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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传统里的“社会自我”观念，在中国思想传统里有对应的学说，例如见于钱穆的著述。他指出，人性有两种基本性质，一曰“群性”，一曰“个性”。晚近发现的钱穆佚文“与子泉宗长书”（1922年9月16日《思潮月刊》），根据一位研究者的文章：写此文之前不久，钱穆见到钱基博，听到他论述古代哲学中“个性群性”的问题，觉得与自己的看法“似若有相符者，而未能尽切合”，所以写信给钱基博，与他作进一步的讨论。钱穆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之大归穴，不外发展个性而无背于群道”。根据民国初期中国思想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中西文化观察（梁漱溟，1921，《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梁漱溟，1941—1949，《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西方人以张扬个性为主要特征，而中国人以坚守群性为主要特征。随后或几乎同时，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察遭遇来自胡适和陈独秀等学者的激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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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东西思想传统之内，不断有杰出人物关注并考察自己传统之外的他者。荣格最后决定提出“集体无意识”观念（他明白这一观念必定导致他与弗洛伊德的决裂），根据思想史家的考证，是受了一项偶然的重要事件之激励。那时（1928年），荣格收到德文译稿《金花的秘密》（黄山书社2011年邓小松中译本，及东方出版社1993年通山中译本），即成书于乾隆年间的道家内丹养生典籍《太乙金华宗旨》，译者卫礼贤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著名汉学家，也是荣格的朋友（大约从1922年开始），他在北京传教时期偶然（大约1920年）搜集到了这本书，希望荣格撰写一篇序言，但他不知道荣格正在思考集体无意识这一核心观念。荣格后来（1952年）将这些“偶然”（故不能有因果关系）但“有意义”（故不能被忽略）的事件称为“共时性”（synchronicity），更重要的是，荣格坚信（尽管多数心理学家并未追随他的这一信念），共时性在经验世界里的普遍存在，恰是集体无意识的明证。此处，我建议读者检索维基百科词条“synchron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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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汉娜的回忆录里找到了关于卫礼贤的远为详细的描写，而且这故事是荣格告诉汉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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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威廉—他成了荣格的一位伟大的朋友—带来了有关自己在中国的经历的故事。荣格常常认为，它比其他一切都更好地向西方人解释了这个现象。他甚至向我提出忠告：如果不讲这个故事，就干脆不要去上课。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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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德·威廉曾来到中国一个偏远的村庄，那里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持续旱灾。为了结束这种局面，人们绞尽了脑汁，什么事都做了，各式各样的祈祷和符咒也都用过了，但一切都是徒劳。于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告诉威廉，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是从远方请一位会呼风唤雨的人来。这使他兴趣大发，在那求雨者到来时，他也小心谨慎地来到了现场。那人坐在一辆遮盖着的马车里来了，是一个小个子的干瘪老头。他下了车，不高兴地嗅了嗅空气，然后要求人们在村外盖一所茅屋。他要创造一种不受别人干扰的环境，他的食物要放在门外。三天之内，人们听不到他的任何动静。后来，当人们醒来时，迎来的是一场倾盆大雨，天甚至还下起了雪，在一年中的那个季节里，下雪的事还闻所未闻。威廉深感惊奇，他找到了那位求雨者，此时，他已从那与外人隔绝之处走出来了。威廉惊奇地问他：“如此说来，你会制造雨吗？”那老人对这想法嘲笑地说，他当然不会。“可是在你来之前，这里一直是持续大旱无雨呀！”威廉反驳说，“可后来—在三天之后—不就下雨了吗？”这老人回答说：“啊，那是两回事。你知道，我来自一个地区，在那里一切都井然有序，天该下雨则下雨，需要晴时就放晴。老百姓本身也是循规蹈矩地过活。可这里的人就不同了，他们都既不信教，也不相信自己。来到这里时，我立刻受到了影响，所以我不得不一人独处，直到我再次入道。后来很自然，天就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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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说，荣格最喜欢讲的另一个故事是，大约在1945年苏黎世心理学俱乐部一次讨论会，有人问他，是否会爆发一场核战争，如果爆发将发生什么事。他回答：“我认为，这取决于有多少人能够承受他们内心对立物的压力。