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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组织的人，出钱养工人的人，因为他们自己也有他们的牺牲，所以被养活的工人所制的出品不能不为他们所有，不仅出品应该属于他们，就是以外的资本和机器之类，无一不为他所有，他们此时即成为资本家了。社会上因为无刻不需要造出的东西，无论何人都要靠资本家了。因为工人们都要靠他生活，他一旦不要工人做工，工人们就只有饿死，因此他就可以致工人的死命，如从前贵族待农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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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那些农民为什么反抗贵族呢？不过他们不愿意为他人种地罢了，便起来把贵族逐了、杀了，土地分开，你一块、我一块就是了。在现在的实业制度中，这种办法便不行。不能随便分割，分割起来，是毫无用处的，如机器等决不能一部分一部分去使用的，所以，现在的工人要反抗资本家，不能用以前农民对贵族那样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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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造铁道要用一万人，不能因为是一万人造成的，将来工人反抗起来，就把它分作一万段，每人拿一份走了，不然，这铁道就不成其为铁道了。所以，在大规模的工业里头，总得有个中央集权的机关，但这种集权并不是在少数人手里，乃是在团体手里的。在手工时代，一个人就能够谋生活，可是在实业时代要想不为少数人操纵，一切事情得归为团体所有，因而社会主义家便主张把这种权限交给国家，免得弄到少数资本家的手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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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这个缘故，自由主义无论怎么样主张个人自由好，绝不能阻止资本主义的流弊，因为实业不能说没有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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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私有财产制度根本上的困难所生出别样的麻烦，暂置不论；实业制度和国家主义——帝国主义——有怎么样的关系，也等下次来说。但是，国家发达和实业制度有什么影响，却是要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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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的趋向是一天一天地向大处扩充，因为扩充越大，越发省事，起初虽是小卖，终必到专利而后止，一切联合的组织，如托拉斯（Trust）的发生，也就是这个缘故。美国人看见它很有流弊，就主张对这种财产联合用法律来干涉，但是总能想法子不触法律的动机，便没有干涉得到。所以，一切日用必需品都在它的旗子底下，归它垄断起来；社会生活若是离开它，也就有不能满足了。假如社会上把这种托拉斯看得很重，那么，一国里头日用必需的如那钢铁、煤油等等，都要归它承办，国家的生存灭亡的权能，全操在它的手里了。由此看来，设托拉斯不为国家所有，恐怕国家反为托拉斯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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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因为实业发达，这种情形很为明显。在欧洲，自欧战以后，除却俄国也有这种趋势。那么，从事实上说，欧美实业都可算是国有，它的权能也是操在政府手里，但仔细说起来，全是大资本家私有的组织，政府不过是在外面挂的一个招牌，来哄哄人罢了。社会主义家和共产主义家以为现时名义上虽然说是平民政治，其实就是资本家政治，这种意见大家都能知道，不必再多说了。在这种情形底下，法律总是袒护资本家的。就拿法美做个例子，关于罢工的事情，劳工绝对是占不了上风的。美国关于罢工的事情，便用兵去弹压，或资本家私自养兵以私人名义去弹压。假如资本家有私自弹压的事情，法律总会替他们说话，绝不能保护到工人身上去的。在法国，因有强迫从军的制度，一遇见同盟罢工的事件发生，便调动这些工人去从戎；军令是很森严的，叫他如何，他便如何，不敢有违抗的。在英国，对于罢工的事件，还没有什么手段，但是，现在资本家也想出对付的方法，要阻止他们罢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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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家和劳动者争斗的时候，法律总不会有持平的态度；因他总是托口于秩序，秩序是由习惯而生，所以就抱有维持现状的宗旨。从先美国关于解放奴隶有著名的德来特·司各德一案（The Dred Scott Case），高等审判厅就不主张奴隶的解放，已经判决凡奴隶及其子孙没有公民权，后来南北美因解放奴隶问题打了几仗，奴隶制度才废除了。所以，工人要想自由，非用武力不可，不能来依靠法律，因为法律根本是维持现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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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觉得社会的变迁，用和平的方法是很好的，并且不敢说和平的方法一定不能用。不过，照实际上说起来，法庭对于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争执，总是袒护资本家，压制劳动者，使和平进步的机会一天比一天少了。在资本家方面都很希望和平，不愿意有革命；但是，他们的行为处处都证明出好像盼着革命的样子，这真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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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边所说的以外，国家所以偏向资本家、反对劳动者，还有其他的原因：（一）政府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变成腐败。