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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间接的影响，那就不能一样一样的细说了。第一，五四运动引起全国学生注意社会及政策的事业。以前的学生，不管闲事，只顾读书，政治之好坏，皆与他们无涉。从此运动以后，学生渐知干预政治，渐渐发生政治的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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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为此运动，学生界的出版物，突然增加。各处学生皆有组织，各个组织皆有一种出版物，申述他们的意见。单说民国八年一年之内，我个人所收到的学生式的豆腐干报，约有四百余份之多，其他可无论了。最奇怪的，这许多报纸，皆用白话文章发表意见，把数年前的新文学运动，无形推广许多。从前我们提倡新文学运动，各处皆有反对，到了此时，全国学生界，亦顾不到这些反对，姑且用它一用再讲，为此“用它一用”的观念的结果，新文学的势力，就深深占入学生界的头脑中去了，此为五四运动给予新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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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五四运动赋予平民教育以莫大影响。学生注意政事，就因他们能够读书，能够看报之故。欲使平民注意政事，当亦使他能够读书，能够看报；欲使平民能够读书，能够看报，唯一的方法，就在于教育他们。于是各学校中，皆创立一个或数个平民学堂，招收附近平民，利用晚间光阴，由各学生义务教授；其结果，平民教育的前途，为之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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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劳工运动亦随五四运动之后，到处发生。当时的学生界，深信学生一界，势力有限，不能做成大事，欲有伟大的成就，非联合劳工各界，共同奋斗不可。但散漫的劳工，不能发生何种势力，欲借重之，非加以组织不可，于是首先与京汉路北段长辛店的工人商议，劝其组织工会，一致奋斗。一处倡之，百处和之。到了今日，各处城市，皆有工会组织，推原求本，当归于九年以前的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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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妇女的地位亦因五四运动之故，增高不少。五四运动之前，国内无有男女同学之学校，那时，妇女的地位，非常低微。五四运动之后，国内论坛，对于妇女问题，渐生兴趣，各种怪论，亦渐渐发生了；习而久之，怪者不怪，妇女运动，非独见于报章杂志，抑且见诸实事之上了！中国的妇女，从此遂跨到解放的一条路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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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彼时的政党，皆知吸收青年分子，共同工作。例如进步的党人，特为青年学生，在他们的机关报上，辟立副刊，请学生们自由发表意见。北京《晨报》的副刊，上海《民国日报》之《觉悟》，即其实例。有的机关，前时虽有副刊，唯其主要职务，不外捧捧戏子，抬抬妓女，此外之事，概非所问；“五四”以后，他们的内容，完全改变了；诸如马克思、萧伯纳、克鲁泡特金等名词，皆在他们的副刊上，占着首席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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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国民党方面，此种倾向，益觉显着。论日报，则有《民国日报》的各种副刊；论周报，则有《星期评论》；论月刊，则有《建设》杂志等等；其影响于青年学生界者，实非微事。非独此也，他们并于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之际，正式承认吸收少年分子，参加工作，此种表示，亦因受着五四运动的影响之故，就中尤以孙中山先生最能体验五四运动的真意义。彼于一九二零年正月九日那一天，写信给海外党部，嘱以筹金五十万，创办一个最大的与最新式的印刷机关，其理由，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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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望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之为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故，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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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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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先生看出五四运动中的学生，因教育的影响，激于义愤，可以不顾一切而为国家牺牲，深信思想革命在一切革命中，最关紧急；故拟创办一个最大的与最新式的印刷机关，尽量做思想上的宣传工夫。即在他自身的工作上，亦可看出这一点来。民国八年以前，孙先生奔走各处，专心政治运动，对于著作上的工作，尚付阙如，只有《民权初步》及《实业计划》二部分的著作，于民国八年以前做成，民国八年以后，他的革命方向，大大转变了，集中心力，专事著作，他的伟大著作，皆于此时告成。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他认定思想革命的势力，高过一切，革命如欲成功，非先从思想方面入手不可，此种倾向，亦就因为受着五四运动的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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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为一种事实上的表现，证明历史上的一大原则，亦可名之曰：历史上的一个公式。什么公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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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大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么，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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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公式，古今中外，莫能例外。试观中国的历史，东汉末年，宦官跋扈，政治腐败，朝廷上又无代表民意的机关，于是有太学学生三万人，危言正论，不避豪强；其结果，终于造成党锢之祸，牵连被捕死徙废禁的，不下六七百人。又如北宋末年，金人南犯，钦宗引用奸人，罢免李钢以谢金人，政治腐败，达于极点，于是有太学生陈东及都人数万，到阙下请复用李纲，钦宗不得已，只好允许了。又如清末“戊戌政变”，主动的人，即是青年学生；革命起义，同盟会中人，又皆为年轻的学生；此为中国历史上的证据。又观西洋历史，中古时代，政治腐化，至于极点，创议改革者，即为少年学生；1848年，为全欧革命的一年，主动的人皆为一班少年学生，到处抛掷炸弹，开放手枪，有被执着，非遭死戮，即被充军，然其结果，仍不能压倒热烈的青年运动，亦唯此种热烈青年运动，革命事业，才有成功之一日。