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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易经》的问题，我以前曾仅有过一次发表我的看法。那是在一次纪念演讲中给卫礼贤的献词。在其余的时间里我一直保持谨慎缄默。不是轻而易举能摸索到通往在《易经》背后那种遥远而神秘的思想境界。谁也无法轻视像孔子和老子那样伟大的思想家，如果他终究能领略他们所代表的那些思想的品质；他尤其不能无视《易经》是他们灵感的主要来源这个事实。我知道，我以往不敢就如此不肯定的事情明白地表示自己的意见。我现在能承担这个风险，因为我已年过八旬……（引自楼格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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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为写这篇序言，荣格再次问易，得坎卦及六三变爻，意味着“险阻重重”，由六三变爻得“井”卦，不再有危险之意，反而要求超人勉励众人前行。于是，荣格决定动笔撰写这篇序言。荣格的想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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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中国圣贤含笑对我说：“您是否明白，在将您的至今尚不了解的思想投射成其深奥难解的象征上，《易经》多么有用？您可以完成您的前言而始终未想到您的前言可能会招致滚滚而来的误解”。……中国人立场的本身与人们对占卦问卜持何态度无关。感到迷惑的只是我们，因为我们不时被我们的偏见，即，因果观念，绊倒。东方的古代智慧强调的事实，是悟性强的个人了解他自己的思想，完全不注重他是怎样了解的。对《易经》之所以然的理论想得越少，睡得越酣。（引自楼格的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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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阐释的“社会自我”，由于荣格的阐释，现在可奠基于“集体无意识”这一核心观念之上。狭义而言，这是全体人类成员共有的深层心理积淀。如果我们接受达尔文学说，承认人类身体的物理和生理结构源于亿万年的生物演化过程，并且，通过胚胎学研究，我们看到胎儿在母腹中的孕育过程，以浓缩方式重演了人类从有骨鱼到爬行动物再到哺乳动物的全部演化阶段。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荣格的猜想，即每一胎儿在母腹中的孕育过程，必定以浓缩方式重演了从有骨鱼到爬行动物再到哺乳动物的全部心理演化阶段。因此，我们应承认每一个人的“物理—生理—心理”深层结构是演化的产物。集体无意识很可能是被命名为“人类”的这一物种的深层心理结构，至少是这一结构的一部分。所以，荣格坚持说婴儿出生的时候心灵不是一块“白板”，而是有远古心理遗传结构的。尽管，汉娜说，很奇怪，荣格的这一见解始终受到广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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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荣格的描述，集体无意识如同“海床”，个体意识如同露出海面的“岛屿”，而个体无意识如同岛屿的海面之下的部分—这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冰山”譬喻[31]。在这一描述中，“岛屿”（自我）在海面之下的部分，一直延伸到海底，在海面与海底之间，很容易想象积淀着许多层次，而荣格那张瑞士土壤层次示意图提供了这样一种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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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去世之后的20年，西方社会进入战后最剧烈的动荡时期，以中国“文化大革命”为契机，德国1967年以格瓦拉为行动英雄的学生运动、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美国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成为这一时期的三大标志性事件。至今，我认为，西方与中国的思想界，对这一时期中西社会动荡深层原因的研究仍不充分。虽然，我们感受到战后出生的这一代人的心理深层躁动。这里，我推荐一篇相关文章：John Rapheal Staude, 1976, “From Depth Psychology to Depth Sociology: Freud, Jung, and Levi-Strauss”（“从深层心理学到深层社会学：弗洛伊德、荣格、列维-施特劳斯”）[32]。文章开篇即指出深层分析对社会学研究的借鉴意义，因为，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需要洞察“深层结构”—社会文化的和个人心理的。从海底到海面，不同深度的层次以及各层次的成分，再次返回荣格的那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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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心理学派核心人物韩德森（Joseph L. Henderson，1903—2007）—他撰写了荣格死前10天仍在编写的书《人及其象征》的第II部分“古代神话与现代人”[33]—在旧金山创立了荣格研究所，专研“文化无意识”观念，并创建了一份学术刊物[34]。他定义的文化无意识是在社群认同的文化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之间的广泛领域，他称之为“历史记忆”，又称之为“文化原型”（archetypes of culture）。