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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21 唐朝义理思想的精彩不在儒家,但政治文物、典章制度是继承春秋两汉下来的,那是归于中国的正统。社会上人民生活的伦常习俗并非印度的,所以吸收的只是佛教的教义。这样唐朝的基本原则与精神落在哪里呢?其所以能继承这一套典章制度的精神是服从什么原则呢?义理是吸收外来的佛教,但并不能以佛教来治国平天下,因为佛教的重点不在此,佛教即使在其鼎盛时期也不过如此。中国在大唐盛世除与治世不相干的佛教及政治上的典章制度以外,精神上是服从什么原则来运宰这一套制度,开一个大帝国,创造出这样一个高度的文明?唐朝所服从的是生命原则(Principle of Life)。比较大体地讲,汉朝是以经学治天下,即以经学统政治,以政治统经济,大体就是这个模型,但做到什么程度很难说,故这样,相对地说,汉朝是服从理性原则(Principle of Reason)。唐朝则服从生命原则。为什么以“生命”来说明呢?佛教在此不相干,《十三经注疏》也无精彩,而唐朝大帝国能开出这么一个文物灿烂的大帝国,由政治上而言,是唐太宗的英雄生命,他是典型的中国式英雄,十八岁就开始打天下,打三四年就完全统一中国,建立唐朝大帝国,这是英雄。英雄是表现生命,不是服从理性,生命是先天的,唐朝有此强度的生命。除唐太宗之英雄生命以外,唐朝的精彩在诗。两汉是文章,唐朝是诗,宋是词,元是曲。人们常说唐诗是学不来的,是靠天才的,如无那种天才与生命,就无那种才情。由此看来,唐朝时,儒家没有精彩,佛教不相干,剩下两个“能表现大唐盛世,文物灿烂”的因素是英雄与诗,诗靠天才,也是生命。生命放光辉就是诗才。英雄的生命也是光辉,就是英雄气概。表现为诗的是诗才、诗意、诗情,此是才情。英雄不能说才情而说才气,不能说气象而说气概。生命旺盛的时候所谓“李白斗酒诗百篇”,漂亮的诗不自觉地就产生出来了,生命衰了则一词不赞,所谓江郎才尽。这种生命与才气乃康德所谓的强度量(Intensive Quantity),而非广度量、数学量。生命乃服从强度原则的,强度量是抛物线,可以从一无所有而发展到最高峰,由此最高峰又落下至一无所有。大唐生命发展至唐末五代即一无所有。中国历史在以前最差的是唐末五代,那时代的知识分子廉耻丧尽,社会国家最乱。这就是服从强度生命原则的自然结果(Consequence)。所以人生的奋斗过程在生命以外一定要重视理性。当生命强度开始衰败,有理性则生命可以再延续下去,理性能使生命有体而不至于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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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23 唐末五代之后就是宋朝,宋朝的三百年,国势很差,但时代的思想是儒家的复兴,就是理学家的出现。理学家就是看到自然生命的缺点而往上翻,念兹在兹以理性来调护也即润泽我们的生命,生命是需要理性来调节润泽的,否则一旦生命干枯就一无所有,就会爆炸。而理性就能润泽我们的生命,这样生命就可以绵延不断地连续下去,这一代不行可以由下一代再来。这是宋朝时社会上知识分子所担负的,而不是赵家的君主们以及环绕君主的官僚所能担负的。故宋朝国势的不振,非理学家的责任。宋朝由宋太祖开国时的规模就不行,但为什么宋朝能维持三百年之久呢?这是不容易的,此乃靠文化的力量。故以后颜、李学派那些人责备理学家乃是气愤之言。北宋南宋之亡,理学家不能负这个责任。了解历史要公平而恰当的了解,整个宋朝三百年还是服从理性原则。此与汉朝不同,汉朝是文献经学的整理,而宋朝则是阐扬儒家的义理,故两个型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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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25 宋亡后元朝不过一百年,而明朝的时代精神还是以理学家为主的,即以王阳明为代表,故明朝的时代精神大体也是服从理性原则的。王学一出,佛教就衰微而无精彩了。宋明儒家是继承先秦儒家而发展的,那是依儒家内部义理讲的儒家,两汉的经学是外部经学的儒学,两者不同。而儒家之所以为儒家,是宋明儒所表现的。明朝的体制大体是模仿汉朝,其实是模仿不来,究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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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27 明朝这一个朝代是不容易了解的,其间三百年从朝政及皇帝方面看实大体都是很乖戾的,讲历史的人就不懂其中的道理,故了解历史是一个问题,记得历史又是另一个问题。一般的是记得历史而不能了解历史,尤其是那些专重考据的。他们知道而且记得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但是小事情不是大事情。了解历史与记得历史是不一样的,这两种能力显然不同。记忆当然有价值,了解也有价值,不了解而念历史有何用处?明朝之后是清朝,清朝一开始中华民族就倒霉,而一直倒霉到现在。因为清朝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对中国的文化生命与民族生命的影响是很大的,不了解的话,就看现在的中国。一步一步的变化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清朝是少数民族的军事统治,对民族生命有很大的挫折,因而对文化生命亦有很大的歪曲。凡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不能得到谐和的统一,这时代一定是恶劣的时代、悲剧的时代。清朝的军事统治把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体制完全破坏了,以前设有宰相,到满清就变成军机衙门,成了军事统治,此与元朝一样,都是来自少数民族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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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29 不管以前的宰相能做到什么程度,但他是代表治权,宰相负责政治的措施。