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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歇尔计划的雏形出现之后,就要找一个对外发布的机会了。马歇尔写信给哈佛大学第23任校长詹姆斯·柯南特(James Conant),说愿意参加哈佛的毕业典礼,还想借此机会向毕业生们讲几句话。柯南特校长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哈佛曾经提出,要授予马歇尔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但两次都遭到婉拒。这次,马歇尔终于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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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5日,哈佛大学举行了第286届毕业典礼,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一次毕业典礼。这天中午,在哈佛园招待校友和贵宾的午餐会上,马歇尔看着稿子讲了大约15分钟,介绍酝酿中的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在战争期间一向因口才好深受记者欢迎,他喜欢拉家常式的即兴讲话,不习惯规规矩矩地念稿子。他在哈佛的这次讲话中声音很低,人们几乎听不见他说了什么,听得清楚的人们也搞不懂马歇尔到底想说什么。《纽约时报》和其他大报根本没有报道这次马歇尔的讲话。就连英国大使馆也觉得不重要,不值得花电报钱送回国内。只有一个人很清楚马歇尔说的是什么,他就是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他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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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文当然很开心,但那些听到马歇尔讲话的美国人会怎么想呢?美国一向有孤立主义传统,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为欧洲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难道在战后还要继续为他们奉献?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奇逊说,美国公众的外交政策就是:第一,把孩子们送回来;第二,不要当圣诞老人;第三,不要到处惹事。在美国人心目中,失业这样的国内问题才是最重要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说,美国人想的就是看电影、喝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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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才能说服美国人民?克莱顿说得好:“要让美国人震惊,只需要告诉他们真相,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他在欧洲时,给国内发回的报告中写道:“成百万的人正在慢慢地饿死。”他说,要想在未来十年避免战争,援助欧洲是唯一的选择。沃尔特·李普曼是美国最著名的记者。在他刚25岁的时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说,他是全美国的年轻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个。李普曼经常和克莱顿、艾奇逊和凯南交流,他从1947年4月和5月起,开始连续在报纸上呼吁,欧洲经济已经濒临破产,美国必须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欧洲统一起来,迅速实现经济复苏。公众舆论和国会政治很快发生了转变,各大报刊都开始热议马歇尔提出的欧洲复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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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国会的讨论,哈里·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4月签署了欧洲复兴计划。美国从一个只关心自家门前雪的化外之国,渐渐变成了世界的领袖。就连在国会里反对马歇尔计划最厉害的塔夫脱议员,也认为美国不能退回到孤立主义了。杜鲁门是在罗斯福突然去世之后,作为副总统被扶正的。这个来自密苏里州的农家子弟年轻时在家务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过兵,战争结束后做过买卖,后来一路误打误撞地进了政坛,出人意料地给罗斯福当副总统。当他接任总统一职之后,没有人期待他能干好总统这份工作,而他也的确缺乏罗斯福的人格魅力和雄才大略。但杜鲁门知道时势造英雄,马歇尔计划的推出,让美国的外交政策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和魄力。艾奇逊引用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中的一句话说,在国际危机最黑暗的时刻,杜鲁门表现出“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他使盟友们放心,让敌人们胆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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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7年6月到1951年年底,马歇尔计划大约提供了130亿美元的援助。按照今天的美元计价,援助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按照当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相当于今天的5000亿美元。在马歇尔计划实施的几年间,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从1947到1952年,欧洲的工业生产增长了35%,农业生产实际上已经超过战前的水平。战后前几年的贫穷和饥饿已不复存在,西欧经济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空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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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计划是有史以来最慷慨的一次援助。