在1984年著作里（Cultural Attitudes in Psych: Studies in Jungian Psychology by Jungian Analysis［《心理中的文化态度：基于荣格式心理分析方法的荣格心理学研究》］, Inner City Books, 1993），他识别了四种由历史记忆形成的文化态度，分别称为“宗教的”“哲学的”“审美的”“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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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在北京大学有数千学术期刊的服务器上检索“cultural unconscious”（文化无意识）只收集到数目可怜的几篇论文，但根据常识，很显然，人类的个体总是在特定文化传统里养育成人的，也因此而形成了广泛存在于各文化范围的“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同样显然的是，根据韩德森辨认的文化态度，我在西方各国的街头很容易辨认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印度人、黑人和白人。我甚至撰文论证：（1）世界可划分为若干文化差异显著的“文化圈”；（2）文化圈的核心区域界定了“国”的文化形态；（3）各国的文化形态远比政治形态稳定。据此，我们可以谈论诸如“文化中国”“文化德国”“文化美国”和“文化印度”这样的观念。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假说，更偏激地反映了世界主要族群之间可以有基于文化意识的政治冲突。荣格自己在1939年以“尼采”为主题的系列讲座中分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集体无意识原型，来自日耳曼神话，Wotan（沃坦），是日耳曼的“风神”—暴烈，创造，飘荡。[35]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夕，荣格从预言世界大战的梦境里辨认出来的西方的心理原型，根据荣格晚年的回忆，都投射为“沃坦”。我阅读所及，中国人的梦境里似乎很少出现如“沃坦”这样暴烈的原型。或如荣格所言，在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当中，太极生两仪，在对立的两端之间始终保持着中庸联系，于是更多投射为曼荼罗这样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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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科学为文化无意识的研究提供了或许最佳的工具。例如，MIT的Saxe小组基于核磁共振脑功能成像技术，通过由美国境外出生的中东地区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穆斯林阿拉伯人组成的样本，与美国出生的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无关的白人样本组比较研究，发现在这两个保持敌对状态几代人的族群里的个体成员的社会认知脑区，尤其是“他心理论网络”（Theory of Mind Network）已经形成旨在警惕特定敌对族群的神经元网络（Bruneau & Saxe, 2010, “Attitudes Towards the Outgroup are Predicted by Activity in the Precuneus in Arabs and Israelis”［“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当中对异己群体的态度可由楔前叶的激活程度预测”］[36]）。MIT小组的领袖Rebecca Saxe（即我在课堂上常推荐的两位值得关注的女科学家之一，另一位是Tania Singer）因发现“他心理论”的具体脑区（右侧颞顶交）而闻名于学术界，她领导的实验室最近10年发表了引人注意的社会认知脑科学研究报告，成为当代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重镇。右侧颞顶交承担着“他人意图探测”功能，与另外几个脑区（包括“楔前叶”和“扣带后回”）协同构成社会认知与社会情感的脑区网络。如果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则这些脑区可能成为产生“敌意”的中枢。例如，Saxe小组报告，主要由于楔前叶和扣带后回的“过激反应”，在控制组被试看来完全非理性的“污名化”陈述，在敌对双方的被试看来具有充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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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荣格心理学家于2004年发表一部文集（Singer & Kimbles, eds., The Cultural Complex: Contemporary Jungian Perspectives on Psyche and Society［《文化情结：当代荣格心理学视角下的心理与社会》］, Brunner-Routledge, 2004），以“文化情结”为文化无意识的重要表征（Henry Abramovitch, “The Cultural Complex: Linking Psyche and Society”［“文化情结：链接社会与心理”］[37]）。借助于“文化情结”这一观念，他试图扩展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情结”观念到群体情结—族群的历史记忆可形成特定的情结。例如，犹太民族有悠久的因信仰而受迫害的历史记忆，由此形成的情结称为“被迫害情结”（又译“受虐情结”，但这一短语可能引起误解）。这群作者指出，文化情结是阻碍世界持久和平的或许最重要的文化心理因素。与此类似，日本侵华造成的中国人的“集体创伤”（collective trauma），或许已形成文化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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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心理学的常规研究方法，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两位作者在199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报告，来自美国和日本的被试表现出统计显著的自我意识差异（Akiko Asai & Dean Barnlund, 1998, “Boundaries of the Unconscious, Private, and Public Self in Japanese and Americans: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无意识的边界，日本人和美国人当中的私己的和公共的自我：一项跨文化比较”］[38]）。