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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In Sociological Theory（《社会学理论》）, vol. 21, no. 4, pp. 375-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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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In The Wilson Quarterly（《威尔逊季刊》）, vol. 17, no. 2, pp. 11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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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 三、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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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想象，这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米尔斯晚年一部名著的标题（C. Wright Mills,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根据米尔斯的阐释，社会学的想象，注意，几乎与经济学的想象截然相反，社会学关注个人行为及个人体验，并将这些行为和体验想象为是嵌入于特定社会之内的个人行为与体验。于是，社会学想象集注于社会关系。与此相反，经济学想象集注于个人行为。所以，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可以说是以极端方式实现的社会学想象。这里出现的仅仅是社会系统之内各组件（虽然这些组件其实是由人组成的）之间的关系，以及系统的均衡态要求这些组件（应当）承担怎样的功能。在思想史视角下，这一学派之所以长期主导社会学研究方法，与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思想运动密切相关。我认为，源自同样的思想运动，马歇尔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改造为静态的从而只能以经济系统的均衡态为基础的现代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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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与早于他大约半世纪的社会学泰斗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的“带有同情心的内省”（sympathetic introspection），根据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名家罗斯（Arnold Marshall Rose，1918—1968）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的阐释，本质上是类似的。只不过，社会学家在半世纪之后需要有更新的诸如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这样的流行观念。按照罗斯的阐释，社会学想象力是指一名学者在考察社会现象时，必须从无数细节当中选择那些关键性的，并概括为可解释社会现象的假设，这一概括必须使他的研究工作尽可能融入社会学研究传统，从而他可以利用已积累的知识。然后，罗斯指出，这样的社会学想象绝不止一种，他列出社会学想象的若干类型，参阅Rose, 1969, “Varieties of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社会学想象的诸类型”）[1]。这篇文稿，由罗斯的妻子在（刚去世的）罗斯就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仪式上代为宣读。罗斯指出，首先是社会学的宏观想象与微观想象这样两种类型，这当然也是米尔斯在十几年前的观察—“宏观风格”与“微观风格”，参阅Wright Mills, 1953, “Two Styles of Research in Current Social Studies”（“当代社会研究中的两种研究风格”）[2]。罗斯认为，绝大多数社会学家要么表现出超常的宏观想象力，要么表现出超常的微观想象力，但很少兼得两种超常想象力，而且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对他们不擅长的那种类型几乎完全是茫然的。其次，罗斯指出，在宏观社会学想象当中，有“历史想象力”的学者不再如欧洲启蒙时期那样多，以致在当代甚至完全消失了。虽然，比较社会学的当代研究表现出“历史比较”的想象力，在涂尔干或马克思之外，韦伯是典范，在罗斯去世之后出现的，我可以补充的是，道格拉斯·诺斯的系列著作。宏观社会学想象的另一种类型，罗斯称为“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的想象，凡勃仑是典范。在罗斯去世之后出现的，我可以补充的另一典范，是迈克尔·曼的《权力的社会来源》长篇系列（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I, 1986, Vol. II, 1993, Vol. III, 2012, Vol. IV, 201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微观的社会学想象，罗斯指出，贯串于问卷调查或案例研究的全过程，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环节。