之所以能有马歇尔计划,是因为首先有了马歇尔将军。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涌现出了那么多功勋卓著的将领,但是没有一位能够像马歇尔那样高贵。当马歇尔将军刚刚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时候,美国军队还不足20万人,在全世界排名第19位,屈居葡萄牙和比利时这些小国之后。军官们还在练习骑马作战,士兵们没有足够的武器,演习的时候扛的是硬纸板剪出来的步枪。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已经成为无人能够匹敌的超级军事强国。但马歇尔将军从不居功自傲,他把指挥诺曼底登陆这样的历史功绩让给艾森豪威尔。美军进入欧洲战场之后,马歇尔提醒艾森豪威尔,一定要给蒙哥马利留足面子,因为他是“英国唯一的英雄”。鉴于马歇尔的卓越功勋,美国国会曾决定授予马歇尔最高军衔“陆军元帅”,却被他拒绝。马歇尔反对的理由是英文中元帅Marshal的读音和他的名字相同,“Field marshal Marshall”(马歇尔元帅)听起来很别扭,实际上是因为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军衔高于提拔他的潘兴将军。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美军从此不再设元帅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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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会议期间,有人给马歇尔捎来一篮子土豆、莴苣、胡萝卜、蚕豆、卷心菜,这是他的妻子凯瑟琳的无字家书——该回家种花务农了。马歇尔在战争一结束就递交了辞呈,但退役不到十天,就被杜鲁门派到中国,调停国共两党。当马歇尔被任命为国务卿的消息传出,杜鲁门的支持率马上大幅度提高。马歇尔计划能够被美国国会和公众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歇尔将军身上的这种凛然的高贵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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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高尚也可以成为高尚者的通行证。但是,历史从来都不是单色的,而是杂色的。如果说马歇尔计划纯粹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崇高行为,那么为什么这一计划的结果反而是冷战呢?尽管马歇尔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公开和透明,但是,就连国会议员们都不知晓的是,马歇尔计划也资助了中央情报局(CIA)最早的秘密行动。可要说马歇尔计划不过是披着利他主义外衣的扩张政策,那么美国为什么心甘情愿帮助欧洲,哪怕欧洲国家迅速成长为美国的竞争对手?马歇尔计划付诸实施后,接受了美国礼物的欧洲国家,很快就出现了反美情绪。法国公开禁止销售代表美国文化的可口可乐。美国驻欧洲的使馆经常成为示威抗议的目标,甚至开始考虑要不要装防震玻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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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者和卑鄙者都能拿到属于自己的通行证,但能走出去多远,要看你有多强大。当你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时候,你想干好事就干好事,想干坏事就干坏事,管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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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波拉尼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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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第一次见到卡尔·波拉尼的时候,彼得18岁,卡尔4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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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维也纳,恰好在圣诞节当天。彼得接到《奥地利经济学人》杂志的邀请,参加他们的新年特刊编辑会议。这本刊物的风格效仿英国的《经济学人》,在欧洲大陆的知识界已经崭露头角。年轻的彼得早早就到了会场。会议预计在8点开始,但一直等到9点,大家还在闲聊,年迈的主编也在跟大家聊天,一点也不着急。彼得疑惑地问身边的编辑,为什么还不开会。那个编辑说:“哦,我们在等副总编辑卡尔·波拉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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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等了快一个小时,卡尔·波拉尼先生终于到了。他身材高大,拎着一只沉重的箱子。进屋之后,波拉尼先生把箱子往桌子上一倒,倒出来一大堆书本、报告、杂志和信件。然后,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椅子晃悠悠的,似乎承受不了他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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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新年特刊要发表四篇文章。该讨论些什么话题呢?一位编辑建议讲讲那年夏天在维也纳发生的暴动。波拉尼说:“我们五年前就知道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要不,谈谈英镑重估?这可是波拉尼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波拉尼说:“我们已经讲了不止一次了。”那么,华尔街股市大涨呢?波拉尼说:“这是资本主义的错觉。”