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能这样做，我认为，形势就会保持稳定……否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我们时代的文明结束，就如同如此之多的文明已经在过去结束了一样，只是那时的规模小一些罢了。”汉娜说，荣格的这一见解赋予了每一个人多么深刻的意义和有尊严的位置！他能够努力面对自己心理深处的对立物，或许就这样在命运的天平上放下了一颗谷粒。（前引李亦雄中译本《荣格的生活与工作》第156—158页；可惜，“卫礼贤”被译为“理查德·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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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在1929年为《金花的秘密》撰写的“《太乙金华宗旨》的分析心理学评述”中这样表彰卫礼贤：卫礼贤深深地领悟了中国智慧的秘密与神奇的活力，他不允许如此有洞察力的深刻见解被浪费在各种专家们已经被打成了无数隔断的大脑中。我很荣幸，他选择我为这部中国经典作心理学角度的评论（前引邓小松中译本第20页）。再看看荣格的中西文化评论：科学是西方人的工具，靠它可以比仅靠双手打开更多的门。只有当我们认为靠科学得到的知识是唯一的时候，科学才将阻碍我们的视线。东方教给我们另一种更广泛、更深刻与更高明的知识，人类生活是它的源泉。……中国人的洞察力来自于一种最大意义上完整与真诚的生活方式，它根植于中国古老的文化。这一文化从未被打断过，我们对它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中国从没有偏离心性本原的精神体验，因而从来不会过分强调和发展某一单一心理机能而迷失自己。也因此，中国人一直都对现实中与生俱来的矛盾性与两极化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发现相反的两面总是能相互找到平衡—这是高等文化的象征。片面性虽然有时很给力，但它也代表了野蛮文化。（前引邓小松中译本第2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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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邓小松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翻译为“集体潜意识”，甚至错误地译为“共同潜意识”，而且将“无意识”一律译为“潜意识”。如前述，荣格明确说过，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绝不进入个体潜意识，因为后者是从个体意识被弗洛伊德分析过的那些原因压抑到个体无意识里的，所以弗洛伊德用的“unconscious”是“意识之下”，常译为“下意识”或“潜意识”，英文是“subconsious”，也因此，在“最终定版”的《弗洛伊德全集》英译本里，“subconscious”出现了13次，我特别推荐读者参考收录于《弗洛伊德全集》的一篇文章：“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Conversations with an Impartial Person”（“关于普通人的分析：与一位公正无偏的人的谈话”）。他在这篇文章特别指出：认为“本我”与“自我”分别严格对应于“无意识”与“意识”，这是犯了严重错误。虽然，若果真如此简单当然令人高兴，这样我们的理论就可以很顺利。然而真相是，那些发生于“本我”的过程仍留在“无意识”之内，那些发生于“自我”的过程只有一小部分进入“意识”，因为，“自我”的大部分可以永远停留于“无意识”之内。对比之下，荣格用的“unconscious”，确实就是无意识。为区分荣格与弗洛伊德，必须明确区分“潜意识”与“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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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续引述荣格这篇精彩的评述：无论如何，事实就是，被狭隘与偏执激励的意识离原型越来越远，人终有一天会崩溃。在灾难发生之前的很长时间，许多预兆已经显现，其中包括走神、焦虑、生活没有方向，以及在一些情境和问题上较真纠缠等。……如果我们不能逃避这种冲突，我们会问，到底什么是个性的完整？对这种完整性的追求是否必要？正是在这时我们来到了自古以来东方人走过的大道上。中国人能找到这条路是因为他们从没有加剧人性本有的对立面之冲突，以至于失去两股对立势力之间的联系（前引邓小松中译本第29—30页）。最后，为使读者懂得卫礼贤不是一般的传教士，我要引述荣格在“悼念卫礼贤”（即《荣格自传》“附录四”）这篇文章里对卫礼贤的评论：除了中国，还有什么可以如此彻底地把他从欧洲的狭隘与传教士的视野中解放出来呢？实际上，在他刚刚接触到中国精神的秘密时，他就察觉到了深藏其中的宝藏，为了这一稀世珍宝，他牺牲掉自己的欧式的偏见。使他能够毫无保留地向一个深邃的异域精神打开自己的，是他包容一切的人格和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伟大心灵。为了接受这一文化，他贡献出了自己多方面的天赋与能力。一切平庸之辈在接触到外国文化时，不是盲目地丧失自我就是盲目批判，所以他对他事业的这种投入本身就是他的伟大精神的见证，他的精神超越基督教因自卑而引起的愤怒乃至欧洲的一切成见。很多的汉学家只接触到中国文化的表面，他们永远不会参与这一文化之中，也就永远也不会具备交流的精神，具备一个新生体系所必需的相互交融与渗透（前引邓小松中译本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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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荣格有一篇著名文章，是为卫礼贤翻译的德文版《易经》（第2版）的英译本撰写的序言[30]。在这篇序言里，荣格指出中国的《易经》与他的“共时性”概念，二者是同源的，都来自集体无意识。