例如，米德使用“游戏”隐喻来表现人与人的交往行为，高夫曼使用舞台表演或称为“剧场”隐喻来表现人与人的交往行为（Erving Goffman,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中的自我之表现》］, Double-Day Anchor），霍曼斯（George C. Homans, 1910—1989）则以经济的“交换”隐喻来表现人与人的交往行为（1958, “Human Behavior as Exchange”［“作为交换的人类行为”］[3]；1961, Social Behavior［《社会行为》］，Harcourt Brace）。其他的卓越想象包括：政治折衷、宗教仪式、集体谈判。罗斯的评论：我们不应忘记，每一种想象（隐喻）都有“观念风险”，因为没有哪一观念能够概括人与人交往过程的全部内涵，人类关系涉及的内涵远超所有上列观念，故而社会学家可以无穷无尽地提出新的想象。然后，罗斯转而批评社会学知识缺乏系统性和逻辑一致性，很可能因为这里出现了太多的各类想象。在结束演讲时，他建议社会学家探讨这样的议题：人这种符号动物的行为在哪些情形中是理性的，以及在哪些情形中不是理性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发挥社会学想象力的议题，它似乎可以解释微观层次的人的创造性，并解释宏观层次的社会运动的成功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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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思想史的理由（George Ritzer, ed.,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社会学百科全书》］, Blackwell, 2007），社会学是最早采纳行为学视角的学科，可追溯至生物学家（鼓吹演化学说甚至早于达尔文并提出“适者生存”这一著名概括）和社会生物学创始者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更早些年，在社会学创始者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系统复杂化的阶层图里，社会学已被奠基于生物学之上。所以，至少“社会生物学”这一观念，可追溯至孔德，鼎盛于哈佛大学老资格生物学家威尔逊。哈佛教授霍曼斯被认为创建了“行为社会学”，虽然，在他之前，米德已是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和行为社会学家（特纳不认为米德是“社会学家”），米德的《心智，自我与社会》副标题是“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viorist”（一个社会行为学家的视角）。晚近流行的名称“神经社会学”，与20世纪流行过的“行为社会学”和“社会生物学”，三者间存在密切的思想史联系。虽然，神经社会学依靠的是现代技术手段，即脑科学方法（主要是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就此而言，它有不同以往的数据来源，或许这就是它的优势—直接呈现“社会行为”相关脑区的活动。也是基于我对社会学思想史的考察，我注意到，在现代作者当中，对“社会行为”的演化论理解，我的思路与特纳的思路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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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为经济学思想史而言，2014年出版的《神经经济学》第2版（Paul Glimcher & Ernst Fehr, eds., Neuroeconomics: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Brain, Academic Press），具有里程碑意义。与此类似，2013年，任何学者都不会忽略的学术出版机构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了一部手册，Handbook of Neurosociology，标题勉强译为“神经社会学手册”。与其他语言类似，汉语受到日常生活用语的污染。更何况，汉语还受到日语翻译传统的污染。以致脑科学与社会学的联合学科，似乎只有“神经社会学”这样难听的名称。同样难听的名称被用来表示脑科学与经济学的联合学科，“神经经济学”。当然，还有“神经法学”“神经政治学”“神经语言学”“神经文化”和“神经人类学”甚至“神经精神病学”和“神经精神分析学”这样一些令人“抓狂”（神经错乱）的名称。这些名称充分表明汉语在这一领域的贫乏程度。也因此，我在任何合宜的机会都用“脑科学”代替“神经科学”—前者实在比后者是一种更好的汉语翻译。但汉语词汇仍需要极大丰富，才可应付脑科学及其广泛应用领域的翻译。与2013年出版的《神经社会学手册》构成互补的是2005年出版的《社会判断中的自我》（Mark Alicke, David Dunning & Joachim Krueger, eds., The Self in Social Judgement, Taylor & Francis Group）。这部文集的三分之一篇幅，探讨社会行为中的“自我”与“他我”以何种方式相互判断并因此影响个体的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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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手册的两位主编的第一位，David Franks，长期研究“情绪的社会学”，并因此得到美国社会学会2015年颁发的终身成就奖。第二位主编，加州大学河边校区接受过临床心理学训练的社会学理论家特纳，或许这是中国社会学家最熟悉的名字，不仅因为他1974年开始发表《社会学理论的结构》至2002年的第7版已有多版汉译，也不仅因为他的引发学界关注的1988年著作《社会互动理论》（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以及他2000年的专著《人类情绪的起源：人类情绪演化的社会学探究》（On the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s: a Sociological Inquiryinto the Evolution of Human Affe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而且，我认为，主要因为他2010年至2012年发表的三卷本《社会学的理论原则》卷一“宏观动力学”（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5）、卷二“微观动力学”、卷三“中观动力学”，由斯普林格公司出版，以及2012年出版的《理论社会学：1830年至今》（SAGE Publications）。