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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81 梦里可信）。通过梦境，集体无意识仍可获得符号（象征）表达。上面的思想进展，荣格是在大约1908年至1916年期间取得的。1913年，他开始在“红书”里记录这些进展并不断补充和修正。也因此，《红书》的插图非常重要，是荣格所信的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符号（象征）表达（通过西方和西方以外各古代文明的神话）。荣格在读大学时和在巴黎访学期间深研西洋绘画，整日沉潜于卢浮宫。所以，他的这些插图，今天是艺术品。我开始写这篇博客之后，收到友人来信，并赠送《红书》电子版（缺一页），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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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83 我这篇短文大约是我刚刚读完索努为《红书》写的长篇“导读”时写的读书笔记，此外，这篇博客文章在此处有意义的是其中的这一见解：荣格的一生，他1957年写的《红书》题记，其实只有这本“红书”是知己，这是荣格的“我2”（人格2），或他的“自性”，或他的“集体无意识老人”。至于他日常应酬的外在世界众生百态，都是转瞬即逝的烟云。我建议读者仔细读荣格这段“题记”，我认为我很难逐句翻译。荣格的叙事风格，索努考证，荣格晚年说过，是“重复”叙事，但每次重复都有新的涵义。在这样短的题记里，他重复了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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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85 集体无意识，这一术语里的“集体”两字，通常狭义地指称人类这一特殊物种，广义而言，一些学者相信集体无意识为全体生命共享。不论如何，狭义而言，集体无意识是全体人类成员通有的精神遗传。索努说，“集体无意识”几乎家喻户晓，成为“荣格”的代名词。可是，荣格晚年感慨说很少有人理解他的意思。索努考证，荣格多次以不同方式不同定义使用集体无意识这一短语，难怪世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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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87 荣格说过，集体无意识永远没有机会进入自我意识但又活在每一个人的自性里面。我从汉娜的这本书里发现了荣格某次演讲使用的一幅图（我检索荣格研究会网站发布的《荣格全集》前十九卷详细摘要没有见到这张图），这张图解释了荣格想象的集体无意识与个体无意识，甚至与个体意识之间的关系。这张图出现在汉娜的荣格传记第一章（荣格的儿童时期）的最后部分，图中显示的是瑞士的土壤层次，七层土壤，六种颜色：朱红色是地层H—“中心之火”（荣格说这是“生命本身”），深褐色是地层G—“动物鼻祖”，淡褐色是地层F—“原始祖先”，赫石色是地层E—“大集团”（如欧洲），黄色是地层D—“民族”，绿色是地层C—“家族”，深红色是地层B—“家庭”，朱红色是表层A—“个人”（最高点）。注意，七层土壤六种颜色，因为，个人与中心之火在内部是相通的，犹如地心喷发的岩浆，通过细长的管道直达表层（个人）。但是这条管道穿越其余五层土壤时，却似乎不与它们相通。其中F和G，即原始祖先和动物鼻祖，肯定与原型有关系，应当在集体无意识之内。E和D，即民族与家族，应当有一部分体验进入集体意识和个体意识，其余的部分则保存在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无意识层次与个体无意识层次之内。可是根据汉娜对这张图的解释，全部七个地层，都是无意识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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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89 荣格在1931年的文章“Basic Postulates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分析心理学的基本假说”，收入《荣格文集》第八卷），以及在1936年哈佛讲学之后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将集体无意识譬喻为一位活了200万年的老人，并且因为活了几百辈子而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荣格的这一描述充分表明他的集体无意识学说本质上是演化论的，只不过目前“演化心理学”尚未接纳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Meredith Sabini，2008，“Encountering the Primordial Self”［“与原始自我相遇”］[24]）。所以，每一个体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重大抉择只不过是这位智慧老人遇到的几百次类似经验当中的一次。智慧老人当然很容易预见这些重大抉择的后果，并且愿意将这些后果通知行为主体（可视为一种演化策略），前提是，如果行为主体的理性不再把守着意识的大门。理性缺失的典型情形，人类各文明的通例，是梦境和奇幻（“fancy”和“visions”，又译“幻象”）—荣格认为，原始人群始终保持与集体无意识的交流，而现代人应通过研究神话与原始人的集体无意识交流。有鉴于此，深层心理学（depth-psychology）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梦境和奇异幻觉。汉娜在1974年那本书里强调《荣格自传》里记录的一件事，荣格中年时期有一个梦，或许与荣格对弗洛伊德的强烈批评有关，那个梦的意味深长的寓意是：一切自我意志的运用不仅使探索真理变得难以理解，而且也殃及生命的自然发展，可能导致最糟的悲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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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91 由于梦境和奇异幻觉的内容缺乏可被理性化的逻辑关系，在深层心理分析中，我们借助符号分析方法（symbolic analysis，若译为“象征分析”不仅缺乏语感而且不很通顺）。