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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这是我不得不写目前这本书的主要理由，就是学术界对社会科学各领域通过行为学化而发生的整合趋势毫无感觉或无动于衷。例如，2015年出版的《社会与行为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二版，与这本巨著2001年初版（参阅Table of Content of Elsevier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ScienceDirect）有结构类似的章目。在西方视野里的社会科学领域，广义的，除了上列四科，还包括地理学、心理学、人类学和考古学这样的综合学科。我由衷希望在北京大学研读过我这本书的学生们，在他们赴美读博期间，如我以往10年的学生们那样，来信告诉我说美国的大学里正流行我讲授多年的主题。通常，恰如我的老友叶航说过的那样，我对于学术和思想的演化方向有大约10年的预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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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还希望提醒我的年轻读者，不可对上述思路过于痴迷以致丧失了批判性思考。毕竟，社会科学的行为学趋势，是西方思想传统之内被称为“科学主义”潮流的一部分。这里，我的另一重要提示是，“行为学转向”绝不是转向“行为主义”。在西方思想传统之内始终有对于科学主义潮流的反抗与批判，可称为“人文主义”潮流。大约20年前，我为一份德国期刊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社会科学的实质”，副标题是“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困境”。现在，社会科学仍处于这一困境之内。虽然，以往20年出现了越来越丰富和强大的“第三种文化”叙事，由近百名科学家和哲学家引领潮流，面向公众，鼓吹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这两种叙事文化。在这里，我强烈建议这本书的读者持续关注由“湛庐文化”策划出版的至少几十种由第三种文化叙事的领袖们撰写的科普著作。我与湛庐文化仅仅保持着朋友关系（没有任何商业联系），我甚至只在最近7年才注意到从而密切关注这家出版公司。有时候，我以这样的简单到扭曲的方式向朋友们介绍：心理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并且，行为经济学+出版策划=湛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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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的“科学主义”关注主要反映在《行为经济学讲义》的叙事中，那么，我的“人文主义”关注，更主要地反映在2013年出版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和2015年出版的《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的叙事中。也因此，我建议读者阅读这些讲义，为了保持批判性思考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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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前言需要的结语是，行为社会科学或行为学视角下的社会科学的基本态度就是，对任何一类现象的研究，首先探究它的演化过程。也就是说，首先探究这类现象是怎样发生的，简直就是黑格尔逻辑学开篇的思路：有—无—发生。之所以是有而不是什么也没有，因为，如果什么也没有，这本书就无从说起。以作者的身份，我要求有可说的而不是没有可说的。但是，行为学视角下，人类的任何行为或社会的任何现象，首先是生命演化，自然发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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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必须“有”可说的，随后要询问何以“有”，也就是从无中怎样生出有，即发生学思考。这样的思路，在古希腊是思维常态。那时候的物理学，词根的意思就是发生学的，即某物是怎样演化的。后来的物理学，尤其经过了漫长的中世纪静态思维方式的塑造之后，成为静态的，不再有发生学的思考。直到19世纪初期，西方思想传统才被黑格尔再度带回到古希腊的思路。中国从古至今尚未间断过历史的思维方式。在文明之初，中国人与希腊人有类似的自然思路（自然主义）。经过2000年社会演化之后，西方人重拾丢失了的古希腊思路，而中国人保持着与古希腊人类似的“自然”思路（自然主义）。虽然，百年以来，尤其是最近的市场经济发展以来，中国人与西方人类似，都因为技术进步而难以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真正的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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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基因科学与脑科学技术，行为学对社会科学的新的综合，这一次，其实是20世纪中期生物学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新的综合”的余绪。哈佛大学生物学领袖威尔逊（Edward O. Wilson，1929— ），1975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著作，《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相当于行为社会科学的第一次宣言。基于这本书初版的2000年四分之一世纪纪念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毛盛贤等中译本，可视为我这本书的远为冗长的学术前言。于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并非毫无学术传统可依。我将要引述的许多研究报告，究其缘起，近的，可归入社会生物学传统，远的，可归入达尔文或他以前就有的演化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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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而言，行为社会科学导论=狭义的社会科学+广义的心理学。狭义社会科学不包括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广义心理学包括认知科学、脑科学、文化心理学与演化心理学等学科。这本导论性著作的叙事，可能围绕几个核心观念展开。首先，人类社会的历史，恰如黑格尔所说，是由“理念”与“激情”这两大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上海书店2006年版王造时1936年中译本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只不过，行为社会科学不仅如社会科学那样研究人类社会，而且研究自然演化之整体视角下的人类社会。例如，行为社会科学可以探讨黑格尔的上述命题在何种意义之下可扩展为关于社会性哺乳动物的一般命题。其次，基于19世纪末叶以来社会思想家们的阐释，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孤立的“个人”。并且，与唯物主义世界观截然不同，恰如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1926—2006）赞成韦伯的文化比喻时所说，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文化）上的动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王海龙等中译本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导读一”）。