比方有一个人本来是代表劳动者的，一旦高升上去便要受资本家的贿赂，为资本家说话。因为受贿很能增加进款，若仍为劳动者说话，便没有这项收入了；（二）还有一种影响虽然不甚显著，却是很危险更可怕的。就是一般热心社会事业的人，平常倒很为社会鸣不平，但是，一旦得了舒服的生活，他的锐志立刻消沉，无论如何总觉得缓进的方法较为有理；（三）还有心理上的影响。就是有了权柄，便好专断，就不愿意向他人表同情了。此外还有最大的影响，就是资本家的力量非常强盛，可以左右世界，因他们的好恶，来作舆论的枢纽。报纸大半为他收买，可以任意捏造舆论，颠倒是非，一国里头的必需品也都可以归他支配了。在战争的时候，要强迫国家维持他们大多数的权利，才肯给国家出力；国家的存亡也就操在他们的手里了。所以，世界上的人遇见社会上闹乱子，维持的方法无论如何地坏，总是赞成，至于变乱是不是要公平，要改良，都不管了，反要来说那变乱的人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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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本来赞成各个人自己经营他的经济生活，反对从前大地主拥有许多的土地，是很有功效的；但是现在实业制度最要的是大组织，这主义便成过时的主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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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赞成自由竞争，反对联合公司，固然是好的，不过在实业制度底下就不能不有这样的组织，有这样的组织便不免为资本家所操纵压迫了。国家所管的实业一天增加一天，国家既为资本家所左右，实业也就归到资本家的手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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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劳动为国家所有，事实上到什么程度，可举个例子来说明：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总理白德福（A.C.Bedford）在去年（1919年）10月25日写封信来，说意大利工人的情形。信里说：“意大利工人有归为国有的趋向，现在很大的出口货即是劳动，并且还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怎么样卖出劳动，就是把劳动运输到美国去交换煤铁。虽然有些社会主义家恐怕美国要反对这样贩卖劳动方法，但是在美国却觉得很有利益的。”像这样说法，把煤铁和劳动拉在一块，与自由主义未免差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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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样地下去，必不可免的结果，就是阶级战争。我并不是赞成阶级战争，不过照时势推论下去，这是必然的结果。好像一个人从空中坠下，我们说他一定会跌死。我们并不愿意他跌死，但是，用科学方法推测他的结果却一定是这样的。要是他不死，除非半空里忽然变出一个网来，把他兜住不可。所以，在要发生阶级战争的时候，而想免去它，若是资本家没有良心的发现，甘自退让，做成功一个网，这种希望绝对是不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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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九句话可以包括上边所说的——也是上两次所说的：（一）实业制度使社会变成有机体，所以国家的权力也就越大；（二）实业制度使有资本的人对于他人生死的权力扩大；（三）私产制度是由习惯相沿而来的，到现在使得实业制度归到少数人手里。（四）实业制度给国家以最大权力，但是都在资本家手里；（五）因为有实业制度的新生活，使劳动者对于从前生活都不满足，便从新的教育里发生出新的思想；（六）一方面因为教育普及使得人人都赞成德谟克拉西的政治，一方面因为资本制度使得德谟克拉西的政治不能实现；（七）因为实业制度非有大组织不可，所以有大资本的人就可以有操纵他人生死的权力，从前的自由主义也就不能实行；（八）社会上要想没有资本家压制，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一切实业全归公共社会所有——这就是社会主义家所主张的；（九）因为资本家占优胜的地位，非经过阶级战争，资本家不能铲除，要想免去这样的战争，总得资本家甘自退让，但这却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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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私产制度相沿这样久，便印入人心，成为习惯，很不容易变的，所以照马克思说个个劳动者都应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因为习惯相沿已久，却未必如此，不过将来必有如此的时候，将来的工人，总能都赞成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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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和劳动者的战争，因为国家主义便使其关系不容易实现，但就今天讲的可以知道，终不能免去战争。战争的结果有二：（一）两方冲突以后，完全的实业制度也因而消灭了；（二）两方冲突以后，就实行共产制度。总之，实业制度发达，非实行共产制度社会不能巩固；在实行资本制度的社会里头，总有许多骚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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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权是不合实在情形的。因为实业未发达的时候，各个人之间没有多大关系，倒可自由起来，那私产制度还不至发生什么大危险。