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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歇尔计划的雏形出现之后，就要找一个对外发布的机会了。马歇尔写信给哈佛大学第23任校长詹姆斯·柯南特（James Conant），说愿意参加哈佛的毕业典礼，还想借此机会向毕业生们讲几句话。柯南特校长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哈佛曾经提出，要授予马歇尔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但两次都遭到婉拒。这次，马歇尔终于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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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5日，哈佛大学举行了第286届毕业典礼，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一次毕业典礼。这天中午，在哈佛园招待校友和贵宾的午餐会上，马歇尔看着稿子讲了大约15分钟，介绍酝酿中的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在战争期间一向因口才好深受记者欢迎，他喜欢拉家常式的即兴讲话，不习惯规规矩矩地念稿子。他在哈佛的这次讲话中声音很低，人们几乎听不见他说了什么，听得清楚的人们也搞不懂马歇尔到底想说什么。《纽约时报》和其他大报根本没有报道这次马歇尔的讲话。就连英国大使馆也觉得不重要，不值得花电报钱送回国内。只有一个人很清楚马歇尔说的是什么，他就是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他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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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文当然很开心，但那些听到马歇尔讲话的美国人会怎么想呢？美国一向有孤立主义传统，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为欧洲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难道在战后还要继续为他们奉献？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奇逊说，美国公众的外交政策就是：第一，把孩子们送回来；第二，不要当圣诞老人；第三，不要到处惹事。在美国人心目中，失业这样的国内问题才是最重要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说，美国人想的就是看电影、喝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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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才能说服美国人民？克莱顿说得好：“要让美国人震惊，只需要告诉他们真相，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他在欧洲时，给国内发回的报告中写道：“成百万的人正在慢慢地饿死。”他说，要想在未来十年避免战争，援助欧洲是唯一的选择。沃尔特·李普曼是美国最著名的记者。在他刚25岁的时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说，他是全美国的年轻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个。李普曼经常和克莱顿、艾奇逊和凯南交流，他从1947年4月和5月起，开始连续在报纸上呼吁，欧洲经济已经濒临破产，美国必须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欧洲统一起来，迅速实现经济复苏。公众舆论和国会政治很快发生了转变，各大报刊都开始热议马歇尔提出的欧洲复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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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国会的讨论，哈里·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4月签署了欧洲复兴计划。美国从一个只关心自家门前雪的化外之国，渐渐变成了世界的领袖。就连在国会里反对马歇尔计划最厉害的塔夫脱议员，也认为美国不能退回到孤立主义了。杜鲁门是在罗斯福突然去世之后，作为副总统被扶正的。这个来自密苏里州的农家子弟年轻时在家务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过兵，战争结束后做过买卖，后来一路误打误撞地进了政坛，出人意料地给罗斯福当副总统。当他接任总统一职之后，没有人期待他能干好总统这份工作，而他也的确缺乏罗斯福的人格魅力和雄才大略。但杜鲁门知道时势造英雄，马歇尔计划的推出，让美国的外交政策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和魄力。艾奇逊引用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中的一句话说，在国际危机最黑暗的时刻，杜鲁门表现出“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他使盟友们放心，让敌人们胆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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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7年6月到1951年年底，马歇尔计划大约提供了130亿美元的援助。按照今天的美元计价，援助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按照当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相当于今天的5000亿美元。在马歇尔计划实施的几年间，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从1947到1952年，欧洲的工业生产增长了35%，农业生产实际上已经超过战前的水平。战后前几年的贫穷和饥饿已不复存在，西欧经济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空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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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计划是有史以来最慷慨的一次援助。