每人发了一件红梅单衣和服。社长用粗胖的手指一点点剥开奶酪的银纸，边吃奶酪，边滋滋地小口喝着啤酒，显得满足。他就像那种大叔，去酒馆里请女招待们喝酒，置身于她们中间，便兴高采烈。他雇的女工较多，说不定他在工作中也有这样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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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外川便常常上门。有时给武田家带吃的，有时路过歇脚。他相当健谈，讲了许多当地的事。1965年6月7日的日记，有一个条目是“外川的话”，记述了他关于种田的谈话。除了石山，外川还拥有田地，由他的妻子打理。百合子详细记录当地人的话语，连口音也栩栩如生，很可能是为泰淳的写作积累素材。6月8日的日记有大段前一天的谈话补记，接下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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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外川在昨天6月7日讲的，种田以外的事。昨晚太困了，不想写了，就没写，今天丈夫说：“要把外川说的话写下来呀。”所以我趁没忘记来写。真烦啊。手指会疼，而且写字好麻烦。要是外川以后也讲好多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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