从2010年开始，特纳是加州大学的“大学教授”，即有资格在大学任何院系开设任何课程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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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推荐特纳的三卷本新书（第一卷是1995年版本的扩充和大幅修改本）。首先，这套新书为我的这本《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提供了宏大叙事的最近的先例。其次，它为我提供了讨论“社会行为”的一般理论框架。特纳批评他的社会学同行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忙于各自狭小的研究领域，导致了社会学支离破碎的局面。这样的社会学不仅无法为宏观社会现象提供解释，而且也因此使社会学成为对社会“多余”的学科。他建议的一般理论框架，沿着上述米尔斯文章和罗斯文章的思路，由“宏观”“微观”和“中观”三层次构成。在特纳的一般社会学框架里，种群演化与自然选择是最初和最基本的宏观力量，可用来解释一切已知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事实上，在2010年新版的第1卷第1章，特纳要求他试图建构的这一宏大理论有能力将一切社会解释为若干基本力量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大约在12 000年前至10 000年前，特纳指出，人类族群开始从以“家庭”为制度域的狩猎与根块采集的生产方式转入农耕生产方式。从那时开始，为适应种群演化与自然选择，各族群寻求新的制度，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最后，也是为适应自然选择的压力而出现了“公司”—规模经济效益的载体（群体、组织、社区），以及“范畴”（性别、民族、阶级、“蓝领”和“白领”等等）—由资源配置不平等而发生的社会分化，而且，制度在各自的运行域为每一个人安排角色，由此复制或细化每一个人所属的“范畴”。概而言之，种群为适应环境而从事的“生产”，是使制度得以发生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市场和交换导致累积的资源配置不平等，从而产生瓦解社会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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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批评了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之后，宣布他自己的转向：用更具动态性质的“力”这一观念取代孔德开创的“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两分法传统。特纳认为，社会永远在变化，不应模仿“机械力学”区分静力学和动力学。相比之下，经济学的分析视角仍停留于静态的或“均衡”观念之内，与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相类。根据罗斯讨论的社会学想象的不同类型，显然，特纳的“力”隐喻，是罗斯列出的宏观社会学想象的第二类型，迈克尔·曼是典范。也因此，特纳承认自己的模型将舍弃历史视角。因为，根据特纳的想象（他的新版《社会学理论原理：宏观动力学》第1章“建构一般社会学理论的第一批步骤”，似乎明确了追求建立“科学社会学”这一理论目标），宏观理论建构遵循着下列步骤：（1）辨识基本的社会力量，这些力量使人群成为社会组织；（2）概括这些社会力量的核心性质；（3）确立这些力量相互作用的模型，并推演可检验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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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宏观层次的基本力量，特纳列出五类过程：种群过程（宏观视角可涵盖许多不同人群）、生产过程、分配过程、规制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宏观动力学”1995年英文版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林聚任等的中译本将这五类过程一律译为“动力学”，此外，1995年版《宏观动力学》的“社会解体过程”，不见于2010年新版。这五种力量形成类似于“物竞天择”那样的选择压力，作用于人们结成的各种合作组织或范畴，而这些力量各自发生作用的领域，称为“制度领域”（institutional domains）—我倾向于翻译为，在这些宏观力量的作用下形成各种制度的运行域（使制度能够或多或少有效运行的“场域”或fields）。以及，与制度化趋势相反的趋势，即“社会分化”（stratification systems）过程。因为，制度建立的是资源配置的歧视标准，即“范畴”或“参量”（parameters）—性别、年龄、学历、家庭、外貌、天赋、效率、能力、体力、特权、族群、收入，根据这些容易观测从而节省大量信息费用的歧视标准，一些人得到比另一些人更多的资源，于是产生社会分化的趋势（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最后，在制度运行场域和社会分化运动之间存在双向的相互影响，例如反种族隔离政策、最低工资政策、普及教育、普选制、反歧视劳动法、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女权运动、反特权与平等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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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将旨在获取规模经济效益的各种社会分工与合作的组织称为“公司单元”（corporate unites）—划分为三大类：人群、组织、社区。