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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31 在我的行为经济学课堂，我常推荐两位女性科学家的系列研究。例如：Tania Singer, 2014, “Empathy and Compassion”（“同情与悲悯”）[15]；Rebecca Saxe, et. al., 2010, “Live Face-to-face Interaction During fMRI: A New Tool for 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功能核磁共振扫描期间真人的面对面交往：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一种新工具”）[16]。最后，关于正在展开的研究思路，我推荐两位荷兰学者2016年10月发表的文章：Daan Scheepers & Belle Derks, 2016, “Revisiting Social Identity Theory from a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在神经科学视角下重审社会认同理论”）[17]。他们认为脑科学方法可使主观的群体认同得到客观评估，尤其是群体归属感的强度，由群体认同而来的偏见的强度，以及被试对来自异己群体的威胁感受，最后是评估各种社会分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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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33 现在，我必须讨论“社会”这一观念的定义。常识视角下，“鲁滨逊荒岛”不是社会。所以，第一项必要条件：任何可称为“社会”的，至少由表现出独立行为的两个“个体”组成。另一必要条件是：表现出独立行为的个体之间必须有足够频繁的交往或交互作用。此处，“足够频繁”的意思其实很难界定。因为，如果个体之间有情感联系，并不表现出频繁交往，却可以“心心相印”。诸如此类的困难，在鲁滨逊荒岛的一人世界里永不发生。这些困难意味着，我们很难不考察诸如“意义”和“情感”这类观念对于我们要定义的“社会”观念的重要性。所以，我先讨论最表层的观察，或“最直接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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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35 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直接的表达，称为“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这一视角，在“交换社会学”领域至少沿用了半世纪[18]，可追溯至人类学家描述的“礼品交换”过程。读者应检索维基百科词条“Gift Economy”，注意，不是“百度百科”。字号不变，前者提供了17页内容，后者只提供了1页内容。后来，关于“礼物交换”及“交换经济”的观念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社会学”领域。而且在应用需求的驱动下，研究机构开发了诸如“UCINET”和更专业的“Pajek”这样的用于表达和定量分析社会网络的软件[19]。研究者输入UCINET的数据，常以简单的人际交往问卷调查为依据。从这类问卷数据，研究者也可以导出人群内部任两成员之间关系的强度。根据这种直观的描述（最表层的观察），“社会”被表达为人与人之间由具有“强度”（基于问卷调查）的“关系”（通常称为“纽带”）维系的社会网络（参阅John Scott,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Handbook, 2nd ed.［《社会网络分析：一部手册》第2版］, Sage Publishings, 2000；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刘军的中译本标题是“社会网络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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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37 顺便提及，互联网时代，学者们开始构想“全球脑”（global brain）观念。例如Ben Goertzel为2006年《心理学与互联网》第2版撰写的第12章“World Wide Brain: Self-Organizing Internet Intelligence as the Actualization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世界广域脑：自组织的互联网智能之为集体无意识的实现”）[20]。这位作者理解的“集体无意识”似乎与荣格的定义相当不一致，但有助于读者想象“全球脑”可能涌现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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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39 当我们应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时，尤其是建构具体的社会网络时，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例如，甲和乙之间“纽带”关系的具体涵义。