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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组织的人,出钱养工人的人,因为他们自己也有他们的牺牲,所以被养活的工人所制的出品不能不为他们所有,不仅出品应该属于他们,就是以外的资本和机器之类,无一不为他所有,他们此时即成为资本家了。社会上因为无刻不需要造出的东西,无论何人都要靠资本家了。因为工人们都要靠他生活,他一旦不要工人做工,工人们就只有饿死,因此他就可以致工人的死命,如从前贵族待农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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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那些农民为什么反抗贵族呢?不过他们不愿意为他人种地罢了,便起来把贵族逐了、杀了,土地分开,你一块、我一块就是了。在现在的实业制度中,这种办法便不行。不能随便分割,分割起来,是毫无用处的,如机器等决不能一部分一部分去使用的,所以,现在的工人要反抗资本家,不能用以前农民对贵族那样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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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造铁道要用一万人,不能因为是一万人造成的,将来工人反抗起来,就把它分作一万段,每人拿一份走了,不然,这铁道就不成其为铁道了。所以,在大规模的工业里头,总得有个中央集权的机关,但这种集权并不是在少数人手里,乃是在团体手里的。在手工时代,一个人就能够谋生活,可是在实业时代要想不为少数人操纵,一切事情得归为团体所有,因而社会主义家便主张把这种权限交给国家,免得弄到少数资本家的手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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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这个缘故,自由主义无论怎么样主张个人自由好,绝不能阻止资本主义的流弊,因为实业不能说没有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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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私有财产制度根本上的困难所生出别样的麻烦,暂置不论;实业制度和国家主义——帝国主义——有怎么样的关系,也等下次来说。但是,国家发达和实业制度有什么影响,却是要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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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的趋向是一天一天地向大处扩充,因为扩充越大,越发省事,起初虽是小卖,终必到专利而后止,一切联合的组织,如托拉斯(Trust)的发生,也就是这个缘故。美国人看见它很有流弊,就主张对这种财产联合用法律来干涉,但是总能想法子不触法律的动机,便没有干涉得到。所以,一切日用必需品都在它的旗子底下,归它垄断起来;社会生活若是离开它,也就有不能满足了。假如社会上把这种托拉斯看得很重,那么,一国里头日用必需的如那钢铁、煤油等等,都要归它承办,国家的生存灭亡的权能,全操在它的手里了。由此看来,设托拉斯不为国家所有,恐怕国家反为托拉斯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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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因为实业发达,这种情形很为明显。在欧洲,自欧战以后,除却俄国也有这种趋势。那么,从事实上说,欧美实业都可算是国有,它的权能也是操在政府手里,但仔细说起来,全是大资本家私有的组织,政府不过是在外面挂的一个招牌,来哄哄人罢了。社会主义家和共产主义家以为现时名义上虽然说是平民政治,其实就是资本家政治,这种意见大家都能知道,不必再多说了。在这种情形底下,法律总是袒护资本家的。就拿法美做个例子,关于罢工的事情,劳工绝对是占不了上风的。美国关于罢工的事情,便用兵去弹压,或资本家私自养兵以私人名义去弹压。假如资本家有私自弹压的事情,法律总会替他们说话,绝不能保护到工人身上去的。在法国,因有强迫从军的制度,一遇见同盟罢工的事件发生,便调动这些工人去从戎;军令是很森严的,叫他如何,他便如何,不敢有违抗的。在英国,对于罢工的事件,还没有什么手段,但是,现在资本家也想出对付的方法,要阻止他们罢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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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家和劳动者争斗的时候,法律总不会有持平的态度;因他总是托口于秩序,秩序是由习惯而生,所以就抱有维持现状的宗旨。从先美国关于解放奴隶有著名的德来特·司各德一案(The Dred Scott Case),高等审判厅就不主张奴隶的解放,已经判决凡奴隶及其子孙没有公民权,后来南北美因解放奴隶问题打了几仗,奴隶制度才废除了。所以,工人要想自由,非用武力不可,不能来依靠法律,因为法律根本是维持现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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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觉得社会的变迁,用和平的方法是很好的,并且不敢说和平的方法一定不能用。不过,照实际上说起来,法庭对于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争执,总是袒护资本家,压制劳动者,使和平进步的机会一天比一天少了。在资本家方面都很希望和平,不愿意有革命;但是,他们的行为处处都证明出好像盼着革命的样子,这真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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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边所说的以外,国家所以偏向资本家、反对劳动者,还有其他的原因:(一)政府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变成腐败。