与这些单元同时存在的是旨在有效识别每一个人在相应制度中扮演何种角色的各种“范畴单元”（categoric units）—例如，在中国社会，“农民”和“工人”很长时间内是有效的识别角色的范畴，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形成的新范畴是“农民工”。此外，“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演艺二代”，诸如此类的范畴，或许也能帮助人们有效识别社会角色。这些新范畴，与上列那些常见于各人类社会的范畴，口语称为“贴标签”。资源所有者或资源控制者，或扮演不同角色的社会成员，为节省信息成本而将标签贴在自己和他人身上。各场域的主导者借助于这些标签，在场域之内，安排进入场域的参与者扮演相关角色。公司单元和范畴单元，特纳指出，这两大类单元之间的互动以及它们与宏观力量和微观力量之间的互动，构成他想象的“中观”社会动力学。特纳指出，在“中观”层次的这些单元，既是制度化的结果又是社会分化的开端，因此它们同时代表“建构”与“瓦解”这两种相反的社会演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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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层次的基本力量，特纳列出七类：情绪、动机、文化、角色、地位、生态与人口。在这些微观力量的作用下发生的是：（1）“焦点际遇”（focused encounters），即社会交往的微观场景（“场景”也可称为“领域”或domains，社会学涵义不同于“场域”），也就是说所谓“面对面”的人际交往（林聚任中译本将encounter译为“际遇”）；（2）“非焦点际遇”（unfocused encounters），主要是由“不在场”但在意识之内的社会成员构成的参照场景。特纳指出，诱致人们相遇的力量包括情感的、动机的、角色的、地位的、符号的以及生态的和人口的。在这些力量作用下，人与人之间相遇并互动。特纳还指出，这些际遇必定发生于特定的单元之内，公司单元或范畴单元，换句话说，它们是嵌入于具体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制度的场域的人与人的交往。在各场景之内，特纳接着米德的思路分析，每一个人扮演自己预期以及他人预期自己扮演的角色（role play）。我从2013年《神经社会学手册》特纳撰写的第10章里，转述特纳在“表格10.1”（知识存量里储存的角色类型清单）列出的四类角色：（1）“预先组装的角色”（preassembled roles），例如客人与主人、朋友、情人或伴侣、父亲、兄长、女儿、母亲等等。扮演这些角色的知识预先内置于每一个人身上，以至于只要进入相关场景，每一个人都可扮演预期角色。（2）“组合的角色”（combinational roles），这些角色需要与其他角色相互配合才可完成演出。例如，一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角色、宣传委员角色、组织委员角色、生活委员角色。特纳指出，通常，组合的角色与预先组装的角色可以同时扮演。例如聚会时，女主人在晚餐之后为客人们演奏钢琴。（3）“泛化的角色”（generalized roles），这是一些可以辅助任一其他角色扮演的角色，例如，“喝彩”“助兴”“敲边鼓”。（4）“跨情境的角色”（transituational roles），这些角色可以被带到许多不同情境中去扮演，例如，教授、官员、战士、“农民工”，这些人物可能不需要依照不同情境而改变自己的身份（角色、范畴、参量、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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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次概括，特纳在第1卷第1章画出这些基本力量的作用图，即“图1.1”。在宏观的与微观的社会力量的联合作用下发生的，如上述，是被称为“公司”的行动单元和被分类为各社会“范畴”的行动单元，这两类单元为“面对面交往”提供制度场域—中观社会过程，而且三者之间存在双向的相互影响。制度域、分化过程、公司和范畴，这四项要素之间也存在双向的相互影响。最后，在社会整体层次，其他社会与本土社会之间有相互影响，而且社会整体与制度域和分化运动之间分别存在双向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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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直接介绍特纳这部著作第1卷最后一幅动力学框图，“影响地缘政治帝国规模的诸条件”。在这些条件当中，人口规模和可开采的自然资源水平对生产水平有正向激发作用，可开采的自然资源又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后者则与生产水平相适应。生产力水平与生产水平对生产剩余的水平有正向影响。另一方面，权力的强制性基础的动员能力对生产剩余的水平有正向或负向的影响。生产剩余对权力巩固有正向的影响，后者对权力的强制性基础有正向的影响。另外，税收效率对权力的巩固和强制性基础都有正向的影响。人口规模和权力强制性基础对综合军事力量有正向影响。生产水平与生产剩余对物资分配的基础设施的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综合军事力量和基础设施对战争的胜算有正向影响。管理流程的负荷对战争的胜算有负向的影响，而被征服的人口规模及多样性对管理流程的负荷有正向影响。此外，地理因素对战争的胜算有影响，战争的胜算对控制领土的强制策略与合作策略之比例有正向的影响，后者又对管理流程负荷有正向影响。