人类的灵长目近亲，例如黑猩猩或大猩猩，经过学习与训练可能理解“符号”（symbols）。但通常，灵长类使用“手势”（gestures）的能力经过学习可发展为使用“图标”（icons）的能力甚至使用“指号”（signs）的能力，却很难发展为使用符号的能力。神经人类学家迪亚肯（Terrence Deacon），在哈佛大学任教8年之后转任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目前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他的解释最令人信服，他指出，存在着一种“符号阈值”（the symbolic threshold），任何物种只要能跨越这一阈值就可以有语言，参阅Terrence Deacon, 1997, The Symbolic Species: 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Brain（《符号物种：语言与脑的共生演化》，W. W. Norton & Company），尤其是这本书的图3.3—它刻画了人类突破“符号阈值”的过程。我建议读者检索维基百科词条：“Terrence Deacon”，或“symbolic species”。这本书是他在波士顿大学任教时写的，后来，2012年，他的另一本书，《未完成的自然》（Incomplete Nature: How Mind Emerged From Matter, W. W. Norton），不但惹出争议，而且不能令人信服。罗素《人类的知识：范围与限度》（Bertrand Russell, 1948, Human Knowledge: Its Scope and Limit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可参阅商务印书馆1983年张金言中译本）先讨论语言问题，然后才讨论人类的其他知识。他提供的解释，更经典也更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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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93 根据荣格的阐释，符号永远包含着指号之外的意义（参阅C. G. Jung, 1961, Man and His Symbols, Part I, “Approaching the Unconscious”［《人及其象征》第一部分“接近无意识”］, W. W. Norton）。指号的语言学定义是“能指与所指的同时呈现”，显然起源于“手势”的演化。罗素在1948年发表的《人类的知识》第二部分“语言”里指出，字典里的全部单词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必须被指认的单词（中译文：我们可以把“实指的定义”定义为任何一种“人们无须借其他的字而学会理解一个字的意义的方法”），其二是由必须被指认的单词定义的单词。在学习语言时，学生首先认识必须被指认的单词。根据罗素的描述，当教师注意到学生正在注意一只苹果时，以手指着这只苹果说这是一只“苹果”，学生随即认识实物苹果与单词“苹果”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实物与意象之间建立映射关系，即迪亚肯著作中讨论的indexing（指号能力），人类之外的几种动物（黑猩猩、海豚、信鸽）也表现出这种能力或这种能力的初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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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95 假如一个人只能通过研读一部完整的字典来学习这一字典里的全部单词，那么，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将意识到这些单词要么是由字典里的其他单词定义的，要么是最原初的单词，不能由其他单词定义，只能被指认。对罗素而言，任何一套逻辑系统里总有若干“常量”使这一逻辑系统与真实世界保持接触从而赋予逻辑系统里的其他关系以意义。必须被指认的单词，就是由这部字典表达的语言系统的常量，即“有固定意义的符号”（symbols with fixed meaning）。罗素还指出，“事实”，只能通过“被指认”来定义。并且，生物个体毕其一生努力要完成的，就是适应由事实构成的环境。如果某一生物个体只有关于某一事实的信念，那么，因为信念未必是真的，所以这一生物个体可能因此而难以适应环境。知识的意义在于，罗素认为，它由那些关于事实的真信念而不是伪信念构成。注意，甲持有信念A，这一陈述本身就意味着甲是真信A而不是虚伪地信A。虽然，甲真信的，可以伪也可以真。这样理解了之后，读者才不致误解罗素转述的柏拉图最早给出的知识定义：“知识是真的信念”。当代的知识论，并不就是柏拉图和罗素的知识论，此处不赘（读者可检索我发表的知识论文章）。迪亚肯在上引著作里论证，在指号能力（实物与意象之间的对应关系）与符号能力（意象与意象之间的互相定义）之间，没有连续的过渡，只有突然的跳跃。确实，我们很难解释，不依靠任何被指认的单词，一个人只通过一部大字典学习一门语言，在字典里翻来翻去，反复考察这些单词之间的相互解释（“互文性”），只要学足够长的时间，在某一时刻，突然，他就学会了这一语言。这一突然的跳跃，我认为，迪亚肯这本书提供的解释，在目前或许是最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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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97 最常见的符号，可以是字符，也可以是图符—例如两万多年前阿尔塔米拉洞穴里的公牛岩画、古埃及形意文和殷商甲骨文。也因此，“符号”这一词，在汉语常可译为“象征”（但是在当代中国这是一个被严重污染了的语词）。深层心理分析视角下的任一梦境，荣格指出，是图符。如前述，这是因为梦中的语言缺乏逻辑性。《荣格文集》第十八卷：“The symbol-producing function of our dreams is an attempt to bring our original mind back to consciousness, where it has never been, and where it has never undergone critical reflection”（我的译文：我们梦境的符号产生功能旨在将我们的原始心智带回我们的意识之内，此前这种心智从未进入过意识，也从未被我们批判性地反思过）。