到清朝就成为军事第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理想丧失了。所以清朝的知识分子没事可干,就成乾嘉年间的考据。此根本与汉学不同,精神也不一样,不是传统文化的顺适调畅的发展形态,这是在异族统治下的变态。乾隆皇帝就表示,以往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是坏习气,如果这样,我们皇帝干什么?故清朝时,由孔子传下来的知识分子的愿望与理想都没有了。现在知识分子的情形是经过清朝三百年统治后的自然结果(Natural Consequence)。乾嘉年间的学问是清客的学问,那些考据家很多是做清客帮闲,清客是奉陪王公大人的。不说考据没价值,而是要了解乾嘉年间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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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31 顾亭林的考据是继承传统儒家来的,讲实用。儒家内圣外王是真正的实用,不是记诵杂博以资谈助。顾亭林考据背后的精神完全与乾嘉年间的不一样。所以我并不反对考据。讲中国古典,历史的考据当然有其相当的价值,但亦不只是考据所能胜任,而且最重要的是以什么精神来从事考据。我们反对的是乾嘉年间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那种意识形态是清客。理学家不做清客,他们都有根据中国以往的传统传下来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愿望,这些现在大家都忘掉了。中国有五千年的长久历史,一个人若有存在的呼应,即在现在就与历史生命不隔。而现在的中国人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无存在的呼应,故与历史生命相隔,不能存在呼应。现在人喜言“代沟”,这是社会学与心理学所用的名词,指老少年人之间因年龄相差而产生互相间不了解的情形。这事实中国以前也并非不了解,但并不夸大此事实,却宁愿讲承先启后,代代相传。这样,个人的生命就能与民族的历史生命相契相呼应。故不要被目前的流行名词把我们的生命锢蔽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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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33 西方人有许多观念、许多主义,这些观念与主义只是学术上的主张,或是政治上的个人见解,在西方社会是司空见惯的,不会引起什么骚动。但这些观念与主义一到中国就不得了,每一个主义就成了一个宗教,都想以之治国平天下。就这样的生命固结在某些观念上,而排斥其他的观念,终于对我们的生命造成骚乱。目前中国人号称有十几亿,但究竟有多少能够算得上是真正的中国人?表面上看来,当然都是中国人,但以其意识形态与意识上所持的观念来看,很少是真正的中国人。即使在风俗习惯、社会礼节方面仍遵守典型中国的传统,但其思想与意识完全不是中国的,这样一个人的生命就四分五裂,生命不能谐和,不能一致。所以目前的中国人意识上的观念横撑竖架,而把生命撕成四分五裂。乾嘉年间以来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是清客。故清末民初西方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我们就完全无法应付。因平常不讲义理,不讲思想,故脑子里就没有观念,没有学问传统,在这样的情形下靠什么来应付呢?只靠一时的聪明是没用的,这种聪明中国人是很有的,清末民初那些人也都有,但只是这种聪明不是应付。因为我们丧失了我们的学问传统,丧失了学问传统就不会表现观念,不会运用思想。现在的中国人完全无观念无思想。在这样不会运用思想的情形下,就以直接反应来应付问题,有一个与动(Action)就有一个反动(Reaction),这种反应都是直接反应(Immediate Response)。这个时代一般人都是采取这种直接反应的方式,直接反应怎么能解决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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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35 因为要解答问题是要有根据的,如解答一个数学问题就不能凭空来解答,一定得根据前面所学的定理来解答。要解决经济的问题,就要根据经济学上的知识原则与办法来解决。这样就是要会运用概念,运用概念才会运用思想,运用思想才能解答问题,直接反应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直接反应的结果就是孟子所谓的“物交物则引之而已”。来一个刺激就出现一个反应,这样一个接着一个,就整个地拖下去了,所以一个民族到不会表现观念时就没有了生命(No Idea Therefore no Life)。其生命就是动物性的,因为动物性就不需要Idea。总而言之,中国人以前所谓学问,是要懂得义理才是学问。名理是研究逻辑,数理研究数学,物理研究自然。儒家讲性理,是道德的,道家讲玄理是使人自在的,佛教讲空理是使人解脱的。性理、玄理、空理、名理、数理、物理还得加上事理与情理。事理与情理是属于历史与政治的。中国人常言懂事,事理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情理是人能通达人情,这种属于具体生活的也是很深的学问,但在以前未见能达至佳善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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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37 名理是逻辑,中国是不行的,先秦名家并没有把逻辑发展到学问的阶段。至于数学、科学也不行,故中国文心发展的缺陷在逻辑、数学与科学。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精彩所在。