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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淳在北海道没待多久就回来了。百合子讲述的故事一直萦绕于心，他想写关于铃木辩藏事件的小说。两人的关系逐渐稳固，他带百合子去了好友埴谷雄高夫妻家。埴谷雄高比泰淳大三岁，他在1931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其后被捕并坐牢。1946年，他与同伴创办《近代文学》，开始在该杂志连载《死灵》。这是一部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思辨性作品，由于作者的肺结核病情加重，连载中断（进入70年代，埴谷雄高重开连载，直到他去世，仍未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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埴谷雄高早先在兰波咖啡馆就和百合子相熟，此番她作为泰淳女友出现，重新接触之下，他不仅意识到百合子的“有趣”，也感到泰淳作为作家的“深化”。靠收房租补贴生活的埴谷家相对富裕，泰淳他们在过年的时候去蹭饭，百合子一个人吃了一大碗小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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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的《玄想》杂志上，泰淳发表了《吃东西的女人》。兰波咖啡馆的客人们不难认出女主人公房子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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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隔了许久去到那间咖啡馆，刚在角落的位子落座，她立即鞠了个躬，过来点单。接着，她对账台那边的服务生说：“我也要一个甜甜圈。”玻璃柜台里，甜甜圈和巧克力等摆在一起。服务生夹了一个出来。这时，她继续面向我这边，用指尖捏着高级的甜甜圈，咬了一口。她在品味炸得透透的、沾满了砂糖粉、形状完美的甜甜圈。她吃得很香，我几乎能感觉到她的咀嚼感和舌尖上的汁液。仿佛在那个瞬间，在那间咖啡馆里，不，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她和甜甜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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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的形象凝缩在“吃”，到了1949年的《未来的淫女》（《别册文艺春秋》），泰淳笔下的女主人公显得更为立体。开篇第一句：“马屋光子对我来说是个有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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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女招待光子的生活被泰淳白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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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听取顾客点单，送去酒、咖啡、花生和柿种。她清出炉灰，添加泥炭。她在客人旁边稍坐，喝啤酒。和人猜拳赢了，对方拧住她的胳膊，浇她一头的酒。她用包袱布裹着瓶子，跑去买酒和肉。她严格按照账目，让顾客用全副家当付账（数学是她最喜欢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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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光子经常叠穿两件外套。两件外套的口袋都被老鼠咬坏了，因为她常把吃剩的食物放在衣兜里。她的被子也破旧不堪，“无论在战场还是监狱，我都没见过那样让人发痒和难受的被子”。有一次她喝醉了上厕所，想把购物篮搁在厕所的窗台上，结果篮子掉了下去。她在满是污水形同小河沟的后巷里拼命摸索，最终也没能找到篮子。篮子里有中原中也的诗集，她手抄了中原其他诗的本子，还有基督教的《公教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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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应该正是二十出头的百合子的形象，一个随身携带诗集的年轻女招待。当时，泰淳开始和百合子同居。说是同居，其实就是到百合子的住处留宿，有时他在天亮后回寺院（他父亲改任目黑长泉院住持）。百合子搬过好几次家，神保町、小川町、中野，泰淳在每一处来来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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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发表了一些小说，泰淳的收入据说只够负担百合子一半的月租。兰波咖啡馆的顾客之一是筑摩书房的创始人古田晃，百合子去筑摩的办公室收酒账的时候，还一并帮泰淳索取滞纳的稿费。泰淳说，自己出生在僧人之家，稿费就等于布施。意思是，别人不给，他不好主动要。日子难过，只能由百合子开这个口。筑摩书房的经济也十分窘迫，财务以书抵稿费，百合子用包袱布背着一堆书，刚离开出版社，便直接跋涉到旧书店去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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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百合子一直没停止工作。继兰波之后，她又去了其他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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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和女人为恋爱做的付出很难对等。两人同居期间，百合子四次堕胎，第四次甚至导致她一时气绝。无论男方出于何种理由不想要孩子，都不该这样折磨伴侣。让人震惊的是，泰淳将两人生活中的这些细节一一用在了小说女主人公光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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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写两人的关系倒也罢了，《未来的淫女》是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叫作《血与米的故事》（《风雪》，1949）。看标题便知，铃木家的故事终于在泰淳笔下登场。此事在铃木家引起了轩然大波，哥哥带弟妹们开了会，说不能让泰淳再写下去。百合子不肯出面应对，和她最亲近的弟弟修（当时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大学生）找泰淳做了严厉的谈话。