在实业发达以后，资本家都有顶大的权力，个个都想享受不可得到的自由，为害就很大了！资本制度不过是一种过渡的制度，一定不是巩固的制度。因为它是实业未发达时而生之私产制度所遗传下来的制度，和现在社会情形很不相合的。如此下去，便要发生资本家和劳动者的阶级战争，结果实业必要受伤。但究竟将来人民能否有本事从既破坏的制度上造出文明，或是把所有的文明全都打倒，现在还是一个大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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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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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所讲的，实业制度有什么固有的趋向，随后又讲实业制度和私产制度怎样互相影响，实业制度影响私产制度，私产制度又影响实业制度。今天要讲的是国家主义与实业制度怎样互相影响。现在先讲国家主义的来源如何，再讲实业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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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制度如果随它自己固有的趋势，没有别的影响来阻止它，必定能使全世界生产和消费事业成为大团体的组织。因为在实业制度，是组织越大，做事更为得法的。所以，让实业制度依它的固有趋势发展，必定能使每一业成为一大公司所有。实业制度所用的是材料，那么，那种材料多的地方必定那种实业专在那儿发达，那里土地产生什么东西，不致再产到别的地方去。全世界关系愈密切，自然趋于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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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必定要靠别个来生活，若是生活的范围更广了，不仅靠别人并且还要靠别国，每个国家所生产的仅是自己生活必需品的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还要借商业来取给别人的剩余，这是最早一派实业主义者的理想。所以甲必丹（Gabden）及曼彻斯特一派（Manchester School）都是这样主张国际主义者，相信实业主义更发达，然后战争可以免除，和平的结果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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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事实上说来，从实业主义发达以来直到现在，历史上的方向却又是两样的。实业主义发达的时候无意地养成一种别的新势力出来，就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的趋向渐渐地使每一个国家成立了一个经济主义单位，与以前所说的情形——使全世界趋于统一——完全相反。近来世界上纷乱的情形，固然是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其实我看还以实业主义与国家主义互相影响的原因为更大。除非把这种绝对国家主义铲除，另有新方法来作补救的一番事业，才能免掉将来的大害。不然，国家主义的破坏的势力不减轻一点，恐怕实业主义产生出来的文明都要减退了。实业制度和国家主义互相影响的结果，正是今天所要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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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的来源，也源于人类成群的天性。这种群队天性（Herd-instinct）在动物中间也是有的。成群的绝对性质，对内则亲爱，对外则仇视。此种天性的来源，也因在早先生活上是有用的、必需的，在实业制度发达以后，这种天性就没有用了，但它却仍然存在。有用时效已过的天性，不仅不废弃，它反仗之增加强力，这实在是一件可注意的事情。以前一种有用的天性，到别的制度发生以后成为无用时，又更使它效力增强，这实是一可怪的情形。这种群队的天性，凡属大动物或常住在一块的动物都是有的。比如羊，一旦离了群即不安宁，非常恐慌，必定要再跑回到自己群里才能放心。要是有别的东西或别群的羊进来，不杀死它，就马上要给它赶出去。又比如蚂蚁，碰到外来的蚂蚁，必定也把它驱走或竟咬死它，在自己群中是很协同地生活，有时同出求食，食物找到了，用很和平的方法分配它。在经济方面，是很有法律的配置的。通常并没有什么争执，大概除非是两个雄的争一个雌的时候以外，不会有战争。平常总是自己保卫自己的群，当外力侵犯时，就把外来的东西驱走或杀死，动物中的群队天性确是如此，人类中的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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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中间，这种天性更强，用起来也更有效。因为人类智能比较别的动物高，所以用起来也更得法。在早先，人类这种天性本来于生存上是很有用的，因坚强的民族可以战胜柔弱的民族，不能不利用这种天性来保护自己的团体，抵抗外力的侵犯。这种坚强的民族既然占据了人家的土地，又生殖许多子孙，人数定然加多，势力也大了。世界上的坚强民族如高加索人（Caucasian）、亚利安人（Aryan）、闪米特人（Semites）、犹太人（Jews）及中国人都是如此。以外的民族多被灭亡了。在一个民族中间，群队天性如果非常强固并且又富于进取，则那个民族必定容易生存。这种天性遗传给他们的子孙才能永久存在。如果他们的子孙不能保持这种天性，使之长久坚固进取，那就必归于灭亡，这种淘汰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今日世界上强盛的民族，都是经过许多世代淘汰出来的结果。坚强的民族与柔弱的民族不同的地方，就是有最强的群队天性，并且能遗传给子孙直到今日。近来生活情形有了变化，此种天性的利益已经减少到无用，然而仍然是留着。如爱国心、公益心、对于社会事业的忠心都是由群队天性生出来的好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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