具体而言，与日本人相比，美国人显著地更多思考“悔过”“宗教感受”“积极的个性”“外在魅力”“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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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非常关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心理差异，并且访问过非洲、亚洲和美洲，但是他的研究仍集注于“个性”的最内在层次与“群性”的最内在层次—如同瀑布的上端和下端，这是荣格的譬喻，虽然两端之间有连续的水流，但两端的对比还是最清晰的。究其理由，当然与荣格的内倾人格密切相关。唯其如此，他才可能毕生浸淫于与“集体无意识”的对话之内。又或许因为荣格对“集体意识”有过多次充满反感的体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他晚年关于“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想象），参阅Singer & Kimbles为上引2004年文集撰写的导言。不论如何，荣格坚信，对群体生活而言，个体的生活是更根本的，在那张瑞士土壤层次的示意图里，集体无意识或生命之火从地底直接通向个人，与其他地层无关。这就好像主流生物学家坚信自然选择的力量不可能作用于“群体”，于是不可能有“群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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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1974年的那本荣格传记从荣格晚年作品《现在与未来》的第1章（The Undiscovered Self［未发现的自性］, 1957, English edition, Routledge, 1958；德文标题是“现在与未来”；中译本标题是“未发现的自我”，参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张敦富、赵蕾中译本）摘录了荣格关于各种“主义”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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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今政治和社会上的“主义”宣扬各种理想，然而在这副面具下边，他们通过限制或全部禁止个性发展的可能性来达到降低我们文明水平的目标。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创造一种由恐怖主义控制的混乱来完成这件事，那是一种事物的原始的、未开化的状态，只能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比所谓“黑暗”时代的最糟时期更加恐怖。……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十分重要。根据最终的分析，本质的东西是个人的生命。它单独创造了历史，它在此单独地使伟大的变革第一次发生。全世界的整个未来和全部历史，像隐藏积聚在个人身上的巨大源泉一样猛烈地喷发出来。在我们最富隐私的、最富主观性的一生中，我们不仅是时代的被动目击者和受难者，而且也是时代的创造者。我们创造了自己的时代。（前引李亦雄中译本第273—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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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荣格阐释的自性化，是个人的，不是文化的。根据汉娜（还是1974年她的那本荣格传记）的记录，荣格在25岁时连续参加一位灵媒的降神会。虽然他坚定地减少了对降神会的兴趣，把它留在毕业之后。不过，荣格晚年回忆，正是从这次体验，“他懂得了‘人格2’是怎样形成的，它怎样进入了一个孩子的意识，而且最终使其与它本身一体化”（前引李亦雄中译本第80页）。这就是发生在荣格自己身上的“自性化”过程，它为我们提供了最佳案例来理解荣格所说的“自性化”的意思。事实上，我也是通过阅读荣格传记资料和思想史资料，逐渐对荣格心理学有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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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大约在45岁时意识到他常在笔记本上画的图形是“曼荼罗”，每当他难以协调集体无意识与现实世界的冲突时，他画的曼荼罗就会有缺口或有纷乱的迹象。他说：“我只是渐渐地发现了曼荼罗真正是什么：形成、转化、永恒思想的永恒创造。”而那就是自性，是人格的整全，如果一切都进展顺利，它是和谐的，但它不能容忍自欺欺人。汉娜记录：他说起过在1918—1920年之间，他开始懂了心理发展的目标是自性。没有直线性的演变，只有自性的曲折而行。在他为《金花的秘密》撰写的评述里，他这样描写曼荼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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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镜子，很明显这些称谓都是对秘密知识的总结。绝大多数情况下，曼荼罗都是花朵、十字架或是轮子的样子，都十分清楚地倾向于四方形结构（人们会想到四元、毕达哥拉斯体系中最基本的数字）。这样的曼荼罗在普韦布洛和纳瓦霍的印第安人仪式中所使用的沙画里也有出现。不过，最漂亮的曼荼罗当然出自东方，尤其是西藏佛教。《太乙金华宗旨》里的象征也使用这种曼荼罗形式表现。从一些精神病患者和对我们所谈论的东西没有丝毫概念的人的绘画中，我也发现了曼荼罗图画。