小说没再继续，泰淳后来的单行本和作品全集均未收录这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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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两人一起搬到杉并天沼。那之前，百合子住过咖啡馆二楼、强悍的老婆婆经营的情人旅馆的别栋、印刷厂兼中介的阁楼。从外观看，天沼的居所比以前住过的要体面些，是一栋传统的老屋。穿过石头大门，爬上石头台阶，屋外有绿植。房东老太太和小女儿夫妻住楼下，泰淳和百合子租了二楼的两个房间，南面对着宽走廊，日照不错。泰淳总是窝在东面小房间阴暗的角落写稿，一天抽六十支烟，不断往烟灰缸里吐痰。他在写《风媒花》，围绕“中国文化研究会”一群人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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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淳和百合子的家中只有一床被，如果来了客人，他们和客人两头睡。如果客人再多，只能盖上房东的蚊帐。每当泰淳有了稿费，就请朋友们吃中餐或鳗鱼饭，很快钱用完了，打回原形。即便手头窘迫，两人也经常去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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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子又怀孕了。她上一次堕胎的危局让泰淳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继续。1951年，两人结了婚。泰淳在晚年的作品中写道：“如果不是因为饿肚子，我们或许不会结婚。如果不是饿着肚子，我们就不会喝酒。如果不喝酒，我们的行动就不会那么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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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女儿出生，泰淳给女儿取名为“花”（百合子习惯喊女儿“花子”）。26岁的年轻妈妈和她39岁的丈夫不太懂得怎么照顾婴儿。天沼的房子老鼠肆虐，泰淳怕老鼠咬孩子，一家三口搬到片濑江之岛一个接生婆家的二楼。邻居们都靠夏天的海边做生意，他们最大的关心是七八九月的周末天气。泰淳写道：“从事虚业的我，待在这样的地方心里放松。”他一直把写小说叫作“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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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子喜欢海边的生活。她经常长时间在海里游泳，还是个婴儿的花被放在海滩上。泰淳这样描述百合子带孩子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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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她一根炸薯条，直到母亲游腻了为止，连续几个小时，她乖乖地躺在海浪席卷的沙滩上，渔船的阴影里。她还慢慢地吃了沾满沙的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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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哭也不哭，独自睡着。不管来了什么客人，不管我们因为什么话题而吵吵嚷嚷，婴儿仿佛住在另一个世界，安静地睡着。老婆当然是爱孩子的。所以，孩子健康地长大了。不过，来喝酒的客人也好，来谈天说地的客人也好，百合子自己都可喜欢了，所以她像是忘了孩子，直到客人们回去。（《眩晕的散步》，中央公论社，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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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泰淳的父亲去世。父亲认真读过泰淳的小说，评论道，你的小说像竹子嫁接在树上。可能是为了让泰淳的母亲安心，1953年，小家庭搬回了目黑的长泉院。大岛家的长子大岛泰雄此时是东京大学农学部水产学教授，无论是他还是以写作为业的泰淳都无意继承寺院，于是从福岛会津请来和泰淳同辈的亲戚，担任新住持。因为还要管会津那边的寺院，住持不常在东京，原本是外人的百合子主动帮忙处理长泉院的事务。幼年时，她像所有富家女一样习字、学古琴、学唱传统歌谣。理所当然，她写一笔好字。百合子帮信众们写供养用的卒塔婆木牌，还发明了给基督徒的卒塔婆木牌，在顶上画一个十字架。她做这一切极其自然纯熟，信众们都以为她原本是哪间寺院的女儿。不过，泰淳生性严格的母亲对儿媳有一些看不惯的地方。泰淳解释说，百合子从小没了妈，所以不懂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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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长泉院住了四年。其间，泰淳写了《光藓》（《新潮》，1954）。1944年，北海道一艘船遇难，船长在冬天的知床海岬靠吃船员的尸体活下来。小说便是以这一事件为蓝本。泰淳的这部小说后来改编为电影，还被搬上歌剧舞台，是他影响较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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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子重新联系上从前要好的中学同学，有时带着女儿去横滨和同学们见面。念中学时，她从不修饰自己，穿着破旧的校服，同学去她家玩，发现那是栋大宅，十分惊讶。可以想象，铃木家的孩子们因为不想让人议论财富的来源，在外习惯保持低调。如今百合子成了打扮精致的年轻妈妈，白色百褶长裙，粉色衬衫，化了妆，涂了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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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泰淳和他的同伴们在文坛俨然已是前辈作家。从1956年起，泰淳开始担任中央公论新人奖的评委。与他共同任评委的是伊藤整和三岛由纪夫，第一期获奖者是吉他手深泽七郎的《楢山节考》（在1958和1983年被改编为电影）。只比泰淳小两岁的深泽七郎很快与武田夫妻成了好友，还教百合子弹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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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武田一家三口搬到杉并区上高井户的公团住宅。公团住宅是由日本住宅公团提供的出租屋，面向中等收入家庭，由于供不应求，租户需要通过抽签获得入住名额。社区通常很大，由若干栋不带电梯的多层建筑组成，外观有点像中国的老公房小区。搬家后，泰淳让女儿就读离家三站地的立教女学院小学，是一所基督教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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