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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工人劳动权利不是得不到保障吗？那就加强政府监管。受到辛克莱《屠场》一书的影响，食品安全引起高度关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美国农业部随后成立了食品和药品检查委员会，即后来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前身。辛克莱说：“我瞄准的是人们的良心，但击中的是人们的胃。”美国各州陆续出台了有关妇女工作时间、最低工资等问题的法规，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民间组织也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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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贪污和无能不是让人们越来越不满吗？那就改革政府。首先，加快对财政体制的改革。原来在民粹运动时期就已经酝酿的个人所得税终于开始实施，征收个人所得税提高了政府的收入，也方便了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更加严格，各级政府都必须公开预算。其次，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支出增加。除了对失业、工伤、妇女等福利项目的支出明显增加之外，政府还破天荒地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尤其是对高中教育的投资。过去的高中教育是精英教育，学的是拉丁文课程，培养的是贵族。现在的高中教育开始面向大众，学的是英文课程，这大大提高了美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而且有效地对新移民的子女进行了“归化教育”。高中课程中有美国历史、社会研究等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美国逐渐把新移民融化在“大熔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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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不是带来了贫民窟吗？那就去帮助他们。很多社会进步人士开始进入贫民窟，建立各种社会服务社。这些社会服务社给社区的穷人提供课程、托儿所、单身妈妈收容站，教育母亲如何照料孩子，大力提倡禁酒。在他们看来，需要改造的不仅仅是经济体系和政治体制，还有个人。这是一场野心勃勃的塑造“新人”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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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进步运动的所有宏伟目标都实现了，那么，世界历史的进程可能从此改写。尽管进步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不愿意承认，但他们其实深受社会主义的影响。事实上，或许只有社会主义的理想光芒才能化解资本主义的戾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正是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制度的竞争白热化的时候。如果美国进步运动一直走得顺利，美国可能会率先走出一条中间道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第一大国。试想，如果美国高举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其号召力将远播世界各地。那么，还有可能会出现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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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进步运动达到了顶峰，随后走向了衰退。很多进步主义者将战争看成一个绝好的机会。正如著名记者李普曼当时所说的，在对外和德国的独裁政权斗争的同时，“我们也要反对国内的暴君：科罗拉多的矿山、专制的钢铁行业、我们自己的血汗工厂和贫民窟”。进步主义者希望进一步扩大政府的职能，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并彻底改造美国国民。他们尤其对日益滋生的个人主义和享乐思想恨之入骨。“扒粪”记者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这样描写他看到的美国公众：“一群群普通人开着汽车在马路上无所事事地逛来逛去，上万名观众挤在电影院里，要不然就是喝着甜得发腻的饮料、吃着花里胡哨的冰淇淋。他们全都穿得花枝招展！他们全都吃得脑满肠肥！他们全都花得铺张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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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平庸的美国人民理解不了这样的良苦用心，进步主义者在他们眼里成了越来越令人反感的“事儿妈”。战争时期的征兵、经济管制，甚至对舆论的直接控制，都让美国人暗自担心，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怪兽？战时的军事动员还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美国就出现了罢工运动，1919年爆发了2600次罢工，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罢工次数最多的一年。受过军事训练的罢工工人和警察、军队发生冲突，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结局一次比一次惨烈。对共产主义的“赤色恐惧”也开始出现。比麦肯锡议员兴风作浪还早30年，美国就已经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症状。可以说“咆哮的20年代”，葬送了进步时代的伟大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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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还是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我们都能依稀看到进步运动的影子。但是，在这之后，没有一次变革像进步运动一样气势磅礴。像罗斯福这样有雄才大略的总统，也只是继承了进步运动对市场经济加强调节的衣钵，他根本就没有敢去想如何改造美国人民。像约翰逊这样胆大得近乎鲁莽的总统，也没有吸取进步运动的教训，他推行的大规模社会改造，在20世纪60年代再度引发示威游行、罢工和骚乱。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就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完全是拜当年的进步运动所赐，但美国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对改革的恐惧、对政治的冷漠、对政府的怀疑，也是激进的进步运动留下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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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起起伏伏，变革来了又去。无数次的改革，如同车站中人们熙熙攘攘的面孔，看起来既陌生又似曾相识。但是，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一次改革，她刹那间出现，明艳照人，惊鸿一现，令人无限思恋。像这样的改革，从此之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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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黑的，还是白的？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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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当行天丰雄最终上任日本大藏省大藏省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直到2000年期间存在的中央政府财政机关，主管日本财政、金融、税收。——编者注财务官（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时，他一定会记得自己第一次到美国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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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56年，行天丰雄只是一名刚刚进入大藏省的小职员。他受到富布莱特奖学金的资助，到普林斯顿大学进修。坐了三个星期的船之后，行天丰雄终于跨越太平洋，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他到美国的第一站是西雅图。刚到美国的行天丰雄，忐忑不安地走进一家快餐店，点了一份火腿生菜三明治。柜台后面的黑人服务小姐瞟了他一眼，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问他：“黑的还是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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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天丰雄一下子愣住了，他不知道这个问题跟买个三明治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说的英语不够清楚？于是，行天丰雄努力而缓慢地又说了一遍：“我要一份火腿生菜三明治。”黑人服务小姐不依不饶地问：“黑的还是白的？”窘迫的行天丰雄突然想到，别人都说美国有种族歧视，这会不会是问我是哪个种族的。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行天丰雄觉得，自己必须接受良心的考验，要诚实做人。于是，他把胸脯挺了一挺，骄傲地说：“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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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服务小姐被彻底激怒了。