之所以能有马歇尔计划，是因为首先有了马歇尔将军。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涌现出了那么多功勋卓著的将领，但是没有一位能够像马歇尔那样高贵。当马歇尔将军刚刚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时候，美国军队还不足20万人，在全世界排名第19位，屈居葡萄牙和比利时这些小国之后。军官们还在练习骑马作战，士兵们没有足够的武器，演习的时候扛的是硬纸板剪出来的步枪。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已经成为无人能够匹敌的超级军事强国。但马歇尔将军从不居功自傲，他把指挥诺曼底登陆这样的历史功绩让给艾森豪威尔。美军进入欧洲战场之后，马歇尔提醒艾森豪威尔，一定要给蒙哥马利留足面子，因为他是“英国唯一的英雄”。鉴于马歇尔的卓越功勋，美国国会曾决定授予马歇尔最高军衔“陆军元帅”，却被他拒绝。马歇尔反对的理由是英文中元帅Marshal的读音和他的名字相同，“Field marshal Marshall”（马歇尔元帅）听起来很别扭，实际上是因为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军衔高于提拔他的潘兴将军。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美军从此不再设元帅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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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会议期间，有人给马歇尔捎来一篮子土豆、莴苣、胡萝卜、蚕豆、卷心菜，这是他的妻子凯瑟琳的无字家书——该回家种花务农了。马歇尔在战争一结束就递交了辞呈，但退役不到十天，就被杜鲁门派到中国，调停国共两党。当马歇尔被任命为国务卿的消息传出，杜鲁门的支持率马上大幅度提高。马歇尔计划能够被美国国会和公众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歇尔将军身上的这种凛然的高贵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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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高尚也可以成为高尚者的通行证。但是，历史从来都不是单色的，而是杂色的。如果说马歇尔计划纯粹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崇高行为，那么为什么这一计划的结果反而是冷战呢？尽管马歇尔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公开和透明，但是，就连国会议员们都不知晓的是，马歇尔计划也资助了中央情报局（CIA）最早的秘密行动。可要说马歇尔计划不过是披着利他主义外衣的扩张政策，那么美国为什么心甘情愿帮助欧洲，哪怕欧洲国家迅速成长为美国的竞争对手？马歇尔计划付诸实施后，接受了美国礼物的欧洲国家，很快就出现了反美情绪。法国公开禁止销售代表美国文化的可口可乐。美国驻欧洲的使馆经常成为示威抗议的目标，甚至开始考虑要不要装防震玻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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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者和卑鄙者都能拿到属于自己的通行证，但能走出去多远，要看你有多强大。当你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时候，你想干好事就干好事，想干坏事就干坏事，管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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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波拉尼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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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第一次见到卡尔·波拉尼的时候，彼得18岁，卡尔4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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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维也纳，恰好在圣诞节当天。彼得接到《奥地利经济学人》杂志的邀请，参加他们的新年特刊编辑会议。这本刊物的风格效仿英国的《经济学人》，在欧洲大陆的知识界已经崭露头角。年轻的彼得早早就到了会场。会议预计在8点开始，但一直等到9点，大家还在闲聊，年迈的主编也在跟大家聊天，一点也不着急。彼得疑惑地问身边的编辑，为什么还不开会。那个编辑说：“哦，我们在等副总编辑卡尔·波拉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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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等了快一个小时，卡尔·波拉尼先生终于到了。他身材高大，拎着一只沉重的箱子。进屋之后，波拉尼先生把箱子往桌子上一倒，倒出来一大堆书本、报告、杂志和信件。然后，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椅子晃悠悠的，似乎承受不了他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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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新年特刊要发表四篇文章。该讨论些什么话题呢？一位编辑建议讲讲那年夏天在维也纳发生的暴动。波拉尼说：“我们五年前就知道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要不，谈谈英镑重估？这可是波拉尼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波拉尼说：“我们已经讲了不止一次了。”那么，华尔街股市大涨呢？波拉尼说：“这是资本主义的错觉。”