在意义演化的更早阶段，只有诸如仰韶彩陶“鱼纹”那样的孤立的图形（指号），而没有相互联系的若干图符。使符号超越指号的，如前述，是指号所指意义之外的意义。如果一位深层心理学家试图分析一个梦境，那么，他必定是试图看到梦境直接指称的意义之外的那些意义—例如荣格分析的“鱼符”象征的基督教意义，或“蛇符”象征的各种诱惑。如果一位荣格心理学家试图分析一个梦境，那么，他首先试图将梦境里出现的角色阐释为原型。因为只有借助原型，他才可窥探梦境里呈现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说，他试图听懂那位活了几百辈子的智慧老人说了什么。例如，荣格相信，关于“地狱”的想象及图符，广泛见于人类各族群的早期历史记载，很可能反映了集体无意识的一些令人困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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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199 根据荣格的阐释（读者可先参阅维基百科涵义相当模糊的词条“individuation”；然后参阅荣格以基督教传统［《新约》里出现的希腊词“aion”与希腊词“aeon”都含有“永恒”之义］为案例对“自性”的深层分析：C. G. Jung, 1951, Aion: Researches into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elf［《爱翁：自性的现象学研究》］, trans. by R. F. C Hull, Pantheon Books, 1959，尤其是第4章“the Self”［自性］；最后，参阅或浏览《荣格文集》已出版的前20卷关于“自性”的荣格式重复论述），“自性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体验、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三者之间充满矛盾但仍可能达成某种可容忍程度的协调（类似于经济学术语“稳定均衡”），形成这一个体的外在的“人格”，它通常指称“personality”（人格）在社会中表现出来的部分。称为“外在人格”，因为与智力量表类似，有许多人格量表可用来测量每一个人在各人格维度上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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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201 此外，荣格常用另一术语，persona，它对应于英文的masks，在中文或可译为“脸谱”或“面具”—但应注意的是，这些面具常出现在梦里，是隐藏在个性面具后面的集体无意识。汉娜说过，荣格毕生都怀疑自己创造或使用的这许多术语是否有效：他曾常常叹惜他的这么多学生都跃跃欲试地为这些概念下定义，他曾愤慨地说：“感谢上帝，我是荣格而已，而不是一个荣格学家！”这也是我读荣格的感受，我认为我很难把握荣格为各种术语提供的“定义”，对荣格而言，没有什么是可以定义，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可是，毕竟，我还要写各种定义，为了写这本“行为社会科学”的导论，没有定义，也就没有了“科学”。每当我无法理解荣格时，我就想到索努的命题：弗洛伊德的因果论与荣格的非因果论（例如“共时性”），代表现代心理学几乎完全对立的不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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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203 荣格特别分析了两种不同人格（personalities）的个体：具有较强的外倾型人格的个体，与具有较强的内倾型人格的个体相比，更多关注外在世界的体验而更少关注内在于个体的无意识体验（参阅荣格在1921年《心理类型》中提供的定义：Psychological Types, English translation, T. and A. Constable Ltd., 1923）。索努考证，荣格1913年的一次演讲认为，歇斯底里患者是原始能量（力比多）向外界扩散的结果，这就形成“外倾型”人格。荣格自己的类型是内倾型的，如此强烈地内倾，以致汉娜在那本书的脚注里说，荣格每年都必须逃离整整半年的“外倾”烦恼。荣格自述当他与朋友们在一起时，他的“我1”很高兴，但他总觉得对不起他的“我2”。内倾人格，荣格认为，是因为原始能量（力比多）主要向内关注自性而形成的，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因。于是，荣格以“内倾—外倾”这一维度为歇斯底里和精神分裂症提供了统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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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205 当代人格研究的共识是“大五模型”，即每一个体的性格描述可通过定量方法中的“主元素分析法”（又称“要素分析”）投影到五个主元素上（由这五大元素的英文字头组成的单词是OCEAN），或者说，这五个主元素可以累积地解释来自各民族各时期人格描述可比样本的差异到某一令人信服的程度（通常以0.6为标准）。因为“OCEAN”的意思是“海洋”，大五模型常被称为“人格的海洋”。具体而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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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207 （1）Openness to experience（可译为“对经验的开放心态”），在这一主元素之下通常认为有六个面向：积极想象（又称为“奇幻能力”）、审美敏感性、对内在感受的注意力、对多样性的偏好、智性的好奇心与创造性。但是我建议读者检索维基百科词条“openness to experience”。