这里，难以避免地发生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纽带关系的多样性。甲和乙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基于情感的，可以是基于金钱的（即利益交换关系），也可以基于狭义的权力（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服从关系）。社会学家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1917—2011）确立的经验方法，相当误导地被译为“民俗方法学”（ethnomethdology），因此，我强烈建议读者检索维基百科词条“ethnomethdology”。加芬克尔认为，特定的社会文化族群（ethno-）之内，人与人之间有意义且有秩序的交往活动，必须借助于交往手段或交往工具，或者，他称之为交往的“方法”（method），他集注于观察在这些（工作的与生活的）特定情境内人们使用的方法。这就构成“ethno-method-ology”的三项涵义。虽然，这一语词也只好被译为“民俗—方法—学”。这一方法的主旨是帮助研究者发现他所观察的族群借助于何种手段维系（群体共享的）秩序及意义（群体成员对秩序的阐释）。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与社会网络方法这样最表层的观察方法不同，加芬克尔的方法要求观察“意义”，也就是要理解被观察的群体成员共享的维系了特定秩序的行为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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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41 通常，我们用多重纽带（交往“手段”、交往“方法”或交往的“媒介”）来表示甲和乙之间关系的多重涵义。在情感关系（或以情感为媒介的交往）的集合里，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关系，例如爱（或友谊）的关系与恨（或敌意）的关系。不同于金钱关系（或以货币为媒介的交往），一般而言，情感关系缺乏对称性，例如母亲对子女的情感强度可以远大于子女对母亲的情感强度。我们借助“有向图”这样的图论方法，使社会网络里的纽带关系能够表达种种不对称性。广义而言，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社会网络，从它的每一社会成员的节点有多重纽带指向任一其他社会成员，这些纽带不仅有方向，而且有强度。我们需要测量甲和乙之间某一纽带关系的“强度”，尤其是意义或情感的强度，这就引出更深一层的复杂性，被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意义的微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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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43 以色列心理学家Aaron Ben-Ze’ev 在《情感的微妙性》（The Subtlety of Emotions，MIT Press，2000）开篇描写过一位摄影师和他的裸体女模特之间的合作关系，只因某一时刻在女模特的感觉里摄影师稍许异样的眼神，多年基于利益交换的合作关系就迅速蜕变为基于异性情感的不再能合作的关系。关于人类情感的复杂性，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商务印书馆1958年吴士栋中译本）的第一章提供了基于“创化论”哲学的分析。根据柏格森的阐释，情感的变化通常不服从连续性假设，并且，情感演化到某一阶段时可能突然蜕变为与自身冲突的另一情感。在静态的社会网络里描述这样的情感强度，似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需要建构动态的社会网络，在甲和乙之间有多重纽带，每一纽带是有方向和强度的，并且，这些纽带及其方向与强度随社会成员的交互作用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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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45 如上的想象让我们得到结论：社会网络方法似乎不适用于描述情感纽带。因为，在这里我们需要描述的是“意义”本身及其演化。虽然，社会网络也被用于描述脑内的神经元网络。对于神经元而言，关系纽带很难具有情感。不过，数量极大的简单连接的神经元组成的神经元网络可以涌现出不可简约的更高层级的秩序。当这样逐级涌现的秩序在脑内达到某一层级时，可能形成被行为主体察觉到的意义。这也意味着那些在更低层级出现的意义或心理活动不能或很难被行为主体意识到。关于脑与信仰的基于神经科学与演化学说的各种猜想，我认为，最杰出的是诺贝尔奖脑科学家埃克尔斯的晚期作品《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John Eccles, 1989, Evolution of the Brain:Creation of the Self，revised edition, Routledge, 1991，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潘泓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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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47 不论如何，我们需要讨论“意义”的涵义。