我们并没有发展出来,有就有,无就无,故不要瞎比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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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39 中国人以前几千年学问的精华就集中在性理、玄理、空理,加上事理与情理。事理情理要有一个学问来支持才行,否则不一定好,会变成社会上所谓的老奸巨猾或圆滑头这一类的。事理情理本来有独立的意义,故可成一种学问;性理、玄理、空理皆是学问。有学问表现出来,人的生活才有轨道,才能处事应世。这就是中国以前的学问传统中的“理”,而乾嘉年间的学问就完全不懂这些“理”,只懂得说文尔雅之理,就是大约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语言学。到不懂这些“理”时,生命就不会运用思想,不会运用观念,这样就不能应付这个时代,故民国以来一步一步都是与动反动地交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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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41 当然一个文化只有性理、玄理、空理是不够的,可是只有逻辑、数学与科学也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检讨中国的文化,没有的如何使它开出来。本来五四运动以来就想开出逻辑、数学与科学,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都还没有生根,还发不出来,目前的阶段还是在跟人家学,因为我们的头脑、心态受成习的制约,很难适应这些学问,要想自发地发出这些学问来需要自觉地自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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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43 性理、玄理、空理这一方面的学问,是属于道德宗教方面的,是属于生命的学问,故中国文化一开始就重视生命。而性理、玄理、空理都是为了调护润泽生命,为了使生命能往上翻而开出的。但我们的生命不只要往上翻,还有往外往下的牵连,这方面的牵连就有各种特殊的问题,如政治、社会、经济等,都需要特殊的学问,即专家的科技的学问。这又是一个层面,上述生命往上翻的层面不同,我们不能以这一层面的学问来代替另一层面的学问,这是不能互相取代的。一个是属于生命的学问,一个是属于知识的学问。我们也不能只有调护润泽我们生命的学问就够了,平常所谓够了是因其有普遍性有必要性,是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而非充足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了解了这点就不要争论了,讲中国文化与讲科学并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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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45 故我们疏通中国的哲学传统,结果其重点就落在生命,其代代传下来的为性理、玄理、空理,也即儒释道三教。每一朝代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随着时间的过去就过去了,不能再恢复,那些陈迹、风俗习惯,怎么能维持不变呢?有些是可以保持的,有些是不能保持,这须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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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47 故了解一个文化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其内部核心的生命方向,不能把生命方向等同于每一个时代的风俗习惯。讲中国文化若只摆出我们祖先的文物古董,这样不能了解中国文化,对此应有清楚的观念,不要为目前一般流行的浮薄而错误的观念所迷惑,这就需要运用思想去处理,自己的生命才能上轨道。要不然永远都以直接反应的方式去处理,这是不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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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49 语言分析对这些都需要加以分析,可是现在做语言分析也没有自发的观念,也不会运用思想,去分析目前流行的各种词语的意义。故当时荀子做正名,我们这个时代也一样要做,那就是语言分析的工作。故学哲学就是要做正名的工作,那自己的头脑就要清楚了。念哲学就是要使人头脑清楚才能正名,否则不但不能正名,而且增加混乱,徒增麻烦而使天下大乱。学哲学是终身性的工作(Life Work),与学习某种技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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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51 我们文化的精华是可以传下来的,可以撇开风俗习惯而单独去考虑之的。性理、玄理、空理也即儒释道三教,这是中国哲学传统所留下来的智慧方向,文化基本核心处的智慧方向。但是此智慧方向不能用来解决具体而特殊的问题。我们不要以功利主义的观点,以为这些学问不能解决那些具体而特殊的问题就忽视它甚至不要它。在科技方面,虽然西方人很行,但在生命的学问方面,西方人就不见得很行。