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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手贴在他腿上，道：‘你碰过他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麻了，摸上去那感觉……”这是《金锁记》里的曹七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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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潘金莲）良久煖了一注子酒，来到房里，一只手拿着注子，一只手便去武松肩上只一捏，说到：‘叔叔，只穿这些衣服，不寒冷么？’”[16] 这是《金瓶梅》里的潘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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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七巧是小户人家出身，或许没有那么多礼教。可即使今天，独处的情况下，若嫂子在成年的小叔子腿上摸一下，或者肩上捏一捏，也不见得不会让人觉得他们的关系有问题。曹七巧的放肆与大胆，令人觉得她的人性根本就缺少了一个完全被压抑的时期。如果没有这个时期，后来怎么就越来越趋于性格变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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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曹七巧的动作更加戏剧化，她“顺着椅子溜下去”，蹲在地上哭了起来。要知道，这是在老太太房间的隔壁！这个动作也吓到了季泽，他站起来就走。后面对曹七巧的描写，更加露骨，几近到不可信的程度。也让人觉得此时的她，大概已经有点神经质，或者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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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巧扶着椅子站了起来，呜咽道：‘我走’。她扯着衫袖里的手帕子揾了揾脸，忽然微微一笑道：‘你这样护卫二哥！’季泽冷笑道：‘我不卫护他，还有谁卫护他？’七巧向门走去，哼了一声道；‘你又是什么好人？趁早不用在我跟前假撇清！且不提你在外头怎样荒唐，只单在这屋里……老娘眼睛里揉不下沙子去！别说我是你嫂子了，就是我是你奶妈，只怕你也不在乎。’季泽笑道：‘我原是个随随便便的人，哪禁得起你挑眼儿？’七巧待要出去，又把背心贴在门下，低声说，‘我就不懂，我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季泽笑道：‘好嫂子，你有什么不好？’七巧笑了一声道：‘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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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里的叔嫂偷情，当然都有一个言来语去、暗度陈仓的开始，可我不信是这里写的这样。这里曹七巧的说话不大像有脑子，又直白，又可怕。即使季泽有意，恐怕当时当地，都会被曹七巧像旧戏舞台表演般的浮夸言行搅散了心情。《红楼梦》里的贾瑞涎皮涎脸，看见了王熙凤就丢了魂，那也是试探着一点点递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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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嫂子连我也不认得了”、“也是合该我和嫂子有缘”、“如今在嫂子最是个有说有笑极疼人的，我怎么不来？死了也愿意”，最蹬鼻子上脸的话，也不过是问凤姐：“戴着什么戒指”，被凤姐说你该走了，才说了一句最露骨的话：“我再坐一坐儿，好狠心的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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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同时也是《水浒传》《金瓶梅》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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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像本《金瓶梅》第三回，武松临行时来辞别哥哥，酒桌上几句话说得潘金莲下不来台。潘金莲一怒之下，说了几句话，离席而去。“那妇人一手推开酒盏，一直跑下楼来，走到在胡梯上，发话道：‘既是你聪明伶俐，恰不道长嫂为母。我初嫁武大时，不曾听得有甚小叔，哪里走得来，是亲不是亲，便要做乔家公！自是老娘悔气了，偏撞着这许多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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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深得旧小说壸奥，不可不服。这一段若与曹七巧调戏季泽对看，则曹七巧的性情变化，临起身又回头补话，种种的懊恼与不甘心，种种的丧气，虽然与潘金莲心情大不同，却都神似——23岁的张爱玲，可以学成这样，也称得上是天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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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这绝不是为她辩护——凡是青年的张爱玲书写的不成功处，也都是“应该的不成功”。因为那是自然规律，是必须付出的所谓的“青春的代价”——“青春”就代表了“仍在进步中”和“部分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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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张爱玲的一生，其实她的厉害之处在于，年轻时她已经高出同侪不知道多少倍，可后来她还笔耕不辍，一直在上升。张爱玲的能量与才华绝不限于书写人性的深刻、字句的流丽动人、比喻的出神入化，很多评论者和读者过度强调早年张爱玲的不世出，漠视中年和晚年张爱玲的创作，这无异于入得宝山，却仅捡得几颗天然水晶，不算真正的有鉴赏力。她对世界的认识、对小说文体与结构的认识、对人生的认识，都呈现在她其他的或更晚一些的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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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9月4日，张爱玲给邝文美、宋淇的信（就是我开篇引用的那封）中也写道：“亦舒骂《相见欢》，其实水晶已经屡次来信批评《浮花浪蕊》《相见欢》《表姨细姨及其他》，虽然措辞较客气，也是恨不得我快点死掉，免得破坏image（形象）”。