例如，被公认是早慧儿童的逻辑学家，小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讨论政治经济学原理时定义过“价值”。他说，价值就是被感受到的重要性。我们似乎可以据此理解“意义”—被感受到的重要性。晚近的研究表明，有两类对行为主体有意义的事情：其一是与身体相关的，英文是personal（私人的）；其二是与身体不相关的，英文是impersonal（非私人的）。由这两类意义感受组成的神经元网络体系，被称为“共轭信息处理过程”[21]。个体生命有自保的本能，由此，演化阶段远低于哺乳动物的爬行动物（例如鳄鱼），也可以有情绪波动。（参阅Lewis, Haviland-Jones & Barrett, eds., Handbook of Emotions, 3rd ed.［《情绪手册·第3版》］, The Guilford Press, 2008, Chap. 4, Jaak Panksepp, “The Affective Brain and Core Consciousness: How Does Neural Activity Generate Emotional Feelings?”［有感情的脑与核心意识：神经活动怎样形成情绪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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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49 我们可以想象“意义”演化的诸阶段：最初，从情绪波动涌现出来的意义是私己性的，基于身体免于被伤害的本能。在更高级的或可称为“理性”的意识阶段，出现了非私己性的仅仅作为“知识”的意义。例如，我们很少为发生在外国的诸如总统换届这类意义显著的事件而有情绪波动，尽管我们仍认为那些事件有意义。我稍后要详细介绍的桑德尔引述的两位行为经济学家的“扳道岔”实验，以及在桑德尔课堂上学生们在这一实验中的两种相反态度，恰好表明有“私人的意义”和“非私人意义”这两种意义。我们的道德判断行为，同时涉及上述两类不同的意义。并且，行为主体感受到的意义的私己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道德判断。因此，我们应在“社会脑”之内进一步区分承担着“社会情感”（例如腹内侧前额叶）与承担着“社会认知”（例如右侧颞顶交）这两类功能的诸脑区。就道德判断而言，我们应在这些脑区当中区分出承担着“道德情感”与承担着“道德认知”这两类功能的脑区或神经元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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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51 最后，在意义演化的最高阶段，我赞成埃克尔斯（前引著作“结语”）的猜测，可以有宗教信仰的涌现。融汇了哈耶克“涌现秩序”思想的宗教与批判心理学研究，我建议阅读的跨学科著作是：Jeremy Carrette，Religion and Critical Psychology: the Ethics of Not-Knowing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宗教与批判心理学：知识经济中的非知伦理学》，Routledge，2007）。此外，关于宗教与心理学，我推荐的工具书是：Leeming, Madden & Marlan, eds., Encyclopedia of Pyschology and Religion（《心理学与宗教百科全书》，Springer，2010）。荣格说（《金花的秘密》，黄山书社2011年邓小松中译本），西方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没有“道”的概念。“道”这个字由“首”和“走”两个字组成。卫礼贤将“道”译为“意义”，其他人将它译为“道路”或“天道（天命）”，甚至有人译为“上帝”……“首”可引申为意识，“走”表示沿途旅行，因此“道”表达的观点如下：有意识的行走，或者自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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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53 我们可以想象，在人与人之间关系各种意义的集合，与行为主体全部可能发生的（感受到的或不能感受到的）情绪波动的集合，在这两个集合之间可以想象“集合映射”的集合。在全体这样的映射的集合里有这样的映射，它使一些意义的集合映射为强烈情绪波动（例如宗教感），它使另一些意义的集合（例如科学知识）映射为完全没有情绪波动。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其他的“意义—情感”对应关系。在全部意义的集合之内，只有极少数的意义可表达为社会网络，获得“主体间客观性”或“可观测性”。在不可观测从而无法确立主体间的客观性的意义当中，只有极少数的意义可能通过情绪波动的映射被行为主体意识到，尽管不能被其他主体意识到，甚或不能被语言表达出来（例如有意义的梦境）。