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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360 美国一向是白银生产大国,但白银业在美国经济中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业。1934年,美国的白银产值不过3200万美元,比花生和土豆的产值都少。然而,美国的白银生产主要集中在其西部七个州,包括犹他州、爱达荷州、亚利桑那州、蒙大拿州、内华达州、科罗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来自这七个州的参议员控制了参议院选票的1/7,七个小矮人联合起来,就是一个力量强大的白银利益集团。想在参议院通过什么政策和法案,就必须得到白银利益集团的支持。胡佛当总统期间,白银利益集团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到罗斯福当总统之后,白银利益集团认为出头的日子就要到了。罗斯福在蒙大拿州做竞选演讲的时候就曾经说过:“白银必须作为货币金属储存起来,民主党保证就这一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和白银利益集团长期并肩作战的农业集团势力越来越大,他们也一直在旁边摇旗呐喊。看来,是到了美国白银集团扬眉吐气的时候了。起初,英、美、德等国纷纷实行金本位制,白银不能再和黄金平起平坐了,银价随之跌落。随后,1929年爆发了大萧条,白银价格再次急剧下跌。1928年每盎司白银值58美分,到1932年只值25美分了。再不出手救助白银利益集团,兄弟们的心都要凉了。罗斯福总统深谙政治交易之道,稳住了白银利益集团,就可以放手去实施激动人心的新政,这是多么划算的买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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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362 1934年6月,罗斯福总统欣然签署了《白银收购法案》。该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每盎司白银的市场价格达到1.29美元为止,或者,直到财政部持有的白银储备的货币价值达到黄金储备货币价值的1/3。美国财政部根据这个法案从事的白银交易一直持续到1961年。《白银收购法案》作为一项法律直到1963年才寿终正寝。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年《白银收购法案》规定的两个目标,从来都没有实现。首先,美国财政部收购白银,只不过暂时地缓解了银价的下跌趋势,直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新兴的照相业需要大量使用白银,才扭转了银价的颓势。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期货市场上玩投机的亨特两兄弟一度把银价炒到每盎司50多美元的天价。但随后银价就一落千丈,回到了谷底。其次,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白银储备对黄金储备的比例,始终没有超过1∶5,这离1∶3的目标差得远呢。白银从来就没有轮到再次粉墨登场、充当货币金属的机会。从长期来看,正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收购推高了白银价格,才加速了白银去货币化的进程,白银的货币需求减少了,银价当然会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这恰恰损害了白银集团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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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364 当世界上其他国家都采取金本位制之后,中国成了唯一一个实行银本位制的大国。当时的国民党原本也想实行金本位制,而且已经请了美国专家过来设计货币改革方案,但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爆发了1929年大萧条。正是因为中国没有放弃白银本位,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萧条的影响。当时,与中国贸易的国家都是金本位制,白银价格迅速下降,意味着中国的货币出现了贬值。1929年,中国的银元等于36美分,但接下来的两年,相对于黄金来说,白银价格下跌了40%,中国的一个银元跌到只值21美分。货币贬值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1930年和1931年,中国出现了国际收支盈余。当其他国家仍然饱受通货紧缩困扰的时候,中国却经历着温和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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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366 受到美国《白银收购法案》的影响,白银价格大涨。这意味着中国的货币升值了。1931年到1935年间,中国的银元升值几乎达到100%,贸易顺差很快逆转为贸易逆差。国际银价的上涨速度快于国内银价,国际银价比国内银价高1/4。于是,中国的白银像潮水一样流向了伦敦的国际市场。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在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截至1934年年底,中国白银出口量约为5.6亿元,其中5/6是在美国通过《购银法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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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368 当美国开始讨论《白银收购法案》的时候,中国的银行公会就曾致函美方表示反对。《白银收购法案》实施之后,当时的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急得不顾外交程序,要直接跟罗斯福总统交涉。罗斯福总统一向标榜自己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理由是他外公曾经在中国做过鸦片和茶叶生意,赚了100万美元。但是,在白银政策问题上,尽管中国政府一再抗议,罗斯福却丝毫不为所动,他说,这个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并非我们的事。他们如果愿意,尽可制止白银外流,而我们不能只因为中国人不能保护自己就改变我们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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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370 中国能靠自己的力量,制止白银外流吗?1934年10月14日,中国宣布开征10%的白银出口税以及根据世界银价波动而确定的平衡税,以拦阻或减少白银的流出。但征收白银重税之后,减少的只是合法的白银出口,大大助涨了白银走私活动。据粗略估计,1935年从中国流出的白银仍有1.5亿元到2.3亿元之巨。实施白银出口税之前,内地的白银大量流向上海,再从上海流向伦敦。开征白银出口税之后,上海的白银开始倒流,流向内地,再从内地,经香港或日本占领区走私出境。那时,在华的外国银行和商号享有治外法权,它们根本不理会国民党的政策。1934年1月,上海外商银行库存白银共2.75亿元,到1935年时只剩下不过数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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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372 白银外流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吗?当时日本已经占领中国的东北地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一触即发。美国也不愿意看到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飞扬跋扈。然而,白银外流无意中给了日本人趁火打劫的机会。日本在中国华北大搞白银走私,把从中国或偷或抢过来的白银运到伦敦出售,获取暴利,用以建造兵舰和稳定日本币值。