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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41 换言之,作家对世界的职责也即是对自己的职责。职责云何?即处此爱国狂时代中看事较人清楚,论事比人近情,在必要时反抗这变态的爱国狂潮,综而言之,保持自己之个性是已。在独裁国中,如个性为所淹没了,唯救自己,始能救世界。正如中国道家所说,只要守真抱一,则祸患莫能侵。今日无论左派与右派,莫不受单轨思想之威胁,有失去独特个性之危险。不论左翼作家,或是右翼作家,若已丧自己,更何能谋主义之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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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43 此处不妨引几句孔子的话。我们须知作家之要务,首在明了何者曰“义”。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对于“和”字的见解,亦颇可喜。“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话,往往似非而是,颇堪回味,看去似觉矛盾,实则含有至理。譬如他说:“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这话说得再切当没有了。故愚意凡是君子,便当胸襟旷达,不染政治臭味,超然于党争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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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45 今日之世界,正义扫地,国际情势漆黑。文化既遭摧残,吾人正如临悬崖,大祸迫在眉睫,我们的时代是个冷酷的时代。吾人对于个人尊严之重视,人道观念、思想自由之尊重,以视18世纪法兰西百科全书之编纂者,似有逊色,狄德罗与达·郎贝耳辈,即深以我们为其文化后裔为耻,亦不为过。欧陆沉沦至此,可称空前。前途嫉恨流血迫害不平之事,必至层出不穷。将来史家必秉笔直书道:“不要脸当于1930至1939时代之人推为巨擘。”由此可见吾人之职责,端在诚实无畏,保持个性,以维护人类之自由,防卫个人思想信仰之权利,慎勿为所侵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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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47 法西斯政府蔑视人类自由,剥夺人民权利,凡此种种,我想绝不能永久。何则?不近人情故也。有人曾问我独裁之不能久持,其故安在。我说我们只是猴子的后裔。那人问道这话怎讲,我便道:牛与独裁者可以相处无事,只是猴子与独裁者这就两样了。人类既自猴子演化而来,而并非牛的后裔,则我相信我们不会长此隐忍独裁者政制的胡作胡为,不久总得与它决裂的。因为隐忍不是猴子的天性,亦非人类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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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49 我们试看中国的历史,欧洲有暴君,但以视我们暴君则似尚有逊色。即以希特勒而论,以与我们16世纪的魏忠贤相较,亦得退避三舍。魏忠贤为亚洲最著名的太监,实亦即古今中外最著名的太监,盖太监为东方的特产。不知怎么,太监往往亦即擅政独裁。在太监执政之上,文人儒者之被迫害,仗势者胡作非为,其恐怖黑暗,正复与今日之欧洲无异。在德国,纳粹诗人纳粹总长之流,以希氏喻耶稣,在中国,则有一位儒者曾倡议这位大裆与孔子应同有尊敬。“德齐尧舜。大贤大智……”对魏氏的颂文,便是这么一套。唯有这么歌功颂德,才能保住差使。而举国的官吏,便全是这样的人,因为反对他的全给残杀了。于是兴造生祠,塑魏氏之像,以便人民士子之瞻仰崇拜。魏氏之义儿义孙甚多,呼魏氏为“干爸”,称他的恋人(客氏),即皇帝之乳母,曰“干妈”。皇上过时,例呼“万岁”,当魏氏过时,则官吏跪呼“九千岁”!而魏氏视若无睹,径自昂昂然过去,绝不回礼。只是他虽声势显赫,毕竟仍免不了人民的腹诽。其情形与今日之德国,如同一辙。我们调侃魏氏之党羽,绰号他们为“五虎五豹十子四十孙”。这岂非是猴性的表演?因为人性毕竟爱好议论,故魏氏政权终于灭亡了。他后来迫得只好自杀,于是他便自杀了;自杀乃是独裁暴君最该做的事,中国看魏氏灭亡,而中国至今还是中国。因此,我们不必过分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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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54 百年大学讲演录 [:1702671574]
1702673355 百年大学讲演录 哥伦比亚答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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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57 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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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59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1915年自中国公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中国哲学。1920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先生学习西方哲学。1923年毕业回国(次年博士论文出版后获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任燕京大学教授。1928年起,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秘书长、校务会议主席等职。1930年代初,完成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此书用“释古”的方法对上起周秦,下至清季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钩玄提要、条分缕析,因其取材谨严、持论精确深受时贤赞许。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经长沙迁至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大,冯友兰仍任哲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他一面教学,一面在颠沛流离之中完成了“贞元六书”,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从而完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化;继承发展了中国哲学中“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优秀传统,建立了至今最好的人生境界论。1949年后,先生辞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校务委员会主席之职。1952年院系调整后转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在写完《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之后盍然仙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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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61 索尔云校长、狄百瑞教授、女士们、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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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63 我很感谢我的母校给予我的荣誉,我很高兴。我在1920年春进入哥伦比亚研究生院,1923年夏通过了哲学博士学位的最终考试。由于我的博士论文当时还没有出版,我没有参加1923年授予学位的仪式。我的博士学位是在1924年我已经回到中国以后正式授予的,所以未能亲自接受文凭。我在1923年、1924年未能得到的机会,我的母校今天给我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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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65 现在,在将近六十年之后,我又终于回到了哥伦比亚。我到此以后,感慨万端。我看到母校已经惊人地发展了;也看到校园犹是,人事全非。我的老师杜威教授、伍德布里奇教授、蒙太格教授都不在了,但是他们的音容,他们对我的教诲和帮助,我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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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67 我在这里当学生的时候,曾申请一项奖学金。为这件事我请求杜威教授写一封推荐信。他立即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的最后一句说:“Mr.Fung is a student of real scholarly calibre”(冯君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我没有得到这项奖学金,但是这句话使我获得鼓舞和信心。倘若杜威教授今天还在,看到这个学生还没有完全辜负他的赞许,也许会高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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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69 六十年是个很长的旅程,我这个旅程充满了希望和失望,成功和失败,被人理解和被人误解,有时居然受到赞扬和往往受到谴责。对于许多人,尤其是海外人士,我似乎有点令人困惑不解。