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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的作者,能从一般艺术鉴赏中,涵养那个创造的心,在小小篇章中表现人性,表现生命的形式,有助于作品的完美,是无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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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的写作,从过去传统有所学习,从文字学文字,个人以为应当把诗放在第一位,小说放在末一位。一切艺术都容许作者注入一种诗的抒情,短篇小说也不例外。由于对诗的认识,将使一个小说作者对于文字性能具特殊敏感,因之产生选择语言文字的耐心。对于人性的智愚贤否、义利取舍形式之不同,也必同样具有特殊敏感,因之能从一般平凡哀乐得失景象上,触着所谓“人生”。尤其是诗人那点人生感慨,如果成为一个作者写作的动力时,作品的深刻性就必然因之而增加。至于从小说学小说,所得是不会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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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短篇小说的明日,是否能有些新的成就,据个人私意,也可以那么说,实有待于少数作者,是否具有勇气肯从一个广泛的旧的传统最好艺术品中,来学习取得那个创造的心,印象中保留着无数优秀艺术品的形式,生命中又充满活泼生机,工作上又不缺少自尊心和自信心,来在一个新的观点上尝试他所努力从事的理想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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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学讲演录 中国哲学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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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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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栖霞人。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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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于1927年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哲学系。1933年毕业后,曾先后在华西大学、中夺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以讲授逻辑学和西方哲学为主。1949年去台湾,任教于台北师范大学、台湾东海大学,讲授逻辑、中国哲学等课程。1958年与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联名发表现代新儒家的纲领性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0年去香港,任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主讲中国哲学、康德哲学等。1974年退休后,专任新亚研究所教授。1995年4月病逝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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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他毕生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作出巨大贡献。其许多著作被译成英、韩、德等文字。主要著作有《逻辑曲范》、《理性的理想主义》、《道德的理想主义》、《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圆善论》、《认识心之批判》、《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中国哲学的特质》、《生命的学问》、《名家与荀子》、《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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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哲学所关心的重点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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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中西哲学之会通,首先由限制性讲中西哲学之差异,在限制性中表现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我们不能离开限制性凭空笼统地讲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的概念,故先讲限制性,由限制性就有不同,可以讲中西哲学之差异与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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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如何讲法呢?中西哲学皆历史长而内容丰富,讲差异是不容易的,若无综合性的纲领如何去讲呢?凭空讲是很难的,一定得通过以往几千年来的发展,整个看来才能得一个线索,否则无从说起。所以只有通过发展这个观念,长期发展的领导线索纲领才能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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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由夏商周一直发展下来,主要的线索、主要的纲领、主要的方向在哪里呢?同样的,西方哲学由古希腊经中世纪到近代的发展,由其长期的历史发展,也可以把握其纲领而看出其差异,这当然要对各时代的思想加以反省才能了解。如上讲所述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此乃可言中西哲学之会通,有普遍性,也不能以此而言中西哲学不能有差别、有限制性,故中西哲学永远可保持其特殊性。