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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onald Heiner, 1983, “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3, no. 4, pp. 56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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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 一、社会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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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米德于1913年开始使用的一个短语，“社会自我”的英文是social self（参阅 George Herbert Mead,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心智，自我，社会》］, ed. by Charles Morris）。这一短语首次出现在这本书第16章“Mind and the Symbol”（心智与符号）的尾注3里，以及，这本书2015年最终的“定版”（the Definitive Edition, ed. by Hans Joa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读者也可参阅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赵月瑟的中译本《心灵、自我与社会》。晚近发表的相关文献，仍将这一短语追溯至米德。事实上，米德的思想超越了他生活的时代[1]，他的追随者对他的误解多于对他的理解[2]，将来的思想史家很可能认为，米德塑造了关于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的当代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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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学说（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交往行动的理论》］, Vol. 1 &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987），布鲁默尔的符号互动学说（Herbert Blumer, 1980, “Mead and Blumer: the Convergent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 of Social Behaviorism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ism”［“米德与布鲁默尔：社会行为主义与符号互动主义趋同的方法论视角”］[3]），以及奈特的社会过程学说（Frank Knight, 1942, “Science, Philosophy, and Social Procedure”［“科学，哲学，社会过程”］[4]），都带有强烈的米德“社会自我”观念的基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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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维基百科“米德”词条可知，米德与杜威相互影响，并因杜威激赏而获芝加哥大学教职，延至终身。米德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期师从鲁一士（Josiah Royce，1855—1916）和詹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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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他与詹姆士有更密切的联系，不仅因为他的行为心理学（尤其是“社会自我”观念）源于詹姆士的心理学，而且，他负责教育詹姆士的孩子。本科毕业后，他前往德国师从实验心理学宗师冯特。虽然，他并未完成博士论文。根据一份关于米德的思想传记资料，他只在晚期才转入社会心理学领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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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描述的“社会自我”概念，核心是儿童从母语（米德以英语为母语）习得的自我的双重结构：以主角身份在人生舞台上表演着的“主我”（英文是I），和以看客身份对主角表演发表（最初是模仿成年人的）道德评论的“宾我”（英文是Me）。米德阐释的儿童心理结构的形成过程，在演化论视角下，也就是主我与宾我交互作用的“共生演化”。显然，这一过程之能够发生，沿着荣格的思路解释，是因为“自我”（ego）从“自性”（self）之内涌现出来（原始人类的心智尚未发生这样的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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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的贡献在于发现这一涌现出来的自我，借助于母语（英语），更进一步涌现为互补的两极—主我与宾我（在汉语里，“我”这一字的主格与宾格的差异是通过“我”字在陈述句里的位置来表达的），更进一步，从互补的两极之间交互作用中形成了“自我意识”—在宾我审视下的主我。故而，我们可以建构一个“荣格—米德”视角。在这一视角下，社会自我之形成，首先因为人类心理结构的社会性，其次因为人类语言的社会性（米德借助于冯特的“手势”研究）。诚如米德所言，儿童的身体并不就是他的自我，他需要习得社会性，并由他的社会经验塑造他的自我。根据我检索的思想史文献，在米德与荣格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尽管他们都深受詹姆士哲学和心理学的影响。所以，米德在通常意义上使用“自我”（self）这一语词，与荣格为同一语词赋予的“自性”涵义，应严格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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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的研究表明，自我从自性之内涌现出来，拖着长长的阴影（表现为“暗影”原型），自我意识如果反观自己的影子，可沿着阴影返回自性之内。另一方面，自性之内还有两种来自集体无意识的“原型”（archetypes），男性的自性里的阿尼玛原型和女性的自性里的阿尼姆斯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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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读者检索维基百科词条“archetype”，这一词条很短，但介绍了这一语词从柏拉图时代到当代的涵义演变。当男性的自我意识受到自我的暗影原型的强烈影响时（例如当自我意识足够接近自性时），阿尼玛的力量可在外界（山川河流草木人物）投射出女性的特征—荣格认为这也是一个特定类型的男人认为一个特定类型的女人非常有吸引力的原因。类似的，当女性的自我意识反观自我的影子时，由于阿尼姆斯的力量可投射出男性的特征。这些心理投射伴随着我们的情感生活，从童年到老年，从出生到死亡。