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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姓，不贵气，很适合这个民间女性。银娣，重男轻女的家庭，给女儿多取名叫银娣、招娣、盼娣，是希望家里再生一个男孩。小说中的银娣虽然有哥哥，却也不是绝没这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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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字与“银”字放在一起，类似京剧《游龙戏凤》里的唱词“好花儿出在深山里，美女生在小地名”，是贵贱的对比，这也仿佛主角身上已经宿命般埋藏了天生的不稳定。也是小说里所言，漂亮女孩子生在寒门，“像是身边带着珠宝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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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这个名字相比柴银娣，象征性的意味就少一些。曹七巧嫁给的是姜家，柴银娣嫁给的是姚家。柴送进了姚（窑）里，当然是有去无回，烧成了灰，或者烧成一个瓷器——新的自己。《金瓶梅》里李瓶儿和花子虚原是夫妻，前者是“瓶”，而后者无“花”——“子虚”乌有——假凤虚凰长不了，所以李瓶儿改嫁西门庆。张爱玲沿用了《金瓶梅》《红楼梦》里这种给人物起名字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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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女》这个题目相比《金锁记》，“怨女”柴银娣的“怨”，可以是怨命运，其实更可以是怨自己，《金锁记》里的“金枷锁”，突出的却是曹七巧的被动性，不幸的原因并不是她自身的选择，如同它本名乃京戏《金锁记》，来自关汉卿的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窦娥也是一个被动的、被冤屈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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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看英文版的名字的话，Pink Tears（《粉泪》）的“泪”也可以有多种解释，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就纯是人物传记式的题目，没有情感参与，类似“德伯家的苔丝”“包法利夫人”“卡拉马佐夫兄弟”。所以《怨女》的题目更复杂，有主角个人情感的参与，最终导致“苍凉”的主题，而后者更肯定，类似于控诉，比较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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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女》一共十五章，大约八万字，比《金锁记》差不多长了一倍。《金锁记》三万六千字。从结构上来看，前两章写柴银娣未嫁进姚家，做姑娘时的时光，第三章到第八章，写的是柴银娣在姚家的生活。从第九章开始到第十五章结束，是柴银娣带着儿子，后来又有儿媳，独门独户生活的日子。其中第十章、第十一章，是三爷的来访及与三爷的决裂，算是比较重要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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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曹七巧，柴银娣更漂亮，甚至有乱世红颜的感觉。她有少女的妩媚和活泼，遭遇少年调戏会故作生气，又转头吃吃地笑。哥嫂初五才去外婆家拜年，嫌外婆穷，她讨厌哥嫂的势利。她会幻想未来，有对恋人的憧憬，又怜老惜贫，她给外婆装饭，“用饭勺子拍打着，堆成一个小山丘”。她平常闲了还会做女红，纳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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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根本就是一个长相姣好、普通又善良可爱的少女。像是我们心中对于民女最美好的想象。出场时，她是在麻油店木板门洞的后面。一个夜晚，花痴的木匠想起了她，来砰砰砰敲她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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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露了露脸又缩回去，灯光从下颏底下往上照着，更托出两片薄薄的红嘴唇的式样……短短的脸配着长颈项与削肩，前刘海剪成人字式，黑鸦鸦连着鬓角披下来，眼梢往上扫，油灯照着，像个金面具，眉心竖着个梭形的紫红痕。她大概也知道这一点红多么俏皮，一夏天都很少看见她没有揪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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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杂五行书》：“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竟效之。”这是古代妇女贴花钿的起源。又叫梅花妆，寿阳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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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的苦行僧也喜欢在前额点上朱砂，因为古代的印度瑜伽学者认为眉心是生命力的源泉，用朱砂、糯米和玫瑰花瓣等原料捣成糊，涂在上面，是一种保护。印度妇女眉间一点红，叫“迪勒格”，是一种吉祥的痣，点在较黑色的皮肤上，反而显得妩媚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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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娣也是皮肤较黑。第七章写她和众人一起去浴佛寺给老太爷做六十阴寿，她坐在敞篷车里。“那胭脂在她脸上不太触目，她皮肤黑些。在她脸上不过是个深红的阴影，别人就是红红白白像个小糖人似的，显得乡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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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自己的美，这样美的人物出现在书里，也是张爱玲让我们喜欢她比喜欢曹七巧多几分。