……曼荼罗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而且有实际功效……曼荼罗中隐藏着非常古老的魔力，因为它最初产生于“封闭的圆圈”或者说“有魔力的圆圈”中，它们……在人的最核心的自性周围画出具有保护性的壕沟，以防止元神的外泄，再用避邪物防止由外部事物造成的偏离。……也就是说，通过这些具体的仪式，一个人的专注力或者用更好的表达—兴趣，被带回到内在的神圣领域……据我理解，这种现象的发生必须依靠意识的一种灵敏的状态，强烈而抽象，一个“不受外界干扰的”意识。……这种体验是用意识的灯照亮心灵中总是被黑暗笼罩的角落。在这样的体验中通常的身体感受消失的事实，说明这些能量已经从身体的感官中退出，朝着加强意识清澈性的方向运动。通常这种现象是自然发生的，来去都取决于它自身。它的影响令人震惊，因为它几乎总是导致精神症状的解除，将内在的人格从情感和理智的累赘中解放出来，而创造出一个泯灭一切对立的生命体。这种感觉通常被称为“解脱”。……我所知的最古老的曼荼罗是最近在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发现的被称为“太阳轮”的旧石器时代产物。它也是依据四方原则。……在表达如此深刻的东西时，意识的语言在这里显得相当无力。如果要表达意识最深刻的洞察力和精神的最高直觉力，大脑是不可能琢磨出表达方式的，它只能从被遗忘的时间深渊中再次生长出来。根源于如此的深度，曼荼罗将现今的人类意识与久远的过去融合在一起。（前引邓小松中译本第39—46页，我用省略号代替了我认为中译文不准确甚至误导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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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要指出，我所说的符号，英文是“symbol”。但相当多的中译本将这一单词译为“象征”。这一汉语译词最贴切，可是在现代汉语里却常常缺乏语感—因为它是一个被政治宣传严重污染了的语词。在许多句子里，“符号”，相比而言，来自政治的污染较少。例如，“symbolism”最好译为“符号学”而不译为“象征学”。无论如何，现在可以认为，荣格所说的沿着正确道路的自性化，理想状态是由曼荼罗（以及宁静永恒的光）表现的完整人格。荣格甚至坚持将汉语的“魂”译为西语的“理性”。我理解他的理解：“魂”由“鬼”和“云”组成，“鬼”的涵义是“阴”性的，与“阳”相对而言，即卦象的“阴爻”或女性。这些涵义都对应于荣格发现的原型“阿尼玛”（anima，男性中的女性心理原型）。此处，我建议读者检索维基百科词条“anima and animus”。另一方面，魂的另一部分是“云”，意味着原型“阿尼玛”向天空和阳间的升华。这样两部分组合而成的“魂”，当然表现了理想状态的“理性”。另一方面，“灵魂”对应于西语的“soul”，原本是不朽的。在荣格视角下，它是自性之内具有永恒性质的集体无意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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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出版的《剑桥心理学词典》里有这一词条：“individuation”（个体化过程），全文转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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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tion: （1） In Jungian theory, the process of selfrealization that accelerates in middle age in which a person attempts to develop and bring to consciousness the unfulfilled aspects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unify polarities and conflicts, and develop a unified self, including the appearance and realization of wisdom. （2）In Mahler’s object-relations theory, the period between the 18th and 36th months of life in which children begin to function independently of their mother. （3）Any process of becoming an autonomous, individual personality.（David Matsumoto, 2009, ed.,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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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的翻译：“个性化”：（1）在荣格理论里，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在中世纪已开始加速，在这一过程中，一个人试图发展集体无意识里尚未实现的那些特征，并将这些特征带入他的意识世界，包括“智慧”的实现与表现；（2）在马勒的客体关系理论里，在儿童生命的第18—36个月的这一期间，儿童开始独立于他们的母亲而操作；（3）任何成为一种自主的个体人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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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忽视了的文化无意识问题，在他去世之后，由接受过克里希那穆提思想激励的比较神话与比较宗教学家坎贝尔（Joseph Campbell，1904—1987）面向公众（争议颇多）的宣传鼓动获得彰显。关于坎贝尔神话学与荣格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我推荐2009年发表的著作：Ritske Rensma, The Innateness of Myth: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Joseph Campbell’s Reception of C. G. Jung（《神话的私内性：关于约瑟夫·坎贝尔接受荣格心理学的一种新解释》，Continuum Books， 2009）。