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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张并没有错，但是科学本身有无范围界限？最具体的问题体现在民国十七年和民国十八年的科玄论战上。其中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应该用科学态度来统一人生观；另一派包括张君劢等主张人生问题不是科学能够完全处理解决的。论战的结果，表面上是科学人生观胜利。当时一般皆赞同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人生问题，历史的发展也可以科学地归纳出一些法则。由此可看出，“五四”以后，思想界之所以容易倾向马克思主义，原因之一即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切问题上持科学态度，他们宣称找到了历史的规律。当时又正逢中国传统意义世界全面崩溃，所以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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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的世界又是一个解除魔咒的时代，Disenchantment，世界上再没有什么神奇的事，一切看来都很平常。胡适讲中国哲学，也保持这个态度，所以很多人批评他浅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他看世界看得太平常，一切都不过如此，都是自自然然的，所以他提倡自然主义，所谓的自然主义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有超越性的、神奇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化为平淡、平常。现代西方也有这一倾向，就是God is Dead的说法，西方的宗教信仰也淡了。但是今天看来，宗教在西方的力量仍不可小观，仍是他们人生意义的源头。“五四”时代中国人由于在18世纪启蒙思想和19世纪实证主义的笼罩之下，对宗教是敌视的，甚至以为宗教即是迷信。这样一来，他们便接触不到西方文化的深处，看不见个人和自我的超越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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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当然也有其正面的意义：提倡民主、对科学有信心、对人类前途有无限的乐观。“五四”虽然提供中国人一个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可是当时人只热心提倡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和理性、知识可以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这个态度不能算错，可是如果只有这一面，那问题就来了，不但人性里面超越性的一面、人和禽兽的分别不能讲，而且人性中非理性的黑暗面也无法交代。在当时的中国，一切有关超越性的观念都受到嗤之以鼻的待遇，人人只讲科学和民主。换句话说，自清朝以来，整个儒家意义世界已瓦解，思想上一片空白，“五四”时大量翻译外国书欲填补这个思想的大空白，但是否有人消化这些知识，却是个问题。况且整体的文化大空白也不是短期内可以用西方材料填得起来的，人人都专心于全面改造中国，完全忽略了深一层的或超越于民主与科学之上的问题，好像民主和科学在西方文化中是无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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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前主张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已主张“把线装书丢到茅厕坑”，又强调“用机关枪和帝国主义对打”。这些话是很痛快，但也不见他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多么浅薄。当时无人理睬中国传统文化，人人觉得越“激进”越好，人人排斥“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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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方的科学主流来讲，那是为知识而知识的，不是为人生而知识，更不是采取功利的态度和观点。像胡适所说的，在天空上发现一个恒星，和找到一个中国古字的涵义，其意义和在科学精神上的实践是一样的。这是西方求知识、求智的精神：为真理而真理。不管真理有什么效用，只是把事情搞清楚，个人就能获得一种自由解放。“因真理而自由”是基督教的观念，也是希腊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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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人学西方文化，甚至为科学主义所俘虏，可是却没有受这个“为知识而知识、因真理而自由”精神的影响，这个精神反而丢掉了，甚至是变得极端的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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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学西方的另一成就是开口闭口便讲“批判精神”，“批判”的起点则是“怀疑”。其实中国传统何尝不重视“批判”和“怀疑”？不过中国传统学人先“怀疑”自己、“批判”自己，然后才施之于他人。西方科学家做实验也是先怀疑自己的方法是否正确、材料是否可靠，检讨自己的假设是否合理，这些完全成立后，才能转以“批判”前人的立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的就是对自我内在的批判，只会批判别人。接受西方某一家之言后便认为是绝对真理，藉以批判他人。正如王国维说的，今人怀疑一切，但从不怀疑自己立说的根据。所以我说，我们只学到了科学主义，却未学到真正的科学的态度。这也是“自我”在精神内涵上贫困的一种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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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人丢掉了中国二三千年累积下来无数的精神资本。我个人认为现代中国在精神资本方面的贫困，远超过在物质方面的匮乏。儒家讲修齐治平，事实上，“修齐”便是先由个人内在修养作起，“治平”则是个人道德的延伸；以现代意义来说，即为公私领域的划分。这是儒家的一个理想，但无法在现代社会实现，即好的政治是一个好的道德的延伸。所以，我如要改造中国传统，似应先从公私领域划分清楚开始。个人道德不能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因为其中有如何建立制度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从“家”一步跳到“国”的层次。