这也意味着，最初的社会交往出现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不仅发生于自我的两极之间，而且发生于自我的暗影与异性这两大原型之间，通过梦境、幻象、神话和“主动想象”（active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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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米德学说的当代批评，我推荐三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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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Lonnie Athens, 2012, “Mead’s Analysis of Social Conflict: A Radical Interactionist’s Critique”（“米德的社会冲突分析：来自一名激进互动主义者的批评”）[7]。这位作者是犯罪学和法学家，对理解和批评米德的“社会自我”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观察角度，特别强调社会冲突中人的支配欲望，于是不同于米德采取的社会互动或社会自我的观察角度。社会理论学派繁杂，依照不同的视角（详见第三章），可区分若干的大派：（1）“结构—功能”主义，（2）“互动—交换”的行为学和符号学，（3）“冲突—超越”的建构主义，（4）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社会学以及精神分析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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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推荐的对米德学说的第二篇批评文章是：Charles Talbot Gillin, 1975, “Freedom and the Limits of Social Behaviorism: A Comparison of Selected Themes from the Works of G. H. Mead and Martin Buber”（“自由与社会行为学的限度：选自米德和布伯作品的若干主题之比较”）[8]。这位作者批评了米德学说包含的“决定论”意味，与布伯的（人与神）对话意味着的自由相比，就显出了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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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篇，或许是当代学者对米德最严厉的批评：Norbert Wiley, 2011, “A Mead-Cooley Merger”（“一种将米德与库利合并的尝试”）[9]。这篇文章的作者甚至暗示—对熟悉思想史的读者而言，此种暗示其实是明示，米德的人品是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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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界，人类被归入“社会性哺乳动物”。注意，有不显示强烈社会性的哺乳动物，例如猫科（晚近的实验表明猫科也可有较强的社会性[10]）；也有显示强烈社会性的非哺乳动物，例如蚁类。社会性的维系，就哺乳动物而言，主要基于情感；就昆虫而言，主要基于遗传。基于情感，哺乳动物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共享的情感纽带（参阅Matthew Lieberman, 2013, “Social: Why Our Brains Are Wired to Connect”［《社会的：为何我们的脑生来就可互联》］），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贾拥民中译本的标题是“社交天性：人类社交的三大驱动力”）。基于遗传，昆虫社会成员之间不显示共享的情感纽带，因为基因复制的可靠性（稳定性）远超情感纽带。人类或许很独特，演化成为“情感强烈的物种”（详见第三章）。晚近10年的脑科学研究表明，当一个人被他认同的群体拒绝接纳的时候，他的心理痛苦激活的脑区几乎与物理痛苦激活的脑区完全重合且强烈程度相似。两位以色列学者2016年9月发表文章强调将社会互动过程与情绪神经科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方向：Gadi Gilam and Talma Hendler, 2016,“With Love, from Me to You: Embedding Social Interactions in Affective Neuroscience”（“带着爱，从我到你：将社会互动嵌入于情感神经科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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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脑科学研究方法阐明由“生物—生理—心理”过程内置于每一个体的社会性，这一新学科的名称是“社会神经科学”，英文是“Social Neuroscience”。在2015年新版的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ition）（《社会与行为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2版》），收录了由Elizabeth Necka，Stephanie Cacioppo和John Cacioppo 联合撰写的词条，“Social Neuroscienc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1世纪的社会神经科学”），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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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pecies are so characterized because they form organizations that extend beyond the individual. The goal of social neuroscience is to investigate the biological mechanisms that underlie these social structures, processes, and behaviors and the influences between social and neural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Such an endeavor is challenging because it necessitates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levels. Mapping across systems and levels （from genome to social groups and cultures） requires interdisciplinary expertise, comparative studies, innovative methods, and integrative conceptual analysis…（我试着翻译：社会物种之所以有社会特征，是因为他们在个体之外形成各种组织。社会神经科学的主旨是探究这些社会结构、过程与行为的生物学机制，以及社会的和神经的结构与过程相互之间的影响。这一努力具有挑战性，因为必须有多层次的整合。在各种系统与层次之间映射［例如从基因组到社会诸群体和诸文化］需要跨学科专家能力、比较研究、创新方法，以及整合概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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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还可检索这一学科核心作者利伯尔曼（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的回顾性文章：Kevin Oschner & Matthew Lieberman, 2001,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涌现”）[12]；以及另一位核心作者阿道尔夫斯（任教于加州理工大学）晚近发表的前瞻性文章：Ralph Adolphs, March 25, 2010, “Conceptual Challenges and Directions for Social Neuroscience”（“社会神经科学的发展方向及面对的观念挑战”）[13]；此外，在应用视角下，一位日本脑科学家在2016年7月发表文章，建议将社会神经科学作为客观理解他人意向性的一种观测手段：Masaki Isoda, 2016, “Understanding Intentional Actions from Observers’ Viewpoints: A Social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从旁观者角度理解意图行为：社会神经科学的思路”）[14]。