仅仅是1935年9月一个月,日本出口到伦敦的白银就有2079万日元,但日本每年的白银产量尚不到800万日元,这凭空冒出来的大量白银,大部分来自日本在中国的走私。日本还在1934年11月到12月之间,通过横滨正金银行多次向中国银行突击购买外汇,使中国外汇储备量遽然下降到不足5000万元,几乎耗尽了中国的家底。美国的白银政策大大削弱了中国抗日的经济基础,连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摩根索最后也承认,美国的白银政策正好契合了日本人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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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374 白银不断外流而引发通货紧缩,一时间银根奇紧、金融梗塞、百业凋敝。金融恐慌由上海波及全国,几十家银行和上百家钱庄倒闭,企业纷纷停业、破产。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纺纱业,开工量减少60%,停工的橡胶厂十有其六,停工的面粉厂也达半数以上。这一破产倒闭风暴甚至连部分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也不能幸免。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企业曾经一度经历了一个辉煌的黄金时期,至此,已然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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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376 1935年11月,中国被迫放弃银本位制,改为发行法币。没有了白银本位的约束,中国的货币发行如脱缰野马,从此失去了控制。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纸币的发行量增长了400倍,物价随之腾跃直上。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物价已经达到战争之前的1600倍,几乎以每年150%的平均速度增长。抗日战争之后,法币发行的速度进一步飙升。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比日本投降时增加了1085倍,比抗战前夕增加了30余万倍。印刷的钞票还未出厂,已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的价格了。当时曾有广东的一家造纸厂,竟买进800箱票面额为100~2000元不等的钞票,当做造纸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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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378 国民党最后孤注一掷,于1948年8月22日再度进行币制改革,一方面冻结价格,另一方面要求将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全数充公,实现金本位制,发行金圆券。设计金圆券改革的主持人,是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商王云五。金圆券改革伊始,小民们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排队到银行,把积攒下来的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但达官贵人们就没有这么听话了,蒋介石派儿子蒋经国坐镇上海。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在上海义乐饭店导演了一场“鸿门宴”,将上海金融界头面人物请来,要他们马上汇报金银外币的存量,要求限时送交中央银行。他满脸杀气,对违令的大商人严厉打击,将米商万墨林、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纸商詹沛霖等逮捕入狱。杜月笙则公开揭露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大量囤积汽车、呢绒,匿藏金银外汇,要求蒋经国“一视同仁,给予查处”。蒋经国刚想向孔令侃下手,孔令侃立即向姨妈宋美龄求援。事情惊动到在东北战场指挥的蒋介石,蒋介石匆匆从前线回来,下令让蒋经国手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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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380 导致金圆券改革彻底失败的根源在于发行速度太快。原本计划只发20亿元的金圆券,不到三个月已经发行19亿余元。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到1948年11月底,金圆券已经发行了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前后不到十个月,金圆券发行总额达130万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6.5万倍。1949年4月,国民党统治区的价格与1946年12月相比上涨了5400万倍。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各地抢购风潮、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美国记者写道:“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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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382 如果没有美国的白银收购计划,国民党一样会下台,但是,罗斯福的白银政策加速了国民党时期的通货膨胀,并为1948年至1949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打开了大门。这段历史告诉我们,通货膨胀,从来就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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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387 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1702674039]
1702674388 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第二章 一场再也不会有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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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390 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1702674040]
1702674391 “高尚者”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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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393 1947年4月15日,夜已深沉。一辆轿车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开出,穿过空空荡荡的阿尔巴特大街,开进了克里姆林宫。车子经过守卫的检查,继续向里开,经过高耸的塔楼、雄伟的东正教教堂和空旷的广场,停在一栋小楼的门口。客人们从车上下来,坐电梯上了三楼。他们经过一条狭长走廊,越过一道沉重的双层门,走进一间铺着橡木地板的办公室。一阵爽朗的笑声传来,斯大林起身走向他的客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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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395 斯大林在这里等着见乔治·马歇尔将军。