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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现在理解的历史发展的意义。本着这种理解，再来修订我的著作《中国哲学史》，我就不再踌躇摇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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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中国历史，每当国家完成统一，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时候，随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包括自然、社会、个人生活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和时代精神的内容，也是国家统一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儒家、新儒家都是这样的哲学体系，中国今天也需要一个包括新文明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国家的指针。总的说来，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会变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有些人会觉得奇怪。其实它久已存在，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既然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了，那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仅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场革命的前几个阶段，这种结合做得很好，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的理论，关于乡村包围城市的理论，都是这种结合的好例。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种种战略引导革命走向了胜利。只是在以后的几个阶段，这种结合就做得不那么好，后来更遭到“四人帮”这些阴谋家的严重歪曲，于是出现了极左政策，即所谓“文化大革命”，其后果大家都很了解。最近几年拨乱反正，正在努力恢复这种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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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其一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为现代中国服务的包括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会需要中国古典哲学作为它的来源之一吗？我看，它会需要的。我们应当为这个广泛的哲学体系准备材料，铺设道路。我的意思绝不是从古典哲学家著作中寻章摘句，编成原始资料汇编。一个哲学体系不是一个拼凑的东西。哲学是一个活东西，你可以用预制的部件拼凑成一部机器，但是不能拼凑成一个活东西，连一个小小的昆虫或一片草叶这样的活东西也拼凑不成。你只能向活东西供给营养，让它自己吸取营养。在目前情况下，我感到，我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有一项新的任务。它应当不仅是过去的历史叙述，而且是未来哲学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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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的广泛的哲学体系出现了，不同的文化在中国的矛盾冲突也就解决了。当然还会有新的矛盾，但那是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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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终结。以前处理不同文化的种种努力都不过是一个开始。我们现在的努力虽不是终结的开始，但它可以是开始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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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路，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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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已经做的事和我希望我将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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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在这个仪式上，我深深感到，母校给予我的荣誉不单是个人荣誉，它象征着美国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学术的赞赏，它象征着中美人民传统友好关系的继续发展。这种发展正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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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谢谢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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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学讲演录 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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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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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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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有《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着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文、英文、俄文等在四十多个国家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国家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侯选人。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著，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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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在题目下加上一个子题，比较明白——“一个短篇小说的作者，谈谈短篇小说的写作，和近二十年来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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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许多人印象里意识里的短篇小说，和我写到的说起的，可能是两样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还要老老实实声明一下：这个讨论只能说是个人对于小说的一点印象，一点感想，一点意见，不仅和习惯中的学术庄严标准不相称，恐怕也和前不久确定的学术一般标准不相称。