绝大部分意义，例如荣格体验过的有显著文化意义的梦境，仅当它们对行为主体的生存意义在未来事件中凸显出来时，才可能被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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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55 因此，为考察更深层次的意义，我们需要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深层心理分析（包括精神分析学）等学科，并且在跨文化研究中，我们需要人类学方法（包括语言学）。另一方面，借助脑科学方法，包括neurolinguistics（神经语言学，也可检索“neuroscience of language”［语言的神经科学］），我们试图考察人类共有的意义—与这些意义相关的情感是超越文化差异的。例如，目前已知哺乳动物通有的从而超越了文化差异的五种原初情感是：惧怕、悲伤、欢喜、愤怒与厌恶。同时，也存在具有文化特异性的情感。例如，汉语“幸灾乐祸”在英语当中缺少对应的名词，通常借助德文单词Schadenfreude来翻译。又例如，在东亚三国的文字当中，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汉语有更丰富的伦理词汇，韩语有更丰富的表情词汇，日语有更丰富的动作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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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57 米德于1931年去世，大约1905年以后，他转入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荣格在1912年以后发表一系列演讲阐释“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和“自性化”（individuation）这两个核心观念。荣格于1961年去世，他去世之后，他阐释的集体无意识和自性化这两个核心观念长期未能被学术界接受，直到最近20年，在东方思想的冲击之下，才得到西方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尤以2009年“荣格红书”的翻译和出版为标志性事件。如果不能容纳荣格晚期提出的这两大核心观念，我认为，米德的“社会自我”观念将是不完整的，而且也很难获得深厚的演化论基础。在我的想象中，行为社会科学的三层基础是荣格的深层心理学说、米德的社会自我学说、奈特的社会过程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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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59 关于荣格思想传记以及现代心理学的缔造过程，目前，我读到的最权威著作是这一部：Sonu Shamdasani, 2003, Jung and theMaking of Modern Psychology — The Dream of a Science（《荣格与现代心理学的缔造：一门科学之梦》，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作者的姓太长，故以“索努”闻名于学术界。索努是印度早慧儿童，1962年出生于新加坡，十几岁返回印度寻访自己命运中的精神上师，在印度偶然读到荣格为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翻译的中国道家著作《金花的秘密》写的序言和注释，遂决心研读可以打通东西方深层心理学的荣格著作。由于索努的努力，荣格家族最终允许由索努担任编辑，于2009年出版了荣格《红书》。索努目前是伦敦大学学院医药史和心理学史教授，仍主要研究荣格思想，他是据估计有四十卷之多的《荣格全集》的主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公布了其中二十卷的目录）。索努这本书，我认为，应列入最晚近出版的荣格思想与现代心理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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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61 牛津“超短导论”系列收入了“荣格”，作者是Anthony Stevens（Jung: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很遗憾，这本书出版的年份是1995年，在荣格《红书》2009年出版之前。那时，索努正在陆续披露荣格生平不为人知的传记资料。其实，我向读者推荐索努2009年为荣格《红书》撰写的长篇“导读”，也是荣格的思想传记之一（“Introducation”, in C. G. Jung, The Red Book: Liber Novus, W. W. No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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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63 我推荐的第三种传记资料，是英国心理学家和荣格密友汉娜的荣格传记： Barbara Hannah, 1974, Jung:His Life and Work:A BiographicalMemoir, Perigee Trade, 1981（东方出版社1998年李亦雄中译本）。李亦雄翻译汉娜的荣格术语“ego”和“self”，分别是“自我”和“自性”。