由普遍性与特殊性两方面综合起来,我们就可把握中西哲学发展之主要纲领的差异在何处。如刚说过,对中西哲学传统的长期发展加以反省就可看出其不同,我们可以用两个名词来表示。我们可说两个哲学传统的领导观念,一个是生命,另一个是自然。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文化的重点,其所关心的是“自然”或“外在的对象”(Nature or External Object),这是领导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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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古代的经典,就可看出都是环绕生命这个中心问题讲话而开展。重点在生命,并不是说中国人对自然没有观念,不了解自然。而西方的重点在自然,这也并不是说,西方人不知道生命。由历史开端时重点有些小差异,就造成后来整个传统发展的不同。我们就以“生命”、“自然”两个观念,来看中西哲学发展的大体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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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关心生命,生命的意义有好几层,首先所关心的生命是眼前的个体生命,生命就如其为生命而观之(Life as Such)。这一个层次的生命是有问题的,故首先意识到此。生命有好几层次,如以佛教的说法,阿赖耶识也是生命,转上来涅槃法身也是生命。可是关心生命、出问题的生命,而想法对付它,则此时的生命不是佛教所言的涅槃法身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经过我们关心它,处理它而翻上来的最高境界,到那个境界生命就无问题了。我们现实上并不能马上就到达到涅槃法身的境界,我们的现实生命到处是麻烦。人首先注意到的是生命外部的麻烦,此外部的麻烦很容易解决,但生命自己内部的问题就很难了,所以说:“征服世界易,征服自己难。”外部的问题都安排好了,但自己却不能安排自己。如你外在周围的种种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但你仍是左也不安,右也不安,不能自在,到处是问题,到处是麻烦,有人就是这样的。“富贵不能乐业,贫贱难耐凄凉”,这种人是很麻烦的,但生命本来就是麻烦的。贫贱固不好,富贵也不见得好。孔子就说过:“不仁者不可以长处乐,不可以久处约”,意即不仁的人不能长久安处于其快乐、舒服与幸福的境地,他也不能长期处于其困厄倒霉的状况。《红楼梦》中贾宝玉就是这种人,富贵时他也不能好好地做事或读书,贫贱时更受不了那种凄凉。如孔子所说的不仁的人也不一定是坏人,如贾宝玉你不能说他是什么坏人。“不仁者”意即生命中无仁之常体的人,故孔子这句话意思是很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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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仁”之意义很不易把握,如“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好恶是每个人都有的,人若没有好恶就没有是非,但要能成就好恶是不容易的。唯仁者才能成就“好人”之“好”,“恶人”之“恶”。如一讨厌就讨厌得不得了就是所谓恶恶丧德。“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喜欢时千方百计地设法使其生,但到讨厌时非得把他杀掉不可,处之于死地。这样的好是溺爱不明,这样的恶是恶恶丧德。恶是当该恶的,但恶之至于丧德,你本身就是恶,也即本来你是恶恶,但恶的结果你本身陷于罪恶,甚至比原来所恶的恶更恶,这反动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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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出来,我们到现在还不明白。“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者是指能体现仁道的人,也即生命中有定常之体(仁体)的人,意即是有真实生命的人。有真实生命的仁者,才能好,才能恶,才能成就好之为好、恶之为恶。儒家是肯定好恶的,因无好恶就无是非。进而要如何成就好恶,但要成就好恶就要许多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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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仁者(生命没有定常之体的人),不能长处乐,不能久处约,这样不是,那样也不是,这种人很麻烦,生命不能得到妥当的安排,我们的现实生命就是这样,故征服世界容易,征服自己困难。人最后的毛病都在自己,这个时代的灾难最后也都在人本身,并不是在核子弹,故人是最难于对付的。人最可爱,也最可恶。故荀子指现实上的人为:“信不美,信不美”,意思是很不好,很不好。但另一面人也很值得赞美,人也可以达到最高的境界。故人的地位很不稳定,可以往上通神圣,也可以向下堕落得比禽兽还坏。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说Life as Such意义的Life,并不是指已经翻上来达到了最高境界如槃盘法身的生命,那种生命,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而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生命是指着Life as Such的现实生命而言的。中国由夏商周以来,着眼点一开始就在关心自己,如何来安排这自己最麻烦的生命,所以由此首先意识到“德”的观念,故《诗经》讲“疾敬德”,以后一步一步注意向内修德。古代人如由科学的立场来看,知识很简陋,简直不能与我们现代的人相比。从这个地方来讲是我们后来者居上,但并不是一切方面都是后来者居上。若从“德”这方面来看,不但后来者没有居上,反而是每况愈下。所以古人对“德”有清楚而分明的观念(Clear and Distinct Idea)。相反,我们现代人对“德”无清楚的观念,都模糊了,但对知识有清楚的观念。知识是指科学知识,因为科学的成就是很明显的,但其实一般人本身也不一定懂科学,因为他本身不是科学家,他也不懂原子弹、相对论,但我们相信科学是因为科学有证验,所以就认为科学最可靠。所以客气地讲,现代人对知识清楚,尽管一般人并不清楚。那么凭什么对知识有清楚的观念呢?这还是凭知识权威、诉诸专家。因为科学已经是成立了,客观地摆在那里,尽管自己不懂而诉诸专家,这样并不是独断,也不是迷信,所以是可谅解的。在可谅解这个层次上,我们姑且可以承认现代人对知识有清楚而分明的观念。但对“德”则完全没有,所以讲很多的道德哲学,有许多主义与主张,但还是说得不明白。现代人在知识方面这么进步,但对德、正义、公道等完全没有观念,没有认识。而古代的人那么原始,为什么对德有那么清楚而明确的认识?