比方有一个人本来是代表劳动者的,一旦高升上去便要受资本家的贿赂,为资本家说话。因为受贿很能增加进款,若仍为劳动者说话,便没有这项收入了;(二)还有一种影响虽然不甚显著,却是很危险更可怕的。就是一般热心社会事业的人,平常倒很为社会鸣不平,但是,一旦得了舒服的生活,他的锐志立刻消沉,无论如何总觉得缓进的方法较为有理;(三)还有心理上的影响。就是有了权柄,便好专断,就不愿意向他人表同情了。此外还有最大的影响,就是资本家的力量非常强盛,可以左右世界,因他们的好恶,来作舆论的枢纽。报纸大半为他收买,可以任意捏造舆论,颠倒是非,一国里头的必需品也都可以归他支配了。在战争的时候,要强迫国家维持他们大多数的权利,才肯给国家出力;国家的存亡也就操在他们的手里了。所以,世界上的人遇见社会上闹乱子,维持的方法无论如何地坏,总是赞成,至于变乱是不是要公平,要改良,都不管了,反要来说那变乱的人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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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本来赞成各个人自己经营他的经济生活,反对从前大地主拥有许多的土地,是很有功效的;但是现在实业制度最要的是大组织,这主义便成过时的主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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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赞成自由竞争,反对联合公司,固然是好的,不过在实业制度底下就不能不有这样的组织,有这样的组织便不免为资本家所操纵压迫了。国家所管的实业一天增加一天,国家既为资本家所左右,实业也就归到资本家的手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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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劳动为国家所有,事实上到什么程度,可举个例子来说明: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总理白德福(A.C.Bedford)在去年(1919年)10月25日写封信来,说意大利工人的情形。信里说:“意大利工人有归为国有的趋向,现在很大的出口货即是劳动,并且还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怎么样卖出劳动,就是把劳动运输到美国去交换煤铁。虽然有些社会主义家恐怕美国要反对这样贩卖劳动方法,但是在美国却觉得很有利益的。”像这样说法,把煤铁和劳动拉在一块,与自由主义未免差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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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样地下去,必不可免的结果,就是阶级战争。我并不是赞成阶级战争,不过照时势推论下去,这是必然的结果。好像一个人从空中坠下,我们说他一定会跌死。我们并不愿意他跌死,但是,用科学方法推测他的结果却一定是这样的。要是他不死,除非半空里忽然变出一个网来,把他兜住不可。所以,在要发生阶级战争的时候,而想免去它,若是资本家没有良心的发现,甘自退让,做成功一个网,这种希望绝对是不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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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九句话可以包括上边所说的——也是上两次所说的:(一)实业制度使社会变成有机体,所以国家的权力也就越大;(二)实业制度使有资本的人对于他人生死的权力扩大;(三)私产制度是由习惯相沿而来的,到现在使得实业制度归到少数人手里。(四)实业制度给国家以最大权力,但是都在资本家手里;(五)因为有实业制度的新生活,使劳动者对于从前生活都不满足,便从新的教育里发生出新的思想;(六)一方面因为教育普及使得人人都赞成德谟克拉西的政治,一方面因为资本制度使得德谟克拉西的政治不能实现;(七)因为实业制度非有大组织不可,所以有大资本的人就可以有操纵他人生死的权力,从前的自由主义也就不能实行;(八)社会上要想没有资本家压制,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一切实业全归公共社会所有——这就是社会主义家所主张的;(九)因为资本家占优胜的地位,非经过阶级战争,资本家不能铲除,要想免去这样的战争,总得资本家甘自退让,但这却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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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私产制度相沿这样久,便印入人心,成为习惯,很不容易变的,所以照马克思说个个劳动者都应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因为习惯相沿已久,却未必如此,不过将来必有如此的时候,将来的工人,总能都赞成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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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和劳动者的战争,因为国家主义便使其关系不容易实现,但就今天讲的可以知道,终不能免去战争。战争的结果有二:(一)两方冲突以后,完全的实业制度也因而消灭了;(二)两方冲突以后,就实行共产制度。总之,实业制度发达,非实行共产制度社会不能巩固;在实行资本制度的社会里头,总有许多骚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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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权是不合实在情形的。因为实业未发达的时候,各个人之间没有多大关系,倒可自由起来,那私产制度还不至发生什么大危险。