这是作者潜意识的感情投射，张爱玲此时对于这个女性角色有了更多一分的珍爱，而不复当年对曹七巧纯是一种审视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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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重要的一点是，“柴银娣的个人选择直接导致了她的命运结局”这个命题被凸显出来。如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写：“凡人的肉眼，不管怎样光辉炯炯，总不过是充满哀怨的昏暗的镜子。”柴银娣在前两章中不选择性格外放、公开对她表达好感的木匠，也不选择默默送她菊花茶、请人来提亲的小刘，却主动选择嫁给一个双目失明残疾人，这是柴银娣与《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被兄嫂迫嫁（虽未明写，或可猜到）最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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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写出了一个面容姣好却出身普通的少女的人生计算。这样的计算虽然难说正确与否，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不可谓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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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嫁给小刘，柴银娣想着：“她要跟他（小刘）母亲住在乡下种菜……他一年只能回来几天，浇粪的黄泥地，刨松了像粪一样累累的，直伸展到天边。住在个黄泥墙的茅屋里，伺候一个老妇人，一年到头只看见季候变化，太阳影子移动，一天天时间过去，而时间这东西一心一意，就光想着把她也变成个老妇人。”这样的念头，想了想已经令她觉得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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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姚家呢？虽然是个瞎了眼的人，毕竟是个大户人家。她麻醉自己：“她见到的瞎子都是算命的。有的眼睛非常可怕。媒人的话怎么能相信，但是她一方面警诫自己，已经看见了他，像个戏台上的小生，肘弯支在桌上闭着眼睛睡觉，漂亮的脸擦得红红白白。她以后一生一世都在台上过，脚底下都是电灯，一举一动都有音乐伴奏。又像灯笼上画的美人，红袖映着灯光成为淡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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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非常好的一段意识流的描写。在银娣的脑子里，“没有钱的苦处她受够了”，于是进行着自己说服自己的战争。可读者的心里，却知道这注定是一个少女不切实际的梦，是一个可怜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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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本书的结尾，银娣的人物命运也算得上平顺，“时间永远站在她这边，证明她是对的。日子越过越快，时间压缩了，那股子劲儿更大，在耳边呜呜地吹过，可以觉得它过去，身上陡然一阵寒飕飕的，有点害怕，但是那种感觉并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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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像曹七巧那么极端——“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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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是张爱玲作为一个作者，她让读者去思考，柴银娣努力想要挣脱平凡的命运，终于走到这样的境地。她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正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他轰轰烈烈的一生，不过六七年，极为短暂，又极为恣意，他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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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银娣丢掉了可能性的爱，走进了长久的、安定的富贵，尽管是那么阴暗的结尾，可比起她嫁给木匠，或者嫁给小刘在农村守着他的老娘，一辈子的时光可以一眼就看到头，孰对孰错？哪样更幸福？这是一个未解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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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小说也终于呈现出它最美的、最有价值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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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银娣后来也没有曹七巧那么阴森变态。《怨女》除了多了柴银娣的婚前章节，还多了她在姚家艰难的受压抑的时光以及被勾搭出轨和自杀未遂，使她后期虐待儿媳的性格有了充分的依据，也让人真正感受到她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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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娣的性格变化仿佛是在她第一次回门时开始的。张爱玲让她回到了之前自己住过的房间里，看到房里都搬空了。她感觉自己“像是死了，做了鬼回来”。她哭了起来，后来她看到“调戏过自己的木匠”和“来提过亲的小刘”都挤在窗下来凑热闹，“像大家一样，带着点微笑”——这真是令人心理要崩溃的一刻——她感觉“这些一对对亮晶晶的黑眼睛都是苍蝇叮在个伤口上”，她“恨不得浇桶滚水下去，统统烫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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