这似乎是很奇怪的现象而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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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知识是很麻烦的,而道德上的是非善恶之判断却不需很多的知识来支持,而且最简单明了,故儒家言道德的实践是简易的。相反,我们想知道对象,对对象有所了解与认识,是很麻烦而复杂的,到某一个地步还不够,还要往里步步深入。牛顿的物理学还不够,还要进到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大宇宙的物理学不够,还要向小宇宙的物理学前进。这是很麻烦的,越研究越专门,结果只有专家才有一点点的知识,我们一般人则一点也没有,实际上一无所知,所以要有哪一方面的知识就要向哪一方面的专家请教,这样一来其实都推诿给专家,这不是一无所知吗?所以知识才是麻烦的,要得到知识是很不容易的。对知识要有清楚而明确的观念也不是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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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对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言行,如有错误,马上就有罪恶感,这点古人就会了,所以说德的意识很“简易”、“坦然明白”,若太复杂人们就不能了解了。假若你演算数学的问题演算不出来,证明不出来,这并非罪恶。你不懂数学不是罪恶,但若说错话或做错事,你自己就难过。所以德的意识很容易被人注意,古人对这方面有清楚的观念,是很合乎情理而很可了解的。而正相反,现代人就不了解德。所以“疾敬德”就是要你赶快使自己像个人样,好好做事,好好为人,故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你不要妄为。古人一下把问题落在这个地方,就重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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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孔子出来,再往里一层一层地深入前进,于是中国的哲学就开出了孔子传统,后来的发展大体而言,儒家是主流是正宗,道家是针对儒家而发出来的旁枝,但道家还是对付生命这个问题的,道家也开出另一个系统,这样中国的哲学就发展下去,一代一代人物也很多,各有其发展与注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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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主要是继承儒家的经典。汉儒并不一定能了解儒家的真正精神,但能保持文献也有他们的功劳。两汉后接着来的是魏晋时代。魏晋时代的名士专谈三玄,三玄是《老子》、《庄子》与《易经》。魏晋的三玄以道家的精神为主,故讲老庄是很相应的。可是《易经》是儒家的经典,孔门的义理,而魏晋时代以道家精神来讲《易经》并不一定相应,但也有所发明。魏晋时代的学问是由儒家的主流岔到旁的方向。随着而来的是南北朝,南北朝主要在吸收佛教,佛教是由印度传来的,在此段时期中国的思想完全用在吸收佛教的教理。至隋唐就完成了吸收消化佛教的工作。可是隋唐的政治文物又回到中国原有的。由魏晋谈三玄的歧出,再经南北朝的吸收佛教,佛教是外来的,既不同于儒家也不同于道家,离我们本有的骨干更远,此即歧出中的歧出。这一段时间很长,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初年共约五百年的时间,经谈三玄道家的复兴为桥梁进而吸收佛教,这个阶段为中国思想歧出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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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唐盛世,国势、政治文物、典章制度达到鼎盛,是中华民族的黄金时代,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但唐朝不是哲学家的时代,而是文学家的时代,其表现在诗。所以要了解唐朝的三百年,要以特殊的眼光来看。其政治文物,典章制度是属于儒家传统的,但儒家学问的义理精神并无表现。唐朝时代思想义理的精彩在佛教,佛教的那些大宗派都产生在唐朝或隋唐之间。如天台宗完成于隋唐之间,而在唐朝仍继续发展,有荆溪之弘扬;唐初玄奘到印度回来后开出真正的唯识宗,华严宗也发生于唐朝。故自发展佛教的教义而言,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都在这个时期全部完成达到最高峰。这是中国吸收印度原有的佛教而向前发展到最高的境界。中国人顺着印度原有的往前推进一步,与印度原有的佛教不同是时间前后发展的不同,而非并列的不同。换言之,后来在中国流行的佛教是把原有的印度佛教所涵蕴的推进发展出来的,所以只有一个佛教,并不能说另有一个中国的佛教。现代研究佛教的人,就有人把佛教分为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佛教,而有些人以为重新由梵文才能得到佛教原有的真精神,因为中国的佛教都是经过中文翻译的,认为这样不可靠,而由梵文来追寻原有的佛教,好像中国的发展是歪曲了的。这些看法都不是正确的。说到翻译当然不能无小出入,但主要的精神义理是不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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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在佛教之思想义理方面有很高度的成就与表现,能发展出天台宗、华严宗,并能确认唯识宗,这就是最高的智慧。这些宗派的大师如智者大师、玄奘、贤首等都够得上是真正的大哲学家,与西方的大哲学家相较绝无逊色。佛教的教义发展到这里已经是最高峰了,再往前进是禅宗。因为禅宗以前的大小乘以及天台宗、唯识宗,与华严宗都是讲教义,也即讲义理系统,但禅宗则为教外别传。以往的教派够多了,教义也讲得复杂而繁琐,而禅宗要做的是把其简单化后付诸实践,这就是禅定的功夫。禅宗又是最高智慧中的智慧,只有中国人能发展出这一套,世界任何其他民族皆发展不出来。目前美国人很喜欢禅宗,觉得很新鲜而好奇,其实完全不懂禅宗。有人竟与维特根斯坦相比附,这样比附对两方面都没有了解而且都耽误了。禅宗是佛教,所以不能离开已有的佛教而空头地随便妄谈禅。教义发展至最高峰一定要简单化,简单化而付诸实践。佛教本来就是讲修行的(如成、定、慧),但修行由禅宗的方式来修行是了不起的。无论大小乘都讲修行,无修行如何能成佛呢?但以禅宗的方式来修行是奇特而又奇特,真是开人间的耳目,此只有中国人才能发展出来,这不只是中国人的智慧而且是人类最高的智慧,故大唐盛世并非偶然,中华民族发展到唐朝实在是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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