她一手举着一片白面包，一手举着一片黑麦面包，对行天丰雄吼道：“黑的，还是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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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美国，是二战之后的一对奇怪的盟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上，日军给美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本来是要狠狠地教训一下日本，但局势出现了奇妙的变化。美国人非常疑惑地发现，他们到了日本本土之后，遇到的不是日本军人顽强的抵抗，而是出乎意料的热情欢迎。这里有天真的孩子、美丽的女人、精致的文化，美国大兵们在东京乐不思蜀。美国本来要在日本移植民主制度，但当人们得到自由之后，他们支持的是共产主义。日本的工人和农民走上大街，如醉如痴地听共产党领袖充满激情的演讲。1946年吉田茂上台的时候，曾说自己是在“红旗的海洋中”任职的。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担心，美国人选择了“拥抱失败”，不再把日本视为敌人，而是刻意培养日美同盟。据说，裕仁天皇曾经想在东京审判的时候自杀，但麦克阿瑟将军告诉他，美国人会免除天皇的战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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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邀请下，日本参加了战后经济增长的盛宴。日本经济几乎在一片废墟之上迅速崛起。从1946年到1952年，美国对日本提供了21亿美元的金融援助，朝鲜战争也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工业生产。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超过了10%。由于美国承担了日本的防卫责任，日本可以心无旁骛地发展经济。在整个世界的眼里，日本人成了不折不扣的经济动物。1962年，日本首相池田勇夫访问欧洲。当他在爱丽舍宫见到戴高乐总统之后，池田首相热情洋溢地向法国总统介绍日本的工业进步。等他离开之后，戴高乐对手下说，我怎么看都觉得这个人不像首相，更像个推销晶体管、收音机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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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崛起，日本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成了发达国家的一员，但它是完全被动地被拉进来的。当时的发达国家都是欧美国家，彼此有着很深的渊源。尤其是在国际经济的谈判桌上，主要的参与者互相都很熟悉，甚至有着高度的默契。他们中的很多人亲身参与过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创建，或者是创建者的门徒，他们感到，自己的肩上承担着保卫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责任。这些长期浸淫在经济、金融事务中的官员们，说的是其他人都不了解的艰深术语，讨论的是政客们丝毫不感兴趣的枯燥细节，但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就操纵在他们的手中。这很像一个高级祭司或流亡王子的俱乐部，对外充满了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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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经济增长，日本就像一个身穿军装的士兵，顽强、坚韧、勇敢、冷酷，尽管衣衫褴褛，但始终斗志昂扬。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日本就像一个裹在和服里的女人，胆小、羞涩、温顺、慌张，文静的外表下面，是复杂而世故的内心。在国际经济俱乐部里，日本始终是个尴尬的局外人。参加国际会议的日本代表团被称为“三S代表团”：smiling（微笑），silent（沉默），sometimes sleeping（有时候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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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在美国占领当局经济顾问约瑟夫·道奇的建议下，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被确定为360∶1。据说，美国人听说日本的货币是“日圆”，既然是“圆”，那就360吧。这一比价一直持续到1971年。1971年，尼克松总统突然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的窗口，迫使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日元当时升值了16.9%，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升到了1美元兑换308日元。当时，天真的日本人并不相信美国人会让美元不断贬值，他们相信了尼克松总统和财政部长康纳利的话，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做法，美元很快还会回升，因此还在不停地以360日元的价格买入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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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1973年，当时还在美国财政部工作的保罗·沃尔克坐着一架喷气式加油机，开始了环球之旅。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其他国家的货币继续升值，他的第一站就是东京。沃尔克的飞机直接降落在东京的一个军事基地，再从军事基地坐上一辆茶色玻璃的轿车悄悄进了美国大使馆。保罗·沃尔克带来了美国的要求，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要升值至少20%。经过讨价还价，日本接受了日元升值15%。保罗·沃尔克略有些失望，但仍然很满意，他着急要离开，赶到欧洲继续做说客，匆忙之中，连帽子都忘在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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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日元不断地升值，日本政府也觉得隐隐不安。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入市干预。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日本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日元汇率稳定，但几乎每次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之后，仍然是以失败告终。1977年，日本花了不下60亿美元干预汇市，结果呢？年初的时候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291∶1，到年底就升到了241∶1，整整升值了20%。1978年3月，日元又突然升值，日本耗费了55亿美元入市阻击，但在一个月的时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就从240∶1升至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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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元加速升值。起初，由于越南战争和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的政策，美国的债务压力不断增加，通货膨胀愈演愈烈。1979年保罗·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他果断地提高美国利率，最高的时候，利率一度超过了20%，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经抱怨说，这是“自耶稣诞生以来最高的利率”。紧缩的货币政策很快就控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美元也随之走强。一开始，这是美国乐于看到的。里根总统喜欢提的口号是：“强大的美国，强势的美元。”但美元的急速升值给美国的出口带来了负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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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美国的竞争对手干得越来越好。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后，日本显示出无与伦比的适应能力。作为一个资源极其稀缺的国家，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最大，但日本是第一个从石油危机中走出来的国家。1975年日本尚有贸易逆差5亿美元，到1978年已经积累了17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随后，贸易顺差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越来越高，1981年是0.4%，1985就已经升至3.7%。美国人不乐意了。国会要求制裁日本出口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美日之间的贸易战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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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月17日，在五国集团（G5）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会议上，各国商议，要“视必要性对市场进行干预”。恰逢此时，美国财政部出现了换届，贝克代替了里根，成了新一任财政部长。过去的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根是理想主义者，他对日本的策略是想推动日本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但最后发现行动太慢、效果不清晰。美国的急性子，遇上了日本的太极拳。詹姆斯·贝克是律师出身，非常务实，他一上台，就把汇率问题当做最重要的谈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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