事实上，荣格于1925年为准备在当时是非常艰险的东非之旅全力以赴投入于《周易》的研习之中并占得一卦。此后漫长的几十年里，荣格在这篇导言里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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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易经》的问题，我以前曾仅有过一次发表我的看法。那是在一次纪念演讲中给卫礼贤的献词。在其余的时间里我一直保持谨慎缄默。不是轻而易举能摸索到通往在《易经》背后那种遥远而神秘的思想境界。谁也无法轻视像孔子和老子那样伟大的思想家，如果他终究能领略他们所代表的那些思想的品质；他尤其不能无视《易经》是他们灵感的主要来源这个事实。我知道，我以往不敢就如此不肯定的事情明白地表示自己的意见。我现在能承担这个风险，因为我已年过八旬……（引自楼格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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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为写这篇序言，荣格再次问易，得坎卦及六三变爻，意味着“险阻重重”，由六三变爻得“井”卦，不再有危险之意，反而要求超人勉励众人前行。于是，荣格决定动笔撰写这篇序言。荣格的想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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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中国圣贤含笑对我说：“您是否明白，在将您的至今尚不了解的思想投射成其深奥难解的象征上，《易经》多么有用？您可以完成您的前言而始终未想到您的前言可能会招致滚滚而来的误解”。……中国人立场的本身与人们对占卦问卜持何态度无关。感到迷惑的只是我们，因为我们不时被我们的偏见，即，因果观念，绊倒。东方的古代智慧强调的事实，是悟性强的个人了解他自己的思想，完全不注重他是怎样了解的。对《易经》之所以然的理论想得越少，睡得越酣。（引自楼格的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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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阐释的“社会自我”，由于荣格的阐释，现在可奠基于“集体无意识”这一核心观念之上。狭义而言，这是全体人类成员共有的深层心理积淀。如果我们接受达尔文学说，承认人类身体的物理和生理结构源于亿万年的生物演化过程，并且，通过胚胎学研究，我们看到胎儿在母腹中的孕育过程，以浓缩方式重演了人类从有骨鱼到爬行动物再到哺乳动物的全部演化阶段。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荣格的猜想，即每一胎儿在母腹中的孕育过程，必定以浓缩方式重演了从有骨鱼到爬行动物再到哺乳动物的全部心理演化阶段。因此，我们应承认每一个人的“物理—生理—心理”深层结构是演化的产物。集体无意识很可能是被命名为“人类”的这一物种的深层心理结构，至少是这一结构的一部分。所以，荣格坚持说婴儿出生的时候心灵不是一块“白板”，而是有远古心理遗传结构的。尽管，汉娜说，很奇怪，荣格的这一见解始终受到广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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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荣格的描述，集体无意识如同“海床”，个体意识如同露出海面的“岛屿”，而个体无意识如同岛屿的海面之下的部分—这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冰山”譬喻[31]。在这一描述中，“岛屿”（自我）在海面之下的部分，一直延伸到海底，在海面与海底之间，很容易想象积淀着许多层次，而荣格那张瑞士土壤层次示意图提供了这样一种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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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去世之后的20年，西方社会进入战后最剧烈的动荡时期，以中国“文化大革命”为契机，德国1967年以格瓦拉为行动英雄的学生运动、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美国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成为这一时期的三大标志性事件。至今，我认为，西方与中国的思想界，对这一时期中西社会动荡深层原因的研究仍不充分。虽然，我们感受到战后出生的这一代人的心理深层躁动。这里，我推荐一篇相关文章：John Rapheal Staude, 1976, “From Depth Psychology to Depth Sociology: Freud, Jung, and Levi-Strauss”（“从深层心理学到深层社会学：弗洛伊德、荣格、列维-施特劳斯”）[32]。文章开篇即指出深层分析对社会学研究的借鉴意义，因为，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需要洞察“深层结构”—社会文化的和个人心理的。从海底到海面，不同深度的层次以及各层次的成分，再次返回荣格的那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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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心理学派核心人物韩德森（Joseph L. Henderson，1903—2007）—他撰写了荣格死前10天仍在编写的书《人及其象征》的第II部分“古代神话与现代人”[33]—在旧金山创立了荣格研究所，专研“文化无意识”观念，并创建了一份学术刊物[34]。