是以西洋的历史，又足证明上面所说的一个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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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来讲，如果在常态的社会与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么，青年学生，就无须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去了。试观英美二国的青年，他们所以发生兴趣，只是足球、篮球、棍球等等，比赛时候，各人兴高采烈，狂呼歌曲；再不然，他们就去寻找几个女朋友，往外面去跳舞，去看戏，享尽少年幸福。若有人和他们谈起政治问题，他们必定不生兴趣，他们所做的，只是少年人的事。他们之所以能够安心读书，安心过少年幸福者，就因为他们的政治，非常清明，他们的政治，有中年的人去负责之故。故自反面立论，又足证实上面所讲的历史上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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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算不曾放弃责任，总是热热烈烈的与恶化的挣扎；直到近来，因为有些地方，过分一点，当局认为不满，因而丧的，屡觏不鲜。青年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他们非独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少年的幸福，甚至他们自己的生命，一并牺牲在内了；而尤以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学生，牺性最大。例如前几天报上载武汉地方，有二百余共〔产〕党员，同时受戮，查其年龄，几皆在二十五岁以下，且大多数为青年女子。照人道讲来，他们应该处处受社会的保障，他们的意志，尚未成熟，他们的行动，自己不负责任，故在外国，偶遇少年犯罪，法官另外优待，减刑一等，以示宽惠。中国的青年，如此牺牲，实在牺牲太大了！为此之故，所以中国国民党在第四次全体会议中所议决的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内有一段，即有禁止青年学生干预政治的表示。意谓年轻学生，身体尚未发育完全，学问尚无根柢，意志尚未成熟，干预政治，每易走入歧途，故以脱离政治运动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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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学讲演录 希特勒与魏忠贤——在世界笔会大会的演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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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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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 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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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今日乃处于一个恐怖世界中。世人常问：此次世界危机，祸首为谁？设若大会同人经过一番考虑后，大家以为吾人应尸其咎，则我知希特勒和莫索利尼（墨索里尼）必将大为高兴。至少我个人不愿独裁者这样称心如意。不多几天以前，希特勒柬邀诸君，请诸君负战争的责任，依他在德国国会所说，战争的恐怖乃由民主报界的战争鼓吹家所造成。吾辈既为舆论公意的呐喊者，则无论记者与否，均在被邀之列。只是至少我个人却只好谢绝所请。实则只有二位作家是危局的罪人。其一是Cardinla’s Mistress的记者（即墨索里尼），另一是Meinkampf的作者，只是这二位既已唾弃民主政体，自视并不属于民主报界的一分子，则希莫二氏显未请他们自己负此罪责。这二位之中，一位是写次等言情小说的，另一位是偷天换日歪曲事实的作家；他们二位既也从事著作，则我觉得我们笔会大会纵然指斥他们，不认他们为我们的同行，亦无怎样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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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著作界也者，我意即一般天资聪颖的饶舌者，他们对国家的主要贡献，不是好处，便是讨人嫌怨。地无论中西，凡心口如一言所欲言的作家，政府总认为讨厌，愈敢言所欲言，贡献虽大，然亦愈能惹人厌恶。我愿汤姆斯·曼（托玛斯·曼）自知在希特勒眼中看来是何等可厌，如世无汤姆斯·曼其人，在希特勒自较方便。只是吾人别记如世无汤姆斯·曼其人，在希特勒自较方便。只是吾人别忘如世无希特勒其人，则在汤姆斯·曼可较为方便。真是，希特勒方便不方便与吾辈何干？世界应该改善得使汤姆斯·曼那种人觉得安乐，不应弄得与希特勒之流以方便。文明与野蛮之别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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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素主张著作家应该统治国家，而不该遭人厌恶。一个理想的国家里著作家同时也该是统治者。这个理想曾一度实现过于古代的中国。如果著作家较能影响政治，世人对他们的意见较能尊重，我深信世界必较为安乐。如果我们把英法德间之纠纷交与Priestlev，And rnéMaurois Thomas Mann一般人之手，我敢说没有一个问题不能在三天之内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不幸这世界并不如此。这世界应由我们来管理，然而事实上却并不然，则著作家只有居于反对党的地位了。著作界应该永久是个反对党。站在永久反对党的立场上，他们愈使执政者看来觉得不顺眼，则他们对国家与世界的贡献也便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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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以做政府的眼中钉为己任，不论从前与现在，总是件危险别致的职业。中国古时文人的处境，正复与今日之著作家相同。我敢说天上之事，古今如同一辙。看看目前欧洲的情形，我愈觉我们的处境与中国古代的文人无异。中国古时，国王措施失当，儒者有奏谏之责。古时中国且亦设员，专司检查，只是此非报章之检查，因为那时我们尚没有报章，他们却是审查帝王的，他们的职司是当着皇上的面前指陈他或朝廷措施的不当。他无法律的保障，却仍得这么做。他们有伦理上的言论自由，而没有法律上的言论自由。如果御使名副其实，恪尽厥职，他公开的非难往往能激起相当政潮。只是皇上认为他可恶之至，真觉不耐烦时，自得罚他的俸，割他的头，使他不再多嘴。这便是我们那时情形。我有一时曾以为西方的著作家，因为有宪法上之保障，情形总比较好，但现在晓得就在欧洲一个所谓文化之邦里，你们也并没有什么保障，因为你们有“异己犯监狱”。可见我们今日乃是同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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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我们的对策是什么呢？德国诗人海涅曾说：“我死时，勿葬以笔，但葬我以剑。”蒙丹的象牙之塔亦为诸君所熟知。吾人咸知一个作者不是战士，便是头脑冷静的观察家。这二者之间我们每人必得有所取舍。只是战士的作者与象牙之塔里的观察家的作者，其间欲加区别，亦非易事。当今人类文化危急存亡之秋，欲使文明进步，其工作正与新式炮队之运用无异；在新式的炮台，有人专司射击，另有人专司了望，于轰击之中，观察工作之重要，正不亚于炮手。视察哨得目光锐利，心不旁骛，须于枪林弹雨、炮声连天之中，保守镇静。我想这便是作家对于今日与未来世界唯一的职责。时至今日，思想艺术文学，处处遭受统制，作家莫大之责任便是守他思想信仰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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