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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中，有一段她写到母亲的婚礼，如同送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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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给她穿上了层层的衣物，将她打扮得像尸体。死人的脸上覆着红巾，她头上也同样覆着红巾。婚礼的每个细节都像是活人祭，那份荣耀，那份恐怖与哭泣”，“每一场华丽的游行都敲实了一根钉子，让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铁证如山……一九二〇年代流行一句话：‘吃人的礼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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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金锁记》中最后成为旧礼教帮凶的曹七巧，较易或更多的是引起我们的震动、悚动，而少引起我们的同情。即使我们读到如“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这样本该使我们感叹不堪的生活终于折损了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的话，心中感到的也更多是“毛骨悚然”，而不是首先感到人物的“可怜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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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七巧使我想到波德莱尔《香水瓶》中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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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把它打倒在古老的深渊之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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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扯碎尸衣、发臭的拉撒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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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旧情的艳尸，虽已腐朽在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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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那儿睁开它的眼睛在蠢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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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对曹七巧这个人物的爱也有限。曹七巧出场时：“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住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绸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镶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袴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刻薄相呼之欲出。张爱玲亲自画过曹七巧的小像，两眉高折高吊，颧骨突出，两眼斜睨，也是同样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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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红楼梦》里的王熙凤的“丹凤三角眼”、“柳叶吊梢眉”，曹翁是把好词与坏词并置，美丽的、温婉的与看似刻薄的、势利的冲突。人物的双面性其实体现的是作者的情怀，却也看出曹翁是真爱“阿凤”。历来常有一些人自比为王熙凤，甚至也有以王熙凤为偶像的读者，但恐怕没有人希望自己是曹七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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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集《传奇》的扉页上，张爱玲曾说她写小说的目的：“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这是高级的文学观。曹七巧无疑是传奇性的，可她不够“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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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物让我想起孙述宇先生在评论《金瓶梅》里的潘金莲时说的：“潘金莲写得非常的生动有力——也许是全书中最生动有力的一个，然而我们有时会嫌她稍欠真实感。……她欠自然之处，在于她的妒忌怨恨与害人之心种种，都超人一等，而且强度从不稍减，从不受一些慈爱温柔之情的影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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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些话放在曹七巧身上也完全适用。曹七巧“生动有力”，然而“欠真实”。我们对人物力度的“怕”，多过了我们对人物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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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爱与憎，下笔使得人物淋漓尽致，绘形绘影，十二分的精彩。可在击节赞叹的同时，我偶尔也跳出来，宁愿她写得没有这样尽兴。我在想，如果这样的精彩只有八九分，甚至七八分，才更似真实的人生，而不像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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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因为作者太有把握了，太追求了，太饱满了，太热情了。它不像《红楼梦》里赵嬷嬷说王熙凤：“奶奶说的太尽情了，我也乐了，再吃一杯好酒，从此我们奶奶作了主，我就没的愁了。”最好的作品是会尽量避免过分“尽情”的。当作者拿走了本该令读者怅惘一下的一切，有时候也意味着余味的损失。它就不能往更好的一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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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锁记》还存在结构经营和文字上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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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胡兰成写《评张爱玲》，发表在《杂志》第22、23期，有几句是这样写：“……张爱玲先生由于青春的力的奔放，往往不能抑止自己去尊重外界的事物，甚至于还加以蹂躏。她知道的不多，然而并不因此贫乏，正因为她自身就是生命的泉源。……这使她宁愿择取古典的东西做材料，而以图案画的手法来表现。因为古典的东西离现实愈远，她愈有创造美丽的幻想的自由，而图案画的手法愈抽象，也愈能放恣地发挥她的才气，并且表现她对于美寄以宗教般的虔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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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是对张爱玲的赞美，写得非常好，可这也是胡兰成文字一贯的“狡猾相”。胡兰成这个赏月者，纯是以诗人的心态行文，而不是用一颗天文学家的心。他不是没看到年轻的张爱玲因为年轻而产生的文字背后的缺憾，而是美化它、粉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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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说张爱玲的文章有“青春的力的奔放”“擅用古典”，是没错的，这正是张爱玲的天才所在，可在早期作品中，我却感到这种“奔放”与“古典”搬用的过度与偶尔的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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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金锁记》的开头，两个丫头——凤箫和小双——的对话，完全可以删掉，而对本篇无损。这一段完全是对《红楼梦》或《金瓶梅》不高级的仿写。她们的故事就像发生在宝玉的屋里。那样小小的年纪，那样的好奇心、世故与口无遮拦，也像《金瓶梅》里的玉箫或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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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家的二小姐姜云泽是另一个例子，有些自重，有些矜持，有些倔强，说起话来却是：“我掉两根头发，也要你管！……你今儿个真的发了疯了！平日还不够讨人嫌的？”这不像是一个大家庭里未嫁的小姑子对嫂子说的，倒像是在对一个晚辈或丫头呵斥。她同样也是《红楼梦》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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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张爱玲已经说明写的是“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小说第二段也再交代出准确的时代背景，说“那两年正忙着换朝代”，可见正是辛亥革命推翻清室，成立民国政府之后。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写于1943年，“三十年前”也正是1913年前后。这个时候的人，语言、风味全然有《红楼梦》或《金瓶梅》气息，还是不大妥当的，偶尔令人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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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批评《连环套》时也提道：“她的人物不是外国人，便是广东人。即使地方色彩在用语上无法积极地标识出来，至少也不该把纯粹《金瓶梅》《红楼梦》的用语，硬嵌入西方人和广东人嘴里。……节奏，风格，品味，全不讲了。措词用语，处处显出‘信笔所之’的神气，甚至往腐化的路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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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金锁记》中其实也有，并没有完全遁形。它们都使人看到，此时的张爱玲还没完全从旧小说传统中脱了身，褪完皮，足以形成一个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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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的女作家聚谈会上，张爱玲也被人问到她的句法。她说：“有时候套用《红楼梦》的句法，借一点旧时代的气氛，但那也要看适用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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