关于荣格、埃里亚德和坎贝尔的另一严重批评，我推荐1999年发表的著作：Robert Ellwood, The Politics of Myth: A Study of C. G. Jung, Mircea Eliade, and Joseph Campbell（《神话政治学：一项关于荣格、埃里亚德和坎贝尔的研究》，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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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要再次引用我多次引用的坎贝尔名言：神话是公共梦境，梦境是私人神话。公共生活的焦点是社会议题。求解社会议题的过程，奈特称为“社会过程”。每一个人，带着他的自性化问题参与社会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融入社会，形成他的社会自我的人格。如果没有政治生活或始终不能参与奈特说的主动社会过程，我甚至认为，一个人就永远无法完成他的自性化—在这个词的最直接意义上，就是说—荣格中年和晚年对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社会议题的关注及言论为我的这一见解提供了最佳案例，他永远不能找到使自己不同于社会群体的那些个性要素，我认为这也应当是“社会自我”的真实涵义。同样的原理或猜想也适用于群体：如果群体长期不能参与社会过程，那么，群体是将重要议题的决策移交给独裁者或寡头集团了，为此这些群体必须相信关于独裁者或寡头集团是最佳统治者的神话—其实这是一个“公共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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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生活的每一层次都有社会议题，从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1978年在那份“包产到户”决议上签字画押的危险行动，到各地出租车司机的“罢驶”共谋，再到中共中央严厉惩治腐败官员的决议。或者还有范围更小的社会议题，例如杭州上城区一家蒙台梭利幼儿园的收费是否太高？例如广州白云区教育局是否应废除实行多年的“官助民办”教育政策？又例如大连一所大学的跨学科教育实验班是否停办？诸如此类的议题，在“局部社会”，对小群体有重大意义。其实，几十年前小岗村农民铤而走险的行动，在绝大多数局外人看来必定是毫无意义的冒险。只因为顶层政治格局恰好有利于“包产到户”，事后看，多年之后，绝大多数局外人意识到这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社会议题。也就是说，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社会议题是自发涌现的，它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被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忽视。只有极少数的人，或许因为个人命运与此相关，或许因为恰好有敏锐心智并恰好注意到这些议题，总之，极少数的人感受到了它的重要性，并试图提醒其他人关注。我相信，这也是任何秩序的涌现过程。犹如人类走出东非高原的案例那样，在十几万年里多次走出来但多次失败，每次都损失了一批英雄，但最后一次成功了，这些成功人士的后代逐渐布满了地球。然后，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之后，我们得知我们都是最后这一批“成功人士”的后代，并且，他们当初走出非洲的尝试，就像小岗村的18户农民那样，被人类认为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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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往往始于类似小岗村农民这样的小群体。欧洲的社会变迁，最初也只是一小撮人的思想讨论。开启近代西方社会变迁的最著名的思想讨论，发生于教皇乌尔班八世与伽利略之间，私人友谊，逐渐转化为教廷对伽利略的审判。更多的思想讨论并不涉及教皇的政治地位，而是以纯粹私人方式进行的，例如笛卡尔与巴斯加尔在1647年9月见面谈论的是关于笛卡尔的启蒙理性是否足够解答巴斯加尔的信仰困惑。更早的时代，中世纪的教父神学家们仅仅在研究上帝议题时自己内心发生了转变，产生了以往教义无法解答的困惑。这些私人体验，诸如释迦牟尼“开悟”或颜回“坐忘”，只在事后，很久之后，才被确认为人类精神生活的转折性事件。恰如黑格尔《历史哲学》描写的那样，英雄人物只因为承载着世界精神才成为英雄人物，他们自己或许对此完全无意识。然后，当他们完成了世界精神赋予的使命，便倒下死去。可是，世界精神或使命或历史性事件，都只在事后才被人类意识到—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起飞。事前，我们只有“匿名的英雄”，每一个人的潜在可能性之一是发现自己的使命其实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若能在有生之年发现这一相关性，他是幸运的。在演化视角下，似乎“集体无意识”老人采纳了生物演化策略，让无数生命个体各自寻求自己的“使命”（目的）—仅仅为了不虚度一生，然后，不论人类族群遇到何种挑战，总会有一些个体的使命恰好与社会危机及可能的出路一致。为此，集体无意识必须以尽可能多样化的方式生成个体的自性。这些自性表现出广泛的行为差异：从极端自私的，到纯粹利他的，从自闭的天才，到社交的天才，从完全正常的人，到持续疯狂的人。当社会趋于稳态时，族群人格分布的峰值趋于最大化；当社会失稳时，这一峰值的高度迅速降低，长尾现象发生。而且，从这一视角看，我更加相信荣格的判断是正确的。个体生命固然渺小，但他的自性是与集体无意识直接相通的，于是，他可返回更深的心理层次，感悟那位智慧老人的启示，然后，他可以向荣格那样，将这些启示传达给其他人。以这样的方式，他或许已参与塑造着人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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