世界上专家或权威，在另外一时对于短篇小说规定的“定义”、“原则”、“作法”，和文学批评家所提出的主张说明，到此都暂时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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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我所谓的“短篇小说”？要我立个界说，最好的界说，应当是我作品所表现的种种。若需要归纳下来简单一点，我倒还得想想，另外一时给这个题目作的说明，现在是不是还可应用。三年前我在师范学院国文会讨论会上，谈起“小说作者和读者”时，把小说看成“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因为既然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是说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一是梦的现象，便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单是第一部分容易成为日常报纸记事，单是第二部分又容易成为诗歌。必须把人事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才可望成为一个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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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觉得小说必须很“美丽”，因为美丽是在文字词藻以外可以求得的东西。我也不觉得小说需要很“经济”，因为即或是个短篇，文字经济依然并不是这个作品成功的唯一条件。我只说要很“恰当”，这恰当意义，在使用文字上，就容许不怕数量的浪费，也不必对于词藻过分吝啬。故事内容呢，无所谓“真”，亦无所谓“伪”（更无深刻平凡区别），要的只是那个“恰当”。文字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全篇分配更要恰当。作品的成功条件，就完全从这种“恰当”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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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承认，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说的“向善”，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普通做好人的乡愿道德，社会虽异常需要，有许多简便方法工具可以利用，“上帝”或“鬼神”，“青年会”或“新生活”，或对付他们的心，或对付他们的行为，都可望从那个“多数”方面产生效果，不必要文学来做。至于小说可做的事，却远比这个重大，也远比这个困难。如像生命的明悟，使一个人消极的从肉体爱憎取予，理解人的理性和魔性，如何相互为虑并明白生命各种形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以外，为任何书籍所无从企及。或积极地提示人，一个人不仅仅能平安生存即已满足，尚必须在他的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的打算，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者更多一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这种激发生命离开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这工作自然也就是人类最艰难伟大的工作。推动或执行这个工作，文学作品实在比较别的东西更其相宜。若说得夸大一点，到近代，别的工具都已办不了时，唯有“小说”还能担当这种艰巨。原因简单而明白：小说既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学说，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印刷术的进步，交通工具的进步，既得到分布的便利，更便利的还是近千年来读者传统的习惯，即多数认识文字的人，从一个故事取得娱乐与教育的习惯，在中国还好好存在。加之用文学作品来耗费他个人剩余生命，取得人生教育，从近三十年来年轻学生方面说，在社会心理上都是如此认同。所以在过去，《三国志》或《红楼梦》所有的成就，显然不是用别的工具可以如此简便完成的。在当前，几个优秀作家在国民心理影响上，也不是什么做官的专家部长委员可办到的。在将来，一个文学作者若具有一种崇高人生理想，这理想希望它在读者生命中保有一种势力，将依然是件极其容易的事情。用“小说”来代替“经典”，这种大胆看法，目前虽好像有点荒唐，却近于将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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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三年前对于小说的解释，说的虽只是“小说”，把它放在“短篇小说”上，似乎还说得通。这种看法也许你们会觉得可笑，是不是？不过真正可笑的还在后面，因为我个人还要从这个观点上来写三十年！三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算不得一个数目，但在个人生命中，也就够瞧了。这种生命的投资，普通聪明人是不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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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觉得好笑以外也许还要有点奇怪，即从我说这问题一点钟两点钟得来的印象，和你们事先所猜想到的，读十年书听十年讲记忆中所保留的，很可能都不大相合。说完了，于是散会。散会以后，有的人还当做笑话，继续谈论下去，有的人又匆匆忙忙地跑出大南门，预备去看9点场电影，有的人说不定回到宿舍，还要骂骂“狗屁狗屁，岂有此理”。这样或那样，总而言之，是不可免的。过了三点钟后，这个问题所能引起的一点小小纷乱也差不多就完事了。这也就正和我所要说的题目相合，与一个“短篇小说”在读者生命中所占有的地位相合，讲的或写的，好坏情形都差不多。这并不是人生的全部，只那么一点儿，所要处理的，说他是作者人生的经验也好，是人生的感想也好，再不然，就说他是人生的梦也好。总之，作者所能保留到作品中的并不多，或者是一个闪光，一个微笑，以及一瞥即成过去的小小悲剧，又或是一个人濒临生死边缘做的短期挣扎。不管它是什么，都必然受种种限制，受题材、文字以及读者听者那个“不同的心”所限制。所以看过或听过后，自然同样不久完事。不完事的或者是从这个问题的说明、表现方式上，见出作者一点语言文字的风格和性格，以及处理题材那点匠心独运的巧思，作品中所蕴蓄的人生感慨与人类的爱。如果是讲演，连续到八次以上，从各个观点去说明的结果，或者能建设出一个明明朗朗的人生态度。如果是作品，一本书也不会给读者相同印象。至于听一回，看一篇，即使能有会于心，保留一种深刻印象，对少数人言，即或办得到，对多数人言，是无可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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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中的短篇小说，系随同二十二年前那个五四运动发展而来。文学运动本在五四运动以前，民国六年左右，即由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提出来，却因五四运动得到“工具重造工具重用”的机会。当时谈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造，最先得到解放的是文字，即语体文的自由运用。思想解放社会改造问题，一般讨论还受相当限制时，在文学作品试验上，就得到了最大的自由，从试验中日有进步，且得到一个“多数”（学生）的拥护与承认。虽另外还有个“多数”（旧文人与顽固汉）在冷嘲恶咒，它依然在幼稚中发育成长，不到六七年，大势所趋，新的中国文学史，就只有白话文学作品可记载了。谈到这点过去时，其实应当分开来说说，因为各部门作品的发展经过和它的命运，是不大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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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革命当时最与传统相反，情形最热闹，最引起社会注意（作者极兴奋，批评者亦极兴奋），同时又最成为问题，即大部分作品是否算得是“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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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在那里讨论社会问题，处理思想问题，因之有“问题”而无“艺术”，初期也就只是热闹，作品并不多，且不怎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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