在实业发达以后,资本家都有顶大的权力,个个都想享受不可得到的自由,为害就很大了!资本制度不过是一种过渡的制度,一定不是巩固的制度。因为它是实业未发达时而生之私产制度所遗传下来的制度,和现在社会情形很不相合的。如此下去,便要发生资本家和劳动者的阶级战争,结果实业必要受伤。但究竟将来人民能否有本事从既破坏的制度上造出文明,或是把所有的文明全都打倒,现在还是一个大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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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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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所讲的,实业制度有什么固有的趋向,随后又讲实业制度和私产制度怎样互相影响,实业制度影响私产制度,私产制度又影响实业制度。今天要讲的是国家主义与实业制度怎样互相影响。现在先讲国家主义的来源如何,再讲实业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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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制度如果随它自己固有的趋势,没有别的影响来阻止它,必定能使全世界生产和消费事业成为大团体的组织。因为在实业制度,是组织越大,做事更为得法的。所以,让实业制度依它的固有趋势发展,必定能使每一业成为一大公司所有。实业制度所用的是材料,那么,那种材料多的地方必定那种实业专在那儿发达,那里土地产生什么东西,不致再产到别的地方去。全世界关系愈密切,自然趋于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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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必定要靠别个来生活,若是生活的范围更广了,不仅靠别人并且还要靠别国,每个国家所生产的仅是自己生活必需品的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还要借商业来取给别人的剩余,这是最早一派实业主义者的理想。所以甲必丹(Gabden)及曼彻斯特一派(Manchester School)都是这样主张国际主义者,相信实业主义更发达,然后战争可以免除,和平的结果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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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事实上说来,从实业主义发达以来直到现在,历史上的方向却又是两样的。实业主义发达的时候无意地养成一种别的新势力出来,就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的趋向渐渐地使每一个国家成立了一个经济主义单位,与以前所说的情形——使全世界趋于统一——完全相反。近来世界上纷乱的情形,固然是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其实我看还以实业主义与国家主义互相影响的原因为更大。除非把这种绝对国家主义铲除,另有新方法来作补救的一番事业,才能免掉将来的大害。不然,国家主义的破坏的势力不减轻一点,恐怕实业主义产生出来的文明都要减退了。实业制度和国家主义互相影响的结果,正是今天所要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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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的来源,也源于人类成群的天性。这种群队天性(Herd-instinct)在动物中间也是有的。成群的绝对性质,对内则亲爱,对外则仇视。此种天性的来源,也因在早先生活上是有用的、必需的,在实业制度发达以后,这种天性就没有用了,但它却仍然存在。有用时效已过的天性,不仅不废弃,它反仗之增加强力,这实在是一件可注意的事情。以前一种有用的天性,到别的制度发生以后成为无用时,又更使它效力增强,这实是一可怪的情形。这种群队的天性,凡属大动物或常住在一块的动物都是有的。比如羊,一旦离了群即不安宁,非常恐慌,必定要再跑回到自己群里才能放心。要是有别的东西或别群的羊进来,不杀死它,就马上要给它赶出去。又比如蚂蚁,碰到外来的蚂蚁,必定也把它驱走或竟咬死它,在自己群中是很协同地生活,有时同出求食,食物找到了,用很和平的方法分配它。在经济方面,是很有法律的配置的。通常并没有什么争执,大概除非是两个雄的争一个雌的时候以外,不会有战争。平常总是自己保卫自己的群,当外力侵犯时,就把外来的东西驱走或杀死,动物中的群队天性确是如此,人类中的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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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中间,这种天性更强,用起来也更有效。因为人类智能比较别的动物高,所以用起来也更得法。在早先,人类这种天性本来于生存上是很有用的,因坚强的民族可以战胜柔弱的民族,不能不利用这种天性来保护自己的团体,抵抗外力的侵犯。这种坚强的民族既然占据了人家的土地,又生殖许多子孙,人数定然加多,势力也大了。世界上的坚强民族如高加索人(Caucasian)、亚利安人(Aryan)、闪米特人(Semites)、犹太人(Jews)及中国人都是如此。以外的民族多被灭亡了。在一个民族中间,群队天性如果非常强固并且又富于进取,则那个民族必定容易生存。这种天性遗传给他们的子孙才能永久存在。如果他们的子孙不能保持这种天性,使之长久坚固进取,那就必归于灭亡,这种淘汰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今日世界上强盛的民族,都是经过许多世代淘汰出来的结果。坚强的民族与柔弱的民族不同的地方,就是有最强的群队天性,并且能遗传给子孙直到今日。近来生活情形有了变化,此种天性的利益已经减少到无用,然而仍然是留着。如爱国心、公益心、对于社会事业的忠心都是由群队天性生出来的好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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