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在被定义为“文化”的意义之网里才存在。文化为人的活动提供意义，人的活动以意义为指归。或者，如我以往所说，行为社会科学的理解框架有三个主要维度：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在这一理解框架之内，我们考察行为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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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理解框架，如果只有两个维度或一个维度，很可能因简化而丢失生活世界的重要问题。任何理解框架，如果多于三个维度，则因过于复杂而难以理解。很容易想象，对同一生活世界，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三维理解框架。我的经验是，只要任何两个维度之间充分“正交”，那么，这些三维理解框架很可能是相互等价的。例如，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理解框架，凸显出“经济—政治—价值诉求”这样三个维度，大致对应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这样三个维度。可是，迈克尔·曼（Michael Mann，1942— ）在《权力的社会来源》第一卷刻画的理解框架凸显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这样四个维度，其中，我认为，“军事”这一维度与经济和政治这两个维度之间缺乏充分的正交，因此它可以表达为另外三个维度的复合。又例如，对应于中文的“技术”这一语词，有两个英文单词，其一是technique（诸如根块采集这样单纯的人对自然的关系），其二是technology（诸如狩猎这样涉及合作关系的人对自然关系）。当一项技术涉及人与人之间分工与合作的关系，那么，我们可将这项技术想象为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这两方面人类活动的复合。相比而言，一个人的祈祷就是单纯的精神生活，虽然，祈祷的内容可以涉及社会生活与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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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主题大多分布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这一平面内，虽然，可以涉及精神生活。相比而言，社会学和法学的主题更经常分布在“社会生活—精神生活”这一平面内，虽然，可以涉及物质生活。此外，诸如人类学和考古学这样的综合性学科的主题，不难想象，广泛分布于由上述三个维度生成的空间里，很难局限于任何两个维度生成的平面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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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 （四）核心观念及其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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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行为经济学而言，我的最新讲义（参阅世纪文景2015年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要义》）是围绕下列三个核心观念展开的：（1）稀缺性，因此而有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对应于韦伯阐释的工具理性而不是韦伯阐释的价值理性）；（2）不确定性，这是新古典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分道扬镳的岔路口；（3）复杂性，不容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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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尽管需要思维模式的转换，从静态分析的模式转换为历史反思的模式，围绕上述三大观念展开的行为经济学叙事，也可置于演化视角下（参阅世纪文景2011年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在教学过程中，我意识到，与我这一代认真研读黑格尔和马克思著作的人不同，现在长于静态分析的年轻人似乎很难适应历史反思的思维模式。有鉴于此，我特别在思想史课程的第一讲介绍思想史方法（参阅世纪文景2008年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事实上，我们同时需要运用两种思维模式，静态分析的（基于形式逻辑）和历史反思的（基于辩证逻辑）。这样的模式，我称为“批判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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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社会科学的导论，可能探讨上述行为经济学静态分析的模式及其核心观念在何种条件下可扩展至一般社会科学，其次（我认为这是更容易的一项工作），可能探讨行为经济学的历史反思模式在何种条件下可扩展至一般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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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稀缺性”这一观念为例。显然，沿着物质生活这一维度，稀缺性是核心观念。不过，沿着社会生活这一维度，由于这里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稀缺性的涵义有了实质的改变。虽然，我们仍可以认为，诸如爱情和友谊这样的关系具有稀缺性。在经济科学的定义里，被认为稀缺的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恰因有限的手段被用于无限的目的，才有“理性选择”。首先，物质财富并不必定带来爱情和友谊。其次，诸如爱情和友谊这样的关系，更应被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康德的名言，在道德理想国里，每一个人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我珍惜与他人的关系，因为，在理想状态里，这些关系应是目的本身而不应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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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社会生活的体验中，毕竟，存在着如经济学里“稀缺性”那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约束条件，例如图腾、法律、行为规范和道德自律。假如个体行为完全不受约束，社会也就解体了。事实上，行为社会科学的一项工作就是研究这些约束条件的发生和演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演化社会结构。在经济学领域，行为的约束条件由稀缺性这一核心观念来表达。在一般社会科学领域，我认为，行为的约束条件可由“权力”这一核心观念来表达。根据达尔的阐释[1]，权力这一观念应广义地理解为“影响”。若乙的行为敏感依赖于甲的行为，则可认为甲对乙有影响。这里，行为主体甲，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例如，当特定个体的行为敏感依赖于图腾与禁忌时，可以认为，负责监督这些图腾与禁忌不被违背的那些群体是这些图腾与禁忌的行为主体，并且这一特定个体的行为敏感依赖于这些群体的行为（舆论或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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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体行为的约束，是否都可表达为他感受到的各种影响？