故要学哲学就要好好研究:儒家的义理是什么,其中有好几层的境界;道家发展到最高境界是什么样的形而上学,其中有什么问题;至于佛教的空理更了不起,佛教的教义内容可以不管,也可以不赞成,但佛教大小乘各教派所开出的义理规模,对学哲学的人是很具启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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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53 对中国哲学各系统的性格与其所含有的种种问题,我的《中国哲学十九讲》一书对此皆有扼要而概括性的阐述。由此初步了解中国哲学以后,我们才能了解中西哲学的会通是在哪层面上会通,在什么问题上会通,并不是笼统的什么问题都可以会通,有些是不相干的。会通能会通到什么程度?这其中还有限度的问题?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深入了解。今天所讲的是中国这一方面,就是叙述中国文化的动脉如何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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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55 下次讲西方哲学,西方哲学由希腊开始一直发展到今天,内容也很复杂,如何去了解呢?同样地也要顺着一个纲领去了解,同样地也可用几个系统来概括。西方哲学的开始其重点就落在“自然”,以自然为对象。西方哲学概括起来有三个骨干。首先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过中世纪至圣多玛的神学,这就是古典的传统系统。近代以来康德以前有笛卡儿开大陆的理性主义,下有斯宾诺萨与莱布尼兹,此即所谓的独断的理性主义(Dogmaticrationalism)。在英国则有洛克开端,柏克莱、休谟继承的经验主义。把此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加以批判地消化的就是康德,因而遂形成康德的传统(Kantian Tradition)。这是西方哲学史上一般的讲法。我们暂不采取这种一般的分法,而把理性主义中的莱布尼兹单独提出来,因为他是最典型的独断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康德所批评的大都是对他而发。而且莱布尼兹的哲学与逻辑往下传至罗素的数理逻辑,由此也可说另开一个传统。此种讲法不是顺一般哲学史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而把莱布尼兹单独提出来至罗素而成一个传统。这并非说这个传统可取代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而是把此两方面的对显暂时放一放,而另提出一个传统。因为这一个传统在了解现代哲学上是非常重要的。因经验主义较简单,比较容易了解,而理性主义中的笛卡儿也只有历史的价值,斯宾诺莎很难为人所宗主,大家很少讲他了。后来有发展的是莱布尼兹,由他开始传至罗素而发展出数理逻辑的系统,这是了不起的。目前英美讲分析哲学,所以能吸引人乃由于其渊源于莱布尼兹与罗素,因有这两位大哲学家为其背后的支柱,分析哲学才有这样大的吸引力。其实逻辑实证论的哲学内容是很简单的,其吸引人处乃在其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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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57 故西方哲学的精华集中在三大传统,一个是柏拉图的传统,一个是莱布尼兹、罗素的传统,再一个是康德的传统,此三大传统可以穷尽西方哲学,西方的哲学不能离开此三个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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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62 百年大学讲演录 [:1702671577]
1702673563 百年大学讲演录 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中国传统中的“个人”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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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65 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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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67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墅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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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69 最初我想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自我(Self)的问题,也就是在中国近代思想的变化中,中国人对自我的态度、看法是否有所改变的问题。现在正式写出来的题目是“个人观”,所以我在下面也将略作调整,以免文不对题。好在“自我”与“个人”关系很密切,内容调整并不太困难。现代中国人主要的观念认为传统是压迫我们的、拘束我们的,这也就是鲁迅所谓“礼教吃人”的说法,许多三纲五常压迫我们,现代中国人首先便想要突破这一层礼教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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