让我借这个机会说我的旅程的性质,或许能够澄清令人困惑不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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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71 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个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处理它们,以及在这个矛盾冲突中何以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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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73 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正值我国五四运动末期,这个运动是当时的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高潮。我是带着这些问题而来的,我开始认真地研究它们。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的思想发展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用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东方、西方的差别。在第二阶段,我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古代、近代的差别。在第三阶段,我用社会发展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社会类型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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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75 在1922年,我向哲学系讨论会提交了一篇论文,题为《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后来发表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我在这篇论文中主张文化的差别就是东方、西方的差别。这实际上是当时流行的见解。可是待我一深入研究哲学史,就发现这种流行的见解并不对。我发现,向来认为是东方哲学的东西在西方哲学史里也有,向来认为是西方哲学的东西在东方哲学史里也有。我发现人类有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问题。这个看法后来就成为我的博士论文的主要论题。我从中国哲学和欧洲哲学史中选出实例,证明我的论点。这个论题及其例证就构成我的博士论文,于1924年出版,题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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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77 这部书虽然否定了对于不同文化矛盾冲突的流行的解释,但是也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解释来代替它,这种新的解释却蕴含在我后来的作品《中国哲学史》里,这部书也许是一部较有学术价值的作品,多谢卜德教授的翻译,使它得以广泛流传。这部书没有按照传统的方法把历史划分为古代、中古、近代等三个时代,而代之以另一种分法,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两个时代,即子弟时代、经学时代,相当于西方哲学史中的古代、中古时代。这部书断言:严格地说,在中国还未曾有过近代哲学,但是一旦中国实现了近代化,就会有近代中国哲学。这个论断含蓄地指明,所谓东西文化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中古和近代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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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79 但是中古和近代这两个词的内容是什么呢?不久我开始认识到,中古和近代的差别实际上就是社会类型的差别。西方国家从社会的一种类型到另一种类型的转变,比东方国家早了一步。这一步的关键是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之前,生产以家庭为本位。产业革命之后,由于采用了机器,生产社会化了,就是说,它规模扩大了,由很大的人群进行,而不是由分散的家庭进行。在1940年代我写了六部书,其中有一部的副题是“中国到自由之路”。我在这部书中指出,这条路就是近代化,而近代化的主要内容就是产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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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81 在20世纪40年代,我开始不满足于做一个哲学史家,而要做一个哲学家。哲学史家讲的是别人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哲学家讲的则是他自己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在我的《中国哲学史》里,我说过,近代中国哲学正在创造之中。到20世纪40年代,我就努力使自己成为近代中国哲学的创作者之一。我开始认为,要解释不同文化的矛盾冲突,无论是用地理区域还是历史时代都不如用社会类型来得令人满意,因为前两种解释不能指出解决的道路,而后一种解释正好指出了道路,即产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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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83 接着中国革命胜利了,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支持了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们深信,正是这场革命制止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军阀和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拯救出了中国,重新获得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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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85 有人说这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真理。中国人民不接受这种责难。至于我本人,我不是完全的实用主义者,虽然约翰·杜威是我的老师。我不认为实用主义揭示了真理的实质,但是我认为实用主义提供了发现真理的一种方法。真理的实质是主观概念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但是人总是人,人怎样知道哪个概念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呢?只有用实践和实验来检验。这是个公开的秘密。这个方法,所有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使用。杜威教授的《怎样思想》一书中列举了大量实例来说明这一点。中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不过是使用了这种常识的方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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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87 不管怎么说,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是很高的,这不仅在政治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也在道德方面。知识分子们,为革命的胜利所鼓舞,一起努力,帮助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我自己的努力是修订我的《中国哲学史》。这个修订本只出版了头两册之后,我又感到修订得连我自己也不满意。我又着手修订修订本,但是在它即将付印之前,我发现这个修订修订本又必须重新再写。这一次,我完全从头开始重写。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就这样修订、重写,还没有出版定本。这样拖延,固然一方面是由于非我所能控制的原因,可是我必须说明,也是由于在许多论点上我还在踌躇,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我一直在左右摇摆。踌躇摇摆,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解决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又进一步表现为如何继承精神遗产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提出这个问题,一时讨论得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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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389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简单地宣布:过去的哲学都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因而毫无继承的价值。现在应当不管过去,只当它并不存在。现在应当从零开始,一切都要重新建立。这种观点显然在理论上过分简单化,在实践上也行不通。过去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任何主观的观点都无法抹杀它。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懂得,现在是过去的继续和发展。高一级的社会类型取代了低一级的社会类型,正像汽船取代了划艇。汽船取代了划艇,但是它的制造和运行所依据的一般原理,却与划艇所依据的相同。划艇的经验和实验都是汽船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汽船是划艇的发展,这正是“发展”一词的真谛,发展过程是一种辩证的运动。用黑格尔的术语说,就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换言之,就是正,反,合。这样的合,包括了正、反的一切精华。在这个意义上,现在应当包括过去的一切精华。这是解决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自然方式。这种解决应当是黑格尔称之为“奥伏赫变”(Aufheben,扬弃)的过程。这的确是一种很复杂的过程,是与简单化针锋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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