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那一天,马歇尔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美国陆军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美军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1944年,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时代》周刊将马歇尔评为“年度人物”,称之为“祖国的托管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马歇尔就递交了辞呈,打算回家务农。但不久,杜鲁门总统又恳切邀请他出任国务卿。马歇尔在1947年1月就任国务卿,并于同年3月9日来到了莫斯科,和苏联、英国、法国等一起商议二战的善后事宜。马歇尔的谈判对手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丘吉尔曾经说,莫洛托夫是用冰冷的西伯利亚花岗岩雕刻出来的。在外交界,莫洛托夫是著名的“不”先生。他外表谦恭,仪表端庄。他热情地招待西方客人们享用鱼子酱、鲟鱼、野鸡和香槟,邀请他们到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胡桃夹子》,但对马歇尔提出的战后重建计划毫不感兴趣。一个月过去了,莫斯科的积雪都已渐渐消融,但谈判仍然毫无进展。马歇尔决定走出最后一步棋,他要见他的朋友斯大林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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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397 马歇尔认为自己是斯大林的朋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几次重要会议上,马歇尔见过斯大林,并对他有很好的印象。他觉得斯大林为人豪爽直率,一见就有种亲近感。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Harriman)告诉马歇尔,斯大林亲口对哈里曼说过:“我信任马歇尔,就像我信任自己。”出生入死、并肩作战的战友之间,难道不就是这种默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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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399 简单的寒暄之后,马歇尔直截了当地讲到,他对谈判毫无进展感到很悲观,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美国人民真心愿意伸出援手,也希望苏联能够和美国合作。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斯大林静静地听着,一边抽烟,一边用红墨水在纸上心不在焉地画着狼头,时而抬头,深沉地望着马歇尔的眼睛。等到马歇尔讲完了,斯大林同志说,苏联当然会和美国合作,但是美国方面总是拖延。困难总是有的,当谈判双方最终精疲力竭的时候,总会达成共识。不要悲观,我就比你乐观。天色不早了,美国朋友该休息了,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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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401 马歇尔既不了解斯大林,也不了解苏联。马歇尔或许没有料想到这样的结局,但是,乔治·凯南一早就料到,谈判的结果一定会是这样的。1946年年初,苏联突然告诉美国,他们不会参加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这让美国财政部非常困惑。苏联到底想干什么,他们还是不是美国的盟友?1946年2月份,财政部给驻苏联使馆发电,请求得到一个解释。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正好外出度假,出发之前授权驻莫斯科代办乔治·凯南,可以全权向国内发电。接到财政部的请求后,凯南马上向国内发回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报。凯南谈到,苏联的领导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对外国势力的警惕思想,并把国内的敌对力量都视为外国势力的代言人。苏联不可能和资本主义世界同一条心,暂时的妥协一定是为了忍辱负重,寻求最终消灭对手的机会。共产主义是苏联领导人在不安全中服下的镇静剂,这一信念就像宗教信仰一样,不可能被彻底消灭,而且将不断扩张。凯南提出,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应该是“长期、耐心、坚定而警觉地对苏联的扩张倾向的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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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403 如果说苏联让马歇尔感到失望,那么战后的西欧已经让他感到绝望。在去苏联之前,马歇尔先到了法国和德国,亲眼看到战后的欧洲变成了人间地狱。欧洲各大城市中,50%以上的建筑物化为瓦砾,上千座桥梁、上万千米的铁路坍塌破败。1939年到1945年间,欧洲死于战争的人口约达3650万,活下来的人们还要忍受更残酷的煎熬。1946年欧洲大面积歉收。1947年又遇到罕见的冰雪和风暴,这是70年以来最坏的天气。运河封冻、铁路停运、道路无法通行、工业生产停顿、配给供应比战时还要紧张。丘吉尔曾警告杜鲁门,说欧洲已经成为“瓦砾场、骸骨堂、瘟疫与仇恨滋生的渊薮”,美国人还以为他是危言耸听。一位美国记者到了欧洲,悲哀地写道:“欧洲就像一条被搁浅的鲸鱼,在阳光下渐渐腐烂。”美国政治家罗伯特·兰兴1918年曾经说:“饿肚子意味着布尔什维克,饱肚子意味着非布尔什维克。”在饥饿和贫穷的折磨下,共产主义力量在欧洲如火如荼。1945年,在法国战后第一次选举中,共产党得票最多,有500万张选票。在意大利,共产党得到的选票高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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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405 马歇尔为看到的这一切痛心不已。他指挥美军,带领盟军,苦战五年,战胜了纳粹德国,换来的就是这个结局?难道就这样作壁上观,眼睁睁地看着欧洲再次陷入动荡和战争,或是变成一片红色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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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407 马歇尔主意已定。他从莫斯科回来,马上就把凯南叫过来,让他在两周之内草拟一个援助欧洲的计划。马歇尔的指示简洁明确,他要求凯南:“不要太琐碎。”接到命令,凯南颇有难色。他的专长是研究苏联,对欧洲并不了解,对经济问题更是一窍不通。凯南马上找来了一批专家,包括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罗斯托,政治学家小布莱斯戴尔(Thomas Blaisdell Jr.),经济顾问保罗·波特(Paul R. Porter)等。但真正的幕后英雄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Will Clay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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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4409 克莱顿和马歇尔同年出生,早年在美国棉花公司做管理人员,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专门做棉花交易,被人们称为“棉花大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克莱顿开始为政府效力,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欧洲的盟国沟通,确保它们能得到及时、充足的供应。企业家出身的克莱顿深知,大多数的战争源于经济问题。自由贸易能够鼓励世界和平,但保护贸易很可能带来更多的猜疑和敌视。如果商品不能自由地跨越国界,士兵的靴子就会踏过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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