前者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体系里是三元心理结构{id, ego, super-ego}（本我，自我，超我）的中层结构—协调来自“本我”的本能冲动与来自“超我”的社会规范—由一位严格的父亲代表社会对儿童施行的教养，潜移默化，成为每一个人“超我”的主要部分。超我看守着每一个人的“潜意识”（subconscious）或“前意识”（preconscious），不允许“自我”将那些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心理活动带入“自我意识”。弗洛伊德的学说，不论怎样宏观，总是基于微观的心理活动—他称为“过程”（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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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65 这里发生的问题，我称之为“翻译学”基本问题，即任何术语的翻译在何种程度上必须反映该术语的学术思想史。在翻译弗洛伊德和荣格这两位当代心理学主要建筑师的著作和术语时，译者不仅要考虑同一术语在弗洛伊德和荣格各自学说中的不同涵义，而且还要考虑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初期的“父子”关系中期“决裂”之后在各自学说中产生的思想后果及术语阐释的演变。于是，例如在翻译荣格使用的“自我”这一术语时，有必要考察荣格使用这一核心语词的年代。我们知道，荣格与弗洛伊德公开决裂之前在公开发表的演讲和文章里很难提出与弗洛伊德阐释的“ego”（自我）概念完全不同的阐释。与此类似的情形是“无意识”这一术语的涵义，弗洛伊德在与荣格决裂之前对这一核心语词的阐释似乎受了荣格的影响。不论如何，这是一个有待探讨的翻译学基本问题，此处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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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67 荣格所说的“自性”，汉娜认为相当于无意识世界与意识世界的总合，这一总合就是完整的“我”（Self）。汉娜指出，荣格从《奥义书》借来了“自性”这一观念。她引用了《奥义书》来阐明荣格的“自性”观念：他住在种子里，在种子内部，而种子并不认识他。种子是他的身体，他在里面牵制（统治）种子，他是“自性”，牵制者（统治者）在里面，永远存在。他没有被人看到，却看见了别人；没有被人听见，却听见了别人的声音；没有被人领悟，却领悟了别人；没有被人认识，却认识了别人。只有他是观看者，只有他是耳闻者，只有他是领悟者，只有他是认识者。这就是你的“自性”，内部的统治者，永远存在。其他一切统统都是魔鬼。我注意到汉娜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指出，荣格传记资料都在荣格家属那里未能公布，故而，这部传记并非真正意义的传记。对我而言，汉娜这本书的价值在于，首先，她是1974年去世的，远比荣格的其他密友活得长久，故有机会知道全部真相—因此，而且还因为她文字晓畅通俗（李亦雄的中译本也晓畅通俗，但不可原谅地将“皮亚杰”译为“皮埃尔-让内”），我认为这本传记应成为每一个想要了解自己的中国人的必读书。其次，她是临床心理学家，甚至在94岁的时候，她还为世界各地来的患者进行心理分析。故而，与索努相比，她对荣格的临床心理学实践有更确切的理解甚至感受。第三，她在“前言”里披露，因为荣格的五名子女都反对写荣格传记，故她没有告诉他们自己在写这本书。荣格的后代们反对写另一部传记，理由是已有一部荣格认可的荣格自传《回忆，梦，反思》（C. G. Jung, 1961,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Aniela Jaffe ed., Clara Winston & Richard Winston trans., Vintage, Reissue Edition, 1989；也可参阅：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刘国彬、杨德友中译本《回忆·梦·思考：荣格自传》）。其实，索努199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回忆，梦，忽略”，暗喻荣格自传故意忽略许多重要传记资料。[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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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69 根据索努在上引2003年著作里的考证，荣格（在致友人的一封信里）说自己的学说全面且深刻地受到两位心理学家的影响。其一是1892年瑞士的大学首次设置的心理学教授席位的第一位教授弗洛尔诺伊（Théodore Flournoy，1854—1920），其二是心理学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这两位心理学家也是好友，并相互致信评论了荣格与弗洛伊德的不同品格。返回正题，索努在这本书里特别讨论了詹姆士对荣格学说的三方面影响：（1）实用主义，（2）多元主义，（3）类型论。这些方面影响的综合后果是，荣格与弗洛伊德在关于“心理学应当是怎样的”这一基本问题上分道扬镳。荣格认为，人类心理现象不可能简约为科学的因果关系，而这是弗洛伊德努力要完成的事业。荣格不相信实验心理学能对他认为正确的心理学有任何贡献，他指出，心理学家必须投入到生活中去并以人生全部体验为“实验”—索努评注：尼采存在哲学的情调。也因此，真理的标准不再是能否将现象还原为因果关系，而是詹姆士阐释的实用主义标准—对生活有用。当然，这一标准在中国被庸俗化为“有用即真理”。