最后，帝国的规模对被征服人口的规模及多样性有正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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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的一般社会学分析是动态的，颇具“系统动力学”（systems dynamics）风格。参阅Katsuhiko Ogata, 2004, System Dynamics, 4th edition（《系统动力学》第4版）, Pearson Education；或者，王其藩著《系统动力学（修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难怪他用“动力学”这一名称来标识这三卷本著作的副标题。这也是我热衷于特纳这套著作的主要原因，动力学或演化论的视角，这是行为社会科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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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可以讨论2013年出版的《神经社会学手册》。此书，四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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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大议题”，列出如下各章（我直接译为中文）：“神经社会科学”（作者是著名的神经语言学家 George Lakoff）、“为何我们需要神经社会学以及社会神经科学”、“社会认知与他人心智问题”、“人类偏激行为的遗传学、荷尔蒙与神经学基础”、“社会神经科学与社会的和生物的分析层次之现代综合”、“二百年的重合？再结构与神经实用主义”、“关于神经伦理学的注记”、“社会学与神经科学中的简约主义与涌现”。我仅仅翻译这些章目，为了向读者展示，这套手册涉及的议题对国内学术界将产生怎样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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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的标题是（仍由我预先译为中文）“神经科学，自我，社会交往与社会性”，包含下列各章（仍用我的汉译）：由特纳撰写开篇即第10章“神经科学与人际交往—对神经社会学的基本挑战”；然后是第二部分的其余各章：“神经社会学，基元社会行为主义与符号互动论各现代流派之间的关系”、“什么是身份的和身份关联过程的神经科学基础？”、“涌现自我：分散的神经元网络怎样支持自我表达”、“人类的镜像神经元系统，社会控制与语言”、“韦伯定义的工具理性之神经社会学模型”（作者是神经经济学第一人 Warren TenHouten）、“神经社会学与他心理论”、“依赖，交往，与共时化：依赖性的内在机制如何在社会网络和社区里产生涌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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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脑的演化”，有下列各章：“人猿心智的秘密：一个演化论的故事”、“人类的社会性之神经科学基础的演化”、“报酬释放，重复，与社会涌现的神经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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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社会议题与社会问题的神经科学”，有下列各章：“持久的不平等：神经社会学的视角”、“贴标签与偏见的神经生物学”、“支配，暴力，与神经荷尔蒙情结”、“理解用语气交流的神经科学基层结构：左右脑分离的发声技术的发明”、“神经社会学与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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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主编各自写了第1章的一部分，然后合起来成为这套手册的第1章。首先是佛兰克斯写的第1章，第一节名之为“简史”。他回溯这套手册的缘起，2008年斯普林格出版公司的社会学系列编辑卡普兰（Howard Kaplan）希望佛兰克斯承担这套手册的工作。那时，佛兰克斯觉得为时尚早。因为，社会学要比其他学科接受神经科学的速度慢许多，因为任何与生物学有关的事情都让人想到老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立场—那种激烈的简约主义将使社会学成为多余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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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段简史里，佛兰克斯指出，最早使用“神经社会学”这一短语的作者是 Warren TenHouten，在1972年。他然后列出来自社会学家群体之外的两位重要作者，著名脑科学家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发表于1985年的第三文化叙事的著作《社会脑》（The Social Brain: Discovering the Networks of the Mind，Basic Book，或可译为“社会脑：心智网络之发现”），和另一位著名脑科学家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1994年的名著《笛卡尔的谬误》（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Penguin Books，或可译为“笛卡尔的谬误：情绪，理性，与人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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