最后确定的题目，都是波拉尼自己早就想好的选题：蒋介石率军北伐，蒋介石、张作霖和冯玉祥之间的斗争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世界农产品价格下滑，这预示着世界经济即将进入衰退；俄国的斯大林、列宁和共产主义革命；青年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新思想（《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才出版，估计波拉尼指的是《货币论》中的思想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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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笼罩在厚厚的阴霾之中，人们又常常严重地短视。只有少数天才，才能目光如炬，像灯塔的光柱刺破乌云，照亮遥远的航线。寄居在维也纳贫民区的一幢破旧公寓中的卡尔·波拉尼，就是这样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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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一家个个是天才。卡尔·波拉尼的父亲老波拉尼，出生于匈牙利山区的一个犹太村庄。他在上学的时候就是一名学生领袖，后来又成为匈牙利游击队的指挥官。失败之后，他流亡到瑞士，在那里学习工程，成了一名土木工程和铁路修筑方面的专家。国内政局稳定之后，老波拉尼回到匈牙利，成了“铁路大王”，一度是匈牙利最富有的平民之一。后来，由于过度扩张，他的铁路王国崩溃了。到去世的时候，老波拉尼又变得几乎不名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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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的母亲塞西利亚比他的父亲小20多岁。她是一位俄国女伯爵，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曾经参与制造炸弹和暗杀的计划。在流亡瑞士的时候，她邂逅老波拉尼，并嫁给了他。老波拉尼败落之后，波拉尼的母亲为布达佩斯的一家德文报纸撰写时装专栏，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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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拉尼的大哥叫奥托。他和父亲一样，是一位成功的工程师和企业家。1895年，奥托到了意大利，接手一家濒临倒闭的汽车配件厂，奇迹般地让这家企业起死回生，并扶植了一家新企业，即后来的菲亚特汽车公司。他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创办了一份报纸《前进报》。奥托很欣赏编辑部的一位年轻人，经常给他提供经济上的援助，这个年轻编辑就是后来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飞黄腾达之后的墨索里尼翻脸不认人，抛弃了当年的恩人奥托，奥托最后成了一个颓废而愤世嫉俗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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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的二哥阿道夫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他20多岁的时候就到了巴西，给一家铁路公司做顾问。阿道夫深深地爱上了这个遥远、神秘而朝气蓬勃的国度。他相信这里不同于欧洲“腐朽的资本主义”，将诞生一个融洽、自由的新社会。阿道夫倾注毕生心血，帮助巴西修铁路、港口、发电厂和工厂。但在巴西待的时间越长，阿道夫越是觉得希望幻灭。到老年的时候，阿道夫不得不感慨：巴西做得再好，经济也赶不上日本，而文化已经沦为迈阿密的“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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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的三姐穆希是一颗耀眼的流星。她19岁就自己创办了一本杂志，而且大部分文章都是自己亲自撰写。穆希提出了“农村社会学”的思想，号召农民合作和社区自治。她的思想在东欧一带影响甚广。铁托年轻的时候就是穆希的信徒。斯大林曾经很恼怒地称铁托是“异教徒”。斯大林是对的。铁托服膺的，其实是穆希的“农村社会学”。穆希是一位美女，她一直活到80多岁，但她提前60年就放弃了自己的才华。但穆希20多岁出嫁之后，便专心致志地养儿育女，对其他一切都不再感兴趣。结婚之后，她一个字也没有再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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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的弟弟迈克尔可能是家族里面智商最高的人，他不到30岁就成了爱因斯坦的助手。科学界纷纷议论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大家认为他迟早要拿诺贝尔奖，唯一不确定的是他会拿物理学奖还是化学奖。然而，迈克尔后来改研究宗哲学，而且他反对的正是从科学传统中出来的实证主义、理性主义，他也不认同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他认为，人都是孤独的个体，人存在的基础是价值和伦理，而非逻辑和理智。我们所知道的，远远多于我们能表达出来的。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个人知识”，才是我们需要珍惜的。1986年，他的儿子约翰·波拉尼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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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拉尼年轻的时候就叱咤风云，他不到25岁就当选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投笔从戎，在战争中身负重伤。战后卡尔本来应邀担任匈牙利司法部长，但一场政变迫使他流亡国外。彼得·德鲁克见到卡尔的时候，他正在维也纳的《奥地利经济学人》杂志当编辑。尽管仍然才华横溢，但早已不再光芒四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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