所以，我提醒读者查阅原著：William James, 1907, Pragmatism: 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Longmans, Green, and Co.；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商务印书馆1979年陈羽纶、孙瑞禾中译本，《实用主义：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实用主义者认为，参阅中译本第五讲“实用主义与常识”和第六讲“实用主义的真理概念”，知识服务于人类适应生存环境这一演化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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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71 虽然“集体无意识”这一观念在荣格的思想中发生的时期可能在1906年至1912年之前，但顾及弗洛伊德的立场，荣格只是在1912年及以后的著作里公开讲解“集体无意识”（参阅C. G. Jung, 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 A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s and Symbolisms of the Libido—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Thought［《无意识的心理学：关于力比多的转化与符号学的一项研究—对思想演化史的一项贡献》］,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atrice Hinkle, Moffat, Yard and Company, 1916）。与弗洛伊德的决裂，从1909年持续至1912年，这是荣格情感生活里的致命事件。在弗洛伊德，这是“弑父”。以致1938年德国占领奥地利之后，他（犹太人）拒绝了荣格的学生的安排到瑞士去避难，因为他“不接受来自敌人的帮助”。决裂在荣格感受的痛苦，远甚于对弗洛伊德，宗教心理学教授格尔顿伯格发表于1990年的一篇文章表明，它可能在荣格内心留下了或反映了她认为他内心原有的永久伤痕（Naomi R. Goldenberg, 1990, “Looking at Jung Looking at Himself: A Pyschoanalytic Re-reading of Memories, Dream, Reflections”［“观察荣格对自己的观察：对‘记忆，梦，反思’的一种分析心理学的重读”］[23]）。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荣格之所以最终建构了一套几乎完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学说，究其心理活动，一个重要原因是荣格未能正视自己童年经历的心理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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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73 最终，荣格对“集体无意识”这一观念深思熟虑的并以此为正式演讲的标题，“The Concept of Collective Unconscious”（“集体无意识的观念”），是1936年的事情了。那次演讲，是在伦敦的圣巴托洛缪医院（参阅《荣格文集》卷九：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Part I,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2nd ed.［《集体无意识与原型》第2版］,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 F. C. Hull, Routledge, 1981）。在这篇演讲的开篇，荣格给出定义：在精神世界里，集体无意识恰好是个体无意识的反面。个体无意识源于个体经验，集体无意识的存在则与个体经验完全无关，因此它不是个体可以获得的。个体无意识的内容曾经是个体意识的内容，只是因为遗忘或压抑，才从个体意识里消失，成为个体“意识之下”（弗洛伊德学说的“潜意识”）的无意识的内容。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从未出现在个体意识之内，集体无意识来自遗传（heredity），它为个体无意识赋形，表现为“原型”，又译“远古遗留型”（archetypes）。荣格从各民族神话和各种梦境中辨认出几种著名的原型，例如暗影（shadow）、英雄（hero）、母亲（mother）、男性包含的女性原型（anima）和女性包含的男性原型（animus）。荣格明确指出，在一群个体共享的“集体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之间存在着几乎不可能弥合的鸿沟。根据文化学者的理解，进入集体意识的，就是被称为“文化”的那些内容—这些内容为生活在特定文化内的每一个体提供认知的基本框架和意义体系，这是文化的许多定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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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75 根据《荣格自传》和上引四种荣格传记或思想传记，在10岁之前发生并保持终生，荣格意识到他内心有两个“我”（人格），编号是“我1”（人格1）和“我2”（人格2）。