他定义的文化无意识是在社群认同的文化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之间的广泛领域，他称之为“历史记忆”，又称之为“文化原型”（archetypes of culture）。在1984年著作里（Cultural Attitudes in Psych: Studies in Jungian Psychology by Jungian Analysis［《心理中的文化态度：基于荣格式心理分析方法的荣格心理学研究》］, Inner City Books, 1993），他识别了四种由历史记忆形成的文化态度，分别称为“宗教的”“哲学的”“审美的”“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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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在北京大学有数千学术期刊的服务器上检索“cultural unconscious”（文化无意识）只收集到数目可怜的几篇论文，但根据常识，很显然，人类的个体总是在特定文化传统里养育成人的，也因此而形成了广泛存在于各文化范围的“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同样显然的是，根据韩德森辨认的文化态度，我在西方各国的街头很容易辨认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印度人、黑人和白人。我甚至撰文论证：（1）世界可划分为若干文化差异显著的“文化圈”；（2）文化圈的核心区域界定了“国”的文化形态；（3）各国的文化形态远比政治形态稳定。据此，我们可以谈论诸如“文化中国”“文化德国”“文化美国”和“文化印度”这样的观念。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假说，更偏激地反映了世界主要族群之间可以有基于文化意识的政治冲突。荣格自己在1939年以“尼采”为主题的系列讲座中分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集体无意识原型，来自日耳曼神话，Wotan（沃坦），是日耳曼的“风神”—暴烈，创造，飘荡。[35]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夕，荣格从预言世界大战的梦境里辨认出来的西方的心理原型，根据荣格晚年的回忆，都投射为“沃坦”。我阅读所及，中国人的梦境里似乎很少出现如“沃坦”这样暴烈的原型。或如荣格所言，在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当中，太极生两仪，在对立的两端之间始终保持着中庸联系，于是更多投射为曼荼罗这样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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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科学为文化无意识的研究提供了或许最佳的工具。例如，MIT的Saxe小组基于核磁共振脑功能成像技术，通过由美国境外出生的中东地区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穆斯林阿拉伯人组成的样本，与美国出生的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无关的白人样本组比较研究，发现在这两个保持敌对状态几代人的族群里的个体成员的社会认知脑区，尤其是“他心理论网络”（Theory of Mind Network）已经形成旨在警惕特定敌对族群的神经元网络（Bruneau & Saxe, 2010, “Attitudes Towards the Outgroup are Predicted by Activity in the Precuneus in Arabs and Israelis”［“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当中对异己群体的态度可由楔前叶的激活程度预测”］[36]）。MIT小组的领袖Rebecca Saxe（即我在课堂上常推荐的两位值得关注的女科学家之一，另一位是Tania Singer）因发现“他心理论”的具体脑区（右侧颞顶交）而闻名于学术界，她领导的实验室最近10年发表了引人注意的社会认知脑科学研究报告，成为当代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重镇。右侧颞顶交承担着“他人意图探测”功能，与另外几个脑区（包括“楔前叶”和“扣带后回”）协同构成社会认知与社会情感的脑区网络。如果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则这些脑区可能成为产生“敌意”的中枢。例如，Saxe小组报告，主要由于楔前叶和扣带后回的“过激反应”，在控制组被试看来完全非理性的“污名化”陈述，在敌对双方的被试看来具有充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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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荣格心理学家于2004年发表一部文集（Singer & Kimbles, eds., The Cultural Complex: Contemporary Jungian Perspectives on Psyche and Society［《文化情结：当代荣格心理学视角下的心理与社会》］, Brunner-Routledge, 2004），以“文化情结”为文化无意识的重要表征（Henry Abramovitch, “The Cultural Complex: Linking Psyche and Society”［“文化情结：链接社会与心理”］[37]）。借助于“文化情结”这一观念，他试图扩展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情结”观念到群体情结—族群的历史记忆可形成特定的情结。