这一词条里，编辑们报告了晚近发表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重要人格特质的许多修正与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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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209 （2）Conscientiousness（可译为“责任心”），这一人格特质驱使我们争取最好的成就并为此感到满足，于是我们必须对人生有所计划而不是随缘。与此相关，有强烈责任心的人更愿意成为他人的依靠并为此而感到满足。晚近的研究表明，有强烈责任心的人比普通人有功能更强大的ACC（扣带前回）脑区。扣带前回被认为与“自我意识”密切相关。虽然，在责任心强烈的人的脑内ACC的强大功能主要表现为“要做一名好公民”的自我意识，于是更倾向于认同主流价值观以及任何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事物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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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211 （3）Extraversion（通常译为“外倾性”），由于上引荣格分析的广泛影响，这一维度具有心理学思想史的重要性，我建议读者检索维基百科词条“extraversion and intraversion”。而且，我推荐神经经济学领袖 Aldo Rustichini 参与研究并发表于2016年4月的一篇报告：Civai & Rustichini, et. al., 2016, “Intelligence and Extraversion in the Neural Evaluation of Delayed Rewards”（“智力与外倾型人格对延迟回报的神经估价过程的影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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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213 （4）Agreeableness（可译为“宜人性”或“招人喜爱”），这一特质驱动我们参与社会交往并努力与他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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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215 （5）Neuroticism（通常译为“神经质”），这是一种通常认为“负面的”情绪，它使我们悲观。不过，在演化论视角下，悲观的情绪提醒我们更加谨慎地行动。事实上，完全乐观的生物个体，在残酷的生存环境里很容易被自然选择的力量淘汰。于是，生存至今，我们绝大多数生物个体的脑内同时存在与悲观情绪相关的脑区和与乐观情绪相关的脑区。悲观不足惧，可是，神经质倾向于使心智失去稳定性，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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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217 人格研究最近10年的努力之一（例如著名的人格理论家Philippe Rushton在2012年去世前发表的几篇论文，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在他去世之后发表的研究报告），是试图将五大维度抽象为两大维度甚至一大维度。其实，大五人格模型的O，C，E，A，N这五大维度可划分为“亲社会的”三个维度（C，E，A）与“亲自我的”两个维度（O，N）。通过分析来自加拿大、德国和日本的双胞胎数据，UBC的心理学家Kerry Jang等于2006年发表了研究报告，“Behavioral Genetics of the Higherorder Factors of the Big Five”（“大五要素的高阶要素之行为遗传学”）[26]。根据这份报告，五大人格维度可化约为两大人格维度：（1）心智的稳定性，以希腊字母α表示；（2）心智的探索性，以希腊字母β表示。根据社会生活的常识，亲社会性（行为更可预期）与稳定性是两种相类的性质。而根据遗传学研究，亲自我性与探索性是两种相类或都与智力相关的性质。至于大二维度能否以令人信服的解释度化约为大一维度，我认为值得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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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219 基于老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Edward Wilson, 1975,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Chap.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毛盛贤等中译本）里阐释的生物界各物种生存策略遵循的“r-K”谱系（如鱼产卵那样只求后代数量不求后代质量的“r-选择”和如人类养育孩子这样以孩子的质量替代孩子的数量的“K-选择”），Rushton相信，最终，决定人格的唯一要素是“智力”（intelligence），他称为“K-变异策略”[27]。我再次推荐神经经济学领袖Aldo Rustichini 参与研究并发表于2016年10月的一篇论文（Burks & Rustichini, et. al., 2016, “Toward the Integration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Decision Theory in Explaining Economic Behavior: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在解释经济行为的过程中走向人格理论与决策理论的整合：一次实验经济学的探索”）[28]可视为对Rushton学说的重要支持，他稍早时（2015年）独自发表的一篇文章为他将人格学研究引入经济学的努力提供了理由：“The Role of Intelligence in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智力在经济决策制定中的作用”）[29]。