但是健全的个人才能逐渐导向政治的合理化，则是我所深信不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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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再简单地总结和引申几句：“五四”以来我们接触了西方文化的某些表面成果，如民主与科学，但是没有真正深入西方文化的核心。如果从清末讲起，那么我们先想搬西方科技（船坚炮利），后想搬制度（国会、立宪），到“五四”时则进一步搬西方思想。这是一层转进一层，可是到了思想这个层次，我们的限制太多了。在“大我”存亡的关头，我们几乎完全忽略了“小我”的重要性。其结果是政治吞没了文化，无论是中国传统中的“自我”的精神资源或西方的资源都没有人认真去发掘。最近泰勒（Charles Taylor）写了一本大书，即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对西方部分有详明的讨论。我们试一读此书，便不会只为“民主”与“科学”所吸引了。“民主”和“科学”的背后还有更引人入胜的文化背景或基础的问题。中国近代的个人观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五四”时代虽有个性解放的要求，所以易卜生戏剧中“娜拉”（Nora）的弃家出走曾轰动一时。但是娜拉出走后，下场如何？她要到哪儿去？我们好像从未认真讨论过，所以鲁迅断定娜拉的下场不会好到哪里去。西方的个人主义有其宗教、社会等等特殊背景，并不能一下子搬过来，也许根本搬不过来，或者即使搬过来也难免弊多于利，而且今天西方思想也不以个人主义为绝对价值了。中国现代人对“大我”与“小我”之间的关系也认识模糊，好像我们的直觉总是认为“小我”可以而且应该随时随地为“大我”牺牲。一言以蔽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个人”或“自我”根本没有任何信心。胡适是最能重视“个人”的价值了，但是他还是相信“科学”可以“统一人生观”，果真如此，“个人”、“自我”还有什么意义？这和列宁所说“螺丝钉”又有何不同？胡适之见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个人观”的混乱正是20世纪中国精神崩溃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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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学讲演录 知识分子、通识教育与人类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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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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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亦园，著名人类学家。1931年生于福建泉州。毕业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58—1960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获人类学系硕士学位。1968年任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被聘为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84年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清华大学（台湾新竹）人文社会学院院长。2001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澳洲葛利芬大学荣誉博士。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来大陆访问、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为中央民族大学、华侨大学、广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山西大学等校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毕生从事田野调查研究，著有《文化的图像》、《信仰与文化》、《文化与行为》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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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虞兆中教授出任台大校长以来，本校推广了十多年通识教育，目前已蔚为风气，很值得高兴。通识教育课程虽涵盖了许多方面，但我个人觉得仍缺少对我们自己、对整体人类的理解关怀这方面。用宽广的视野去看全人类，不是只看台湾，只看中国，只看远东，而是放眼全世界。不仅仅是有形的世界，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存在与其文化的永续发展，目前虽很少有这样的课程，但却极其必要。通识教育，是要培养学生成为全人，那么全人就应该了解自己，也了解整体人类的来龙去脉及其将来的发展。所以重点在于跳出“此山中”的观点，由“凌空”的观点，来看看如何由“全人类”的立场从事通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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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负有许多对国家社会的义务，但前此也比较少去谈到这些义务。之前有许多讲座谈到对知识分子的反省、批判等，但比较少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谈到如何用更宽广的视野来了解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观点不应狭隘，不是只注意到自己本身，而是要从宽广的境界来看。不只是要谈人类本身，而且要把人类及其文化合在一起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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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世界面临很多问题：种族偏见、宗教冲突、生态破坏、环境危机、新疾病产生等等，都使我们觉得人类已陷入了困境。除开枝节性的解决方式外，也应该由更宽广的立场来了解人类的问题，才能使我们跨进21世纪，迎接22世纪。有长远观点的知识分子，才是现行通识教育所要培养的全人。而这样一种全人类的观点，主要是要从“人类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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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人类学的立场来看问题，使通识教育更宽广，使知识分子的立场能更有世界性，有长远的观点？以下将用具体的例子说明，不做一般的泛论。