例如，犹太民族有悠久的因信仰而受迫害的历史记忆，由此形成的情结称为“被迫害情结”（又译“受虐情结”，但这一短语可能引起误解）。这群作者指出，文化情结是阻碍世界持久和平的或许最重要的文化心理因素。与此类似，日本侵华造成的中国人的“集体创伤”（collective trauma），或许已形成文化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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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心理学的常规研究方法，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两位作者在199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报告，来自美国和日本的被试表现出统计显著的自我意识差异（Akiko Asai & Dean Barnlund, 1998, “Boundaries of the Unconscious, Private, and Public Self in Japanese and Americans: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无意识的边界，日本人和美国人当中的私己的和公共的自我：一项跨文化比较”］[38]）。具体而言，与日本人相比，美国人显著地更多思考“悔过”“宗教感受”“积极的个性”“外在魅力”“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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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非常关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心理差异，并且访问过非洲、亚洲和美洲，但是他的研究仍集注于“个性”的最内在层次与“群性”的最内在层次—如同瀑布的上端和下端，这是荣格的譬喻，虽然两端之间有连续的水流，但两端的对比还是最清晰的。究其理由，当然与荣格的内倾人格密切相关。唯其如此，他才可能毕生浸淫于与“集体无意识”的对话之内。又或许因为荣格对“集体意识”有过多次充满反感的体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他晚年关于“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想象），参阅Singer & Kimbles为上引2004年文集撰写的导言。不论如何，荣格坚信，对群体生活而言，个体的生活是更根本的，在那张瑞士土壤层次的示意图里，集体无意识或生命之火从地底直接通向个人，与其他地层无关。这就好像主流生物学家坚信自然选择的力量不可能作用于“群体”，于是不可能有“群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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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1974年的那本荣格传记从荣格晚年作品《现在与未来》的第1章（The Undiscovered Self［未发现的自性］, 1957, English edition, Routledge, 1958；德文标题是“现在与未来”；中译本标题是“未发现的自我”，参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张敦富、赵蕾中译本）摘录了荣格关于各种“主义”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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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今政治和社会上的“主义”宣扬各种理想，然而在这副面具下边，他们通过限制或全部禁止个性发展的可能性来达到降低我们文明水平的目标。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创造一种由恐怖主义控制的混乱来完成这件事，那是一种事物的原始的、未开化的状态，只能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比所谓“黑暗”时代的最糟时期更加恐怖。……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十分重要。根据最终的分析，本质的东西是个人的生命。它单独创造了历史，它在此单独地使伟大的变革第一次发生。全世界的整个未来和全部历史，像隐藏积聚在个人身上的巨大源泉一样猛烈地喷发出来。在我们最富隐私的、最富主观性的一生中，我们不仅是时代的被动目击者和受难者，而且也是时代的创造者。我们创造了自己的时代。（前引李亦雄中译本第273—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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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荣格阐释的自性化，是个人的，不是文化的。根据汉娜（还是1974年她的那本荣格传记）的记录，荣格在25岁时连续参加一位灵媒的降神会。虽然他坚定地减少了对降神会的兴趣，把它留在毕业之后。不过，荣格晚年回忆，正是从这次体验，“他懂得了‘人格2’是怎样形成的，它怎样进入了一个孩子的意识，而且最终使其与它本身一体化”（前引李亦雄中译本第80页）。这就是发生在荣格自己身上的“自性化”过程，它为我们提供了最佳案例来理解荣格所说的“自性化”的意思。事实上，我也是通过阅读荣格传记资料和思想史资料，逐渐对荣格心理学有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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