最后确定的题目,都是波拉尼自己早就想好的选题:蒋介石率军北伐,蒋介石、张作霖和冯玉祥之间的斗争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世界农产品价格下滑,这预示着世界经济即将进入衰退;俄国的斯大林、列宁和共产主义革命;青年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新思想(《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才出版,估计波拉尼指的是《货币论》中的思想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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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笼罩在厚厚的阴霾之中,人们又常常严重地短视。只有少数天才,才能目光如炬,像灯塔的光柱刺破乌云,照亮遥远的航线。寄居在维也纳贫民区的一幢破旧公寓中的卡尔·波拉尼,就是这样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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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一家个个是天才。卡尔·波拉尼的父亲老波拉尼,出生于匈牙利山区的一个犹太村庄。他在上学的时候就是一名学生领袖,后来又成为匈牙利游击队的指挥官。失败之后,他流亡到瑞士,在那里学习工程,成了一名土木工程和铁路修筑方面的专家。国内政局稳定之后,老波拉尼回到匈牙利,成了“铁路大王”,一度是匈牙利最富有的平民之一。后来,由于过度扩张,他的铁路王国崩溃了。到去世的时候,老波拉尼又变得几乎不名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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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的母亲塞西利亚比他的父亲小20多岁。她是一位俄国女伯爵,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曾经参与制造炸弹和暗杀的计划。在流亡瑞士的时候,她邂逅老波拉尼,并嫁给了他。老波拉尼败落之后,波拉尼的母亲为布达佩斯的一家德文报纸撰写时装专栏,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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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拉尼的大哥叫奥托。他和父亲一样,是一位成功的工程师和企业家。1895年,奥托到了意大利,接手一家濒临倒闭的汽车配件厂,奇迹般地让这家企业起死回生,并扶植了一家新企业,即后来的菲亚特汽车公司。他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创办了一份报纸《前进报》。奥托很欣赏编辑部的一位年轻人,经常给他提供经济上的援助,这个年轻编辑就是后来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飞黄腾达之后的墨索里尼翻脸不认人,抛弃了当年的恩人奥托,奥托最后成了一个颓废而愤世嫉俗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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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的二哥阿道夫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他20多岁的时候就到了巴西,给一家铁路公司做顾问。阿道夫深深地爱上了这个遥远、神秘而朝气蓬勃的国度。他相信这里不同于欧洲“腐朽的资本主义”,将诞生一个融洽、自由的新社会。阿道夫倾注毕生心血,帮助巴西修铁路、港口、发电厂和工厂。但在巴西待的时间越长,阿道夫越是觉得希望幻灭。到老年的时候,阿道夫不得不感慨:巴西做得再好,经济也赶不上日本,而文化已经沦为迈阿密的“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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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的三姐穆希是一颗耀眼的流星。她19岁就自己创办了一本杂志,而且大部分文章都是自己亲自撰写。穆希提出了“农村社会学”的思想,号召农民合作和社区自治。她的思想在东欧一带影响甚广。铁托年轻的时候就是穆希的信徒。斯大林曾经很恼怒地称铁托是“异教徒”。斯大林是对的。铁托服膺的,其实是穆希的“农村社会学”。穆希是一位美女,她一直活到80多岁,但她提前60年就放弃了自己的才华。但穆希20多岁出嫁之后,便专心致志地养儿育女,对其他一切都不再感兴趣。结婚之后,她一个字也没有再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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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的弟弟迈克尔可能是家族里面智商最高的人,他不到30岁就成了爱因斯坦的助手。科学界纷纷议论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大家认为他迟早要拿诺贝尔奖,唯一不确定的是他会拿物理学奖还是化学奖。然而,迈克尔后来改研究宗哲学,而且他反对的正是从科学传统中出来的实证主义、理性主义,他也不认同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他认为,人都是孤独的个体,人存在的基础是价值和伦理,而非逻辑和理智。我们所知道的,远远多于我们能表达出来的。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个人知识”,才是我们需要珍惜的。1986年,他的儿子约翰·波拉尼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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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拉尼年轻的时候就叱咤风云,他不到25岁就当选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投笔从戎,在战争中身负重伤。战后卡尔本来应邀担任匈牙利司法部长,但一场政变迫使他流亡国外。彼得·德鲁克见到卡尔的时候,他正在维也纳的《奥地利经济学人》杂志当编辑。尽管仍然才华横溢,但早已不再光芒四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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