对公共政策而言，社会神经学领域里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结论是：贫困家庭的儿童养育有足够高的概率拖累儿童的脑发育过程，从而导致后天学习成绩欠佳，以及职业生涯落后于富裕家庭养育的儿童。这就意味着，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视角下，而且在脑科学视角下，贫困可以复制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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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行为经济学课堂，我常推荐两位女性科学家的系列研究。例如：Tania Singer, 2014, “Empathy and Compassion”（“同情与悲悯”）[15]；Rebecca Saxe, et. al., 2010, “Live Face-to-face Interaction During fMRI: A New Tool for 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功能核磁共振扫描期间真人的面对面交往：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一种新工具”）[16]。最后，关于正在展开的研究思路，我推荐两位荷兰学者2016年10月发表的文章：Daan Scheepers & Belle Derks, 2016, “Revisiting Social Identity Theory from a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在神经科学视角下重审社会认同理论”）[17]。他们认为脑科学方法可使主观的群体认同得到客观评估，尤其是群体归属感的强度，由群体认同而来的偏见的强度，以及被试对来自异己群体的威胁感受，最后是评估各种社会分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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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必须讨论“社会”这一观念的定义。常识视角下，“鲁滨逊荒岛”不是社会。所以，第一项必要条件：任何可称为“社会”的，至少由表现出独立行为的两个“个体”组成。另一必要条件是：表现出独立行为的个体之间必须有足够频繁的交往或交互作用。此处，“足够频繁”的意思其实很难界定。因为，如果个体之间有情感联系，并不表现出频繁交往，却可以“心心相印”。诸如此类的困难，在鲁滨逊荒岛的一人世界里永不发生。这些困难意味着，我们很难不考察诸如“意义”和“情感”这类观念对于我们要定义的“社会”观念的重要性。所以，我先讨论最表层的观察，或“最直接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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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直接的表达，称为“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这一视角，在“交换社会学”领域至少沿用了半世纪[18]，可追溯至人类学家描述的“礼品交换”过程。读者应检索维基百科词条“Gift Economy”，注意，不是“百度百科”。字号不变，前者提供了17页内容，后者只提供了1页内容。后来，关于“礼物交换”及“交换经济”的观念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社会学”领域。而且在应用需求的驱动下，研究机构开发了诸如“UCINET”和更专业的“Pajek”这样的用于表达和定量分析社会网络的软件[19]。研究者输入UCINET的数据，常以简单的人际交往问卷调查为依据。从这类问卷数据，研究者也可以导出人群内部任两成员之间关系的强度。根据这种直观的描述（最表层的观察），“社会”被表达为人与人之间由具有“强度”（基于问卷调查）的“关系”（通常称为“纽带”）维系的社会网络（参阅John Scott,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Handbook, 2nd ed.［《社会网络分析：一部手册》第2版］, Sage Publishings, 2000；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刘军的中译本标题是“社会网络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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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及，互联网时代，学者们开始构想“全球脑”（global brain）观念。例如Ben Goertzel为2006年《心理学与互联网》第2版撰写的第12章“World Wide Brain: Self-Organizing Internet Intelligence as the Actualization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世界广域脑：自组织的互联网智能之为集体无意识的实现”）[20]。这位作者理解的“集体无意识”似乎与荣格的定义相当不一致，但有助于读者想象“全球脑”可能涌现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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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应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时，尤其是建构具体的社会网络时，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例如，甲和乙之间“纽带”关系的具体涵义。这里，难以避免地发生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纽带关系的多样性。甲和乙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基于情感的，可以是基于金钱的（即利益交换关系），也可以基于狭义的权力（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服从关系）。社会学家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1917—2011）确立的经验方法，相当误导地被译为“民俗方法学”（ethnomethdology），因此，我强烈建议读者检索维基百科词条“ethnomethdology”。加芬克尔认为，特定的社会文化族群（ethno-）之内，人与人之间有意义且有秩序的交往活动，必须借助于交往手段或交往工具，或者，他称之为交往的“方法”（method），他集注于观察在这些（工作的与生活的）特定情境内人们使用的方法。这就构成“ethno-method-ology”的三项涵义。虽然，这一语词也只好被译为“民俗—方法—学”。这一方法的主旨是帮助研究者发现他所观察的族群借助于何种手段维系（群体共享的）秩序及意义（群体成员对秩序的阐释）。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与社会网络方法这样最表层的观察方法不同，加芬克尔的方法要求观察“意义”，也就是要理解被观察的群体成员共享的维系了特定秩序的行为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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