同一封信的后文，她紧接着说出我开篇所引用过的，那关于“中国人的小说观”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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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中，把作品分为“天真的和感伤的”两类，奥尔罕·帕慕克更进一步解释为：“天真诗人并不详细区分他所感知的世界与世界自身，但是，感伤——反思性的现代诗人质疑自己感知到的一切事物，甚至质疑自己的感觉本身。”[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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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张爱玲这里，我们甚至可以将她的人生创作也分为两期，张爱玲的前期主要呈现“天真的”一面，而后期逐渐变为反思的“感伤”。大多数人较能接受张爱玲前期的珠玉四溅、才情四溢，而较少具备能领悟她后期作品中所包含的含蓄、深沉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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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与制度都有它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巨大和沉重的，也的确会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文学是呈现其中的“人”和“人的生活”。这句话倒回来说或许看得更清楚：小说家在作品中呈现“人”，并不是像前面所言的，仅是把他当一个作家表达所需的“人偶”，当“投枪和匕首”——最高级的小说是不会这样做的，那是论文、杂文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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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蒋方舟从作者道德观的角度来解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引起了一番争论。作家当然是有道德观的，蒋方舟侧重性的讨论本也无可厚非，应当是被允许的。但之后关于“作家的道德观到底是什么”的争论却意义不大。作家的意义在于展示，在于提出问题，而不在于批判和判断——小说就是这种展示的完美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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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先行”的小说被认为是丧失了“真”的，是有问题的，也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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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瓶梅》来说，它常被人诟病“津津有味”于写西门庆一家的声色犬马，好像作者是完全欣赏的，根本不谴责，如夏志清先生所言：“该书作者思想混乱，而且对这个‘非人的’的社会非常欣赏，实在是应该加以批判的。”[18] 我却认为《金瓶梅》最大的优点也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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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有句谚语：“道德破产，一切皆完”，这在小说是不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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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欣赏无以使人认识，林妹妹的肺结核病在宝玉眼中也可以引发审美，弱不禁风，两颊泛红，我们借宝玉之眼看过去，也会觉得美，却并不会因此希望天下女性都得肺痨。以焦大的眼睛，阶级斗争和农耕文化的观点来看，林妹妹则一定是最差的择偶对象，可是那种批判的眼光，没有基本的审美觉悟和对这个世界更广泛的认同，尚在未开蒙，所以根本不值得关注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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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陵笑笑生、萨德侯爵之流的作品从诞生之初，屡禁不止，也会一直被钉在色情和不道德的耻辱柱，或许只有等待全民的文化品格都“成人化”了，他们才可能被有限度地释放——当然这也是不可能的。但这就是它们在凡人世界的整体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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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赶快给读者树立一个是非观，还是给读者呈现一个复杂的真实世界？前者类似好莱坞电影，后者好比欧洲文艺片。它们的格调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小说的目的是写出混沌，不是区分善恶，我们也从来都不应该怀着去艺术作品中寻找一个生活答案的心。正如詹姆斯·伍德在《什么是契诃夫所说的生活》中的话：“契诃夫想到的‘生活’是一种扭捏的浑浊的混合物，而不是对诸事的一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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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相比《金锁记》的优秀之处也正在这里。前面所引的傅雷先生对《倾城之恋》的批评，“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其实正是《倾城之恋》的优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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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与一个朋友聊天，她借一个学者的话说，《小团圆》也许幸好没有在70年代出版，否则很可能就不会有大陆90年代的张爱玲热。我问：为什么？是因为写到了某某吗？她眼睛一亮说：你怎么猜到？随即回答：对啊，你想他地位那么高，这是很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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