以“山外”的立场，取代“此山中”的立场看人类及其文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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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论题，要谈到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与文化共同发展的问题。一般人常将人类的生物体和人类的文化当做两个范畴来看，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人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从生物学的立场来看，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不同，即在于文化的有无。因为有文化，所以人才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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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古人类学的研究，大约在四百万年前，人刚跟他的人猿共祖分开时，最主要是因为他有文化，才成为人。但人之所以有文化，实际上是非常微妙，也可以说是非常偶然的事情。理解这整个机制，才能知道人与文化密不可分互为增长的关系。在四百万年前，我们和猿类一起的共同祖先，大半是生长在树上，即所谓的树行动物——他不常在地下行走，大多只能用手抓着树枝爬行。而人类祖先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能够直立，能够下地走路。四百万年前，人类祖先是如何由树上到地下的呢？科学家并不完全理解。目前的一个推测是最初在东非洲那一带，人类祖先出现的时候，或许是一个气候的大变迁，使得树木都枯萎了，人不得不下地走路。为了要适应没有树木的环境，就慢慢发展成站直的能力。站直了以后，可能有很多变化，但是最重要的变化——可能是偶然，也可能是必然——就是使人类的双手得以解放出来，不必用于攀树，并开始能用于制造工具。而工具的出现，就是文化出现的第一步。猴子的手虽能持物，但必须用于攀树，所以无法像人那样技巧地拿东西。工具的出现，是文化的滥觞。而后经过四百万年的进化，工具愈趋精密，头脑更为进化，交互刺激之下，成就了今日的科技文明。人由此与动物分野，故而人与文化的互动关系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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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前面所说的人类下地的原因可能是非常偶然，既是偶然，则不可能重复再出现。因为偶然下地、直立、使用双手制造工具，形成文化，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故而人类起源于东非，慢慢演化繁衍迁播成世界各地的各种种族。所以人与文化是等义的，是不能分的。人源于共祖，尔后各自发展，所以全人类都来自同一个种族，因此所有种族都是平等的，而无阶级上下、智商高低之别，这是人类学给现代知识分子的重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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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IQ测验是人类文化分歧后产生的测验方法，所以带有很强的文化标准，原则上只能用在同一文化的区域内，而很难用来测定不同族群的智力。我们可以说，若把一个纽约市民放到非洲丛林，不出三天就无法活下去，但若把一个非洲部落人放到纽约去，他也很难生活下去，这并非智商高低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适应环境的知识不一样。这差异是文化后期所产生，并不是导因于种族智能的差异。这种观念，才是现代人应有的基本知识。这样的基本知识，应该在通识教育的一开始就教给大家，以消弭种族、族群有差异的观念。这第一个例子在说明，具备对人类起源、人类族群与文化本质的了解，以及全人类的广阔关怀，才是一个健全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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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讲第二个论题，同样来自人类与文化的演化问题。吊诡的是第二个论题虽与第一个论题相关，却看似互相矛盾。不过仔细研究，就可发现它们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前面说过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人类有文化，能制造工具。但一般人都以为，人因为有了文化，能控制环境，甚而创造新环境，所以他与动物不同，可以摆脱生物进化的限制。其实这种想法是错的，虽然人类拥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文明与科技，但他的生物体仍须服从自然的规律。也许有部分学者误解了这一意义，但一个人类学者却不能不认清这种普遍的谬误，也应宣扬较正确的观点，将使人类能有所警惕，而对于人类文化的存在，也将会产生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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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达尔文开始，大家开始了解到生物演化过程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但同为适应，却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太过完全的适应（Fittest），另一种则是一般性的适应（Fit）。大家都了解，所谓适应生存，是由生物无意识地繁衍留有适于环境的子嗣，而达到种族延续的功能。但有时生物体太过适应环境，却因此而僵化了，一旦遇上环境改变，就可能因缺乏应变的弹性而惨遭灭绝的命运。这种可称为“过分的适应”，在生物学上又称为“特化”（Specialization）。太特化的生物种族，在生存上经常会反而造成不良的适应，现在已经灭绝的北美洲大角鹿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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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角鹿的灭绝过程有如万言一般，它们靠着又大又硬的大角，来战胜其他的动物，以及在同种族中取得优势。打赢的公鹿，较有机会将它的基因传给下一代，注入基因池，于是下一代的小鹿就越来越趋向于拥有大角。经由一代代的传衍，角越大越取得优势，于是子孙的角越来越大，但是，最后却大到了超过所需的程度，形成“特化”。大角固然能打胜仗，但因为角太大，跑不快，在遇到其他跑得快的肉食动物时，就容易因为行动迟缓而被吃掉。于是，原本是环境适应佼佼者的大角鹿，就因为“特化”，变成适应失败者而灭种了。经由大角鹿的真实故事，我们可以警觉到，虽然适应环境是件好事，但是发展到最特别的时候，反而容易因为“特化”转为不能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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