这是需要探讨的一个议题。仅仅考察物质生活这一维度，行为约束通常表达为手段的稀缺性，此时，手段的稀缺性可被表达为关于各种手段的财产权利的充分尊重，也就是各种产权主体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并且可以认为特定个体的行为对产权主体行为的敏感程度刻画了产权受尊重的程度。例如，在中国社会，人们的行为通常对公有产权（社区的或全民的）主体行为缺乏敏感性，又因为政治传统，人们对许多私有产权的主体行为也缺乏敏感性。总之，稀缺性在物质生活这一维度和这一维度之外似乎可以被视为权力集合的一个子集。最后，沿着精神生活这一维度，稀缺性更加丧失了意义。因为，如我以往阐释的那样，精神生活这一维度的实质是“自足”或“不外求”。稀缺性这一观念不再适用于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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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探讨核心观念的拓展问题，现在是“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这两个核心观念。沿着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这两个维度，这两个观念甚至获得比沿着物质生活这一维度更强的适用性。需要讨论的是，例如，不确定性沿着精神生活这一维度是否具有实质涵义。我的见解是，相当多的研究者都这样认为，诸如佛教这类宗教的发生与演化，与不确定性密切相关。根据海纳模型[2]，不确定性首先应被描述为“C-D gap”（competence-difficulty gap），即试图完成特定工作的行为主体的能力与这项工作的困难程度之间的差距。若假设行为主体具有完备理性（如上帝一样），则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于是，“C-D gap”成为“有限理性”的一种测度。符合常识，它表达了主观能力与客观要求之间的差距。有鉴于此，我们不妨认为宗教是理性能力有限的产物。全知全能的神，不需要宗教。当然，以上所述，仅仅是关于宗教之发生与演化的不同见解之一，并非全部。例如，根据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的阐释，每一民族信奉的最高的真，被表达为该民族的宗教信仰。虽然，黑格尔定义的宗教信仰，与理性能力有限的生物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发生的宗教信仰，二者之间很可能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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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至少在这篇前言里，我试图确认，在探讨一般议题时，激情与理性、自我与社会、影响力、复杂性、不确定性，是行为社会科学的核心观念。我在这本书里的叙事，不妨围绕这些核心观念展开，并经常返回我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维理解框架，以便检查我是否丢失了重要议题。根据我在行为经济学课堂里积累的经验，这些核心观念的展开顺序或许应当是：激情、理性、自我、社会、影响力、不确定性、复杂性。遵循这一顺序，我可以在这本书的结语部分探讨复杂性的演化论涵义时，从静态分析的思维模式转入历史反思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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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在开篇所言，在写这本书时，我想象的读者是“85后”或“95后”的年轻人。这些读者的能力之一就是在互联网上检索任何关键的词与事，即我常说的“宽带阅读”的能力。也因此，我的写作是我常说的“宽带写作”。由于有这样的预期，我假设读者可以随时检索我引用的文献或术语。因此，我只索引文献而不详细介绍文献内容。又由于国内稿酬太低，译文的质量普遍很差。根据我的教学经验，我强烈建议读者直接阅读英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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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和翻译的报酬之为价格，大幅度低于稳态时期稿酬的相对比价，这一现象导源于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特征。首先，在一党执政的最初30年，写作与翻译服务于意识形态，也称为“宣传”，有统一制定的稿酬标准。与中央计划体制为其他劳务与商品制定的价格相比，中国的稿酬标准借鉴苏联的标准，分享了“特权阶层”的高标准和高待遇（“待遇”特指金钱之外的全部其他收益）。其次，在一党执政的晚近30年，市场经济驱动人均收入迅速增长，中国经济逐渐从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转入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并且投资的方向，由于全世界在20世纪末期进入“知识社会”，逐渐从物质资本投资转为人力资本投资，于是对知识的需求迅速增长。但知识供给由于几代人的“教育失败”而严重不足，只能依赖国外知识进口，于是导致中国市场对国外著作的翻译工作的需求大幅增长。翻译工作承担着从国外进口知识的主要劳务，而这一劳务市场陷入严重的供不应求，首先因为中央计划时期统一制定的翻译稿酬继续成为这一劳务市场的定价基础，其次因为读者普遍缺乏对优质译文的鉴赏力，相当于产品信息在供给方和需求方的严重不对称分布，第三因为中国计划经济的“部门主义”特征（这一特征使中国的计划经济不同于苏联的计划经济），政府各部门（军、公、教）都有自己的出版机构，相当于图书市场被分割为大约2000个“部门市场”，这些市场之间很难有充分的价格竞争，于是优质译文与劣质译文长期并存，且很难借助价格歧视来区分品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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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与上列类同的原因，教授的薪酬或收入之为相对比价，也是严重偏低的。因此，中国转型期社会也缺少西方社会那样的“研究型翻译”。或者更糟糕，在中国，由于教授们主要依靠政府部门发放的“科研经费”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因为收入严重偏低，故生活品质严重偏低），在科研经费大幅增加且经费管理极端松懈的时期，研究型翻译的质量常低于普通翻译。至少，我认识的优秀翻译多是“博士生”而非“博士生导师”。这些博士生或许仅仅为他们的导师“打工”而从事翻译，或许与导师可能传授的知识相比，他们更愿意通过翻译来学习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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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篇冗长“前言”的结语，我对读者重申：最能适应知识社会的读者，必须终身学习，且主要依靠自学。并且，读我这本书，可能需要反复读，例如，十年读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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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ert Dahl, 1957, “The Concept of Power”, in Behavioral Science, vol. 2, no. 3, pp. 2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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