最后，关于人格研究的其他重要学派，我建议读者浏览或研读晚近出版的三种内容比较全面的人格学手册：John, Robins & Pervin,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3rd edition（《人格学手册：理论与研究》第3版，The Guilford Press， 2008）；Corr & Matthews,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剑桥人格心理学手册》，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Jerry Burger, Personality, 8th edition（《人格》第8版，Wadsworth，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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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221 西方思想传统里的“社会自我”观念，在中国思想传统里有对应的学说，例如见于钱穆的著述。他指出，人性有两种基本性质，一曰“群性”，一曰“个性”。晚近发现的钱穆佚文“与子泉宗长书”（1922年9月16日《思潮月刊》），根据一位研究者的文章：写此文之前不久，钱穆见到钱基博，听到他论述古代哲学中“个性群性”的问题，觉得与自己的看法“似若有相符者，而未能尽切合”，所以写信给钱基博，与他作进一步的讨论。钱穆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之大归穴，不外发展个性而无背于群道”。根据民国初期中国思想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中西文化观察（梁漱溟，1921，《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梁漱溟，1941—1949，《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西方人以张扬个性为主要特征，而中国人以坚守群性为主要特征。随后或几乎同时，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察遭遇来自胡适和陈独秀等学者的激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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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223 事实上，东西思想传统之内，不断有杰出人物关注并考察自己传统之外的他者。荣格最后决定提出“集体无意识”观念（他明白这一观念必定导致他与弗洛伊德的决裂），根据思想史家的考证，是受了一项偶然的重要事件之激励。那时（1928年），荣格收到德文译稿《金花的秘密》（黄山书社2011年邓小松中译本，及东方出版社1993年通山中译本），即成书于乾隆年间的道家内丹养生典籍《太乙金华宗旨》，译者卫礼贤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著名汉学家，也是荣格的朋友（大约从1922年开始），他在北京传教时期偶然（大约1920年）搜集到了这本书，希望荣格撰写一篇序言，但他不知道荣格正在思考集体无意识这一核心观念。荣格后来（1952年）将这些“偶然”（故不能有因果关系）但“有意义”（故不能被忽略）的事件称为“共时性”（synchronicity），更重要的是，荣格坚信（尽管多数心理学家并未追随他的这一信念），共时性在经验世界里的普遍存在，恰是集体无意识的明证。此处，我建议读者检索维基百科词条“synchron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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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225 我在汉娜的回忆录里找到了关于卫礼贤的远为详细的描写，而且这故事是荣格告诉汉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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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227 理查德·威廉—他成了荣格的一位伟大的朋友—带来了有关自己在中国的经历的故事。荣格常常认为，它比其他一切都更好地向西方人解释了这个现象。他甚至向我提出忠告：如果不讲这个故事，就干脆不要去上课。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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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229 查德·威廉曾来到中国一个偏远的村庄，那里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持续旱灾。为了结束这种局面，人们绞尽了脑汁，什么事都做了，各式各样的祈祷和符咒也都用过了，但一切都是徒劳。于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告诉威廉，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是从远方请一位会呼风唤雨的人来。这使他兴趣大发，在那求雨者到来时，他也小心谨慎地来到了现场。那人坐在一辆遮盖着的马车里来了，是一个小个子的干瘪老头。他下了车，不高兴地嗅了嗅空气，然后要求人们在村外盖一所茅屋。他要创造一种不受别人干扰的环境，他的食物要放在门外。三天之内，人们听不到他的任何动静。后来，当人们醒来时，迎来的是一场倾盆大雨，天甚至还下起了雪，在一年中的那个季节里，下雪的事还闻所未闻。威廉深感惊奇，他找到了那位求雨者，此时，他已从那与外人隔绝之处走出来了。威廉惊奇地问他：“如此说来，你会制造雨吗？”那老人对这想法嘲笑地说，他当然不会。“可是在你来之前，这里一直是持续大旱无雨呀！”威廉反驳说，“可后来—在三天之后—不就下雨了吗？”这老人回答说：“啊，那是两回事。你知道，我来自一个地区，在那里一切都井然有序，天该下雨则下雨，需要晴时就放晴。老百姓本身也是循规蹈矩地过活。可这里的人就不同了，他们都既不信教，也不相信自己。来到这里时，我立刻受到了影响，所以我不得不一人独处，直到我再次入道。后来很自然，天就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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