后来，他指出“我1”就是弗洛伊德术语里的“自我”，每一个人都认识“我1”。而他儿时的“我2”就是荣格后来定义的“自性”，虽然每一个人都有“我2”，却很少人认识“我2”或听从“我2”的建议。荣格童年性格内倾（与家庭及学校境况密切相关），这种孤独性情使他很早就更亲近“我2”。索努引述荣格的回忆：“我2”没有生老病死，因为这一人格已经包含了全部生活事件乃至上帝，这一人格是没有时间的。牛津超短导论系列“荣格”一书的作者引述荣格的观点：“much later he was to rename these two personalities the ego and the Self and to maintain that the counterplay between them constitute the central dynamic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我的翻译：很久之后他重新将这两种人格命名为自我与自性，并相信正是自我与自性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人格发展的核心动力系统）。汉娜的解释是，每一个人的自性是永恒的，而每一个人的自我是短暂的。由此推测，“我2”包含着荣格心里的集体无意识老人，可以说这位老人住在“我2”里面。《荣格自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生命对我来说似乎常常是一棵活在根茎上的植物。它真正的生命是看不见的，藏在了根茎之中。露在地面上的部分只能持续一个夏天，然后就枯萎了—一种短暂的幻象。当我们思考生命与文明那无休止的生长与衰亡时，我不免会有这样的印象，觉得这一切绝对毫无价值。然而，我从未失去过一种感觉，即有某种东西生活并持续存在于永恒的变化之下。我们所看见的是花开了，它逝去了，而根茎却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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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77 在我2013年6月1日的搜狐博客，我写了短文介绍荣格《红书》。那时，我在夏威夷的一家书店里，刚买了这本书的便携本。我将那篇短文删除与这里的讨论无关的内容之后，修订转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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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79 这是2009年英文第一版插图全本的2012年读者版，荣格1957年写了《红书》的题头语。红书，拉丁文标题是“新书”（也意味着“生命的开端”），荣格1957年嘱咐家人不得外传。他去世的第二年，关于“红书”的消息就在业内传开，且常有节选版流传。1990年《荣格文集》的编辑意识到《红书》实在太重要，于是游说出版。直到2000年，荣格后裔五家族才决议公开出版《红书》。荣格写这本笔记，历时17年，1913—1930，尚未写完。然后，他研究炼金术，直到生命晚期才再度修订“红书”。拉丁文、德文、希腊文以及他亲笔绘制的许多插图，使“红书”成为艺术收藏品，洛阳纸贵，不论定价多高，仍是一抢而空。英文版2009年发行，版式为40厘米长和30厘米宽的大书，携带不便，我无法从美国购买。“读者简版”于2012年开始发行，便携书的尺寸（约20厘米高10厘米宽），我购买一本随身阅读。同时，东财跨学科社会与行为科学研究中心资料室为我购买了《红书》全版和读者版，是国内影印发行的原版。《红书》的1957年题头语非常重要，荣格1961年去世，这是他为《红书》“盖棺论定”。由这段文字可知，他毕生的思考，其实主要是对着这本“红书”说话。那时，他创造了一种方法，他命名为“主动想象”（active imagination），初期可能非常痛苦，因为他必须使心智保持与两个世界交流的意识活动（我1和我2）。在“我2”的世界里，集体无意识呈现为图像（images）或“幻象”（visions）。这是荣格最重要的精神体验，它不仅仅贯穿此生此世。从那时到生命终结，对荣格而言，其余的一切都不再重要，因为它们都是外在的。荣格说，世界的本质是图像，精神的基础也是图像，精神不通过图像就不可能理解世界。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荣格“红书”。因为，荣格感到其中许多内容很难理解，应留给心理研究更深入的未来时代。荣格早年有强烈和持久的神秘主义体验。人格1（少年心态的人格化）和人格2（历史与宗教心态的人格化），他的人格内涵始终有这两种人格，并试图保持平衡（不分裂）。在大学时期，他与神秘主义者过从甚密。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神秘主义体验的心理学分析。后现代反思的领袖人物，海勒（Agnes Heller）女士，最近演讲指出，现代人始终在两种想象（意象）之间保持脆弱平衡：其一是技术想象（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其二是历史想象（historical imagination），缺一不可。但这两种想象之间的冲突日益深化，它们之间的平衡越来越不可能。再写一段。荣格逐渐意识到，人类早期的思维方式远不如轴心时代以后那样富于理性（逻各斯）。所以，研究人类的神话很可能揭示出集体无意识。他的研究使他相信，集体无意识在人类各远古社会都是通过神话获得表达的。集体无意识的神话表达，典型地表现为符号（图像、意象、想象、象征）。然后，当人类理性昌明之后，神话不再可信（理性不信），但梦境可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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