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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661 随后，在第二节，“脑活动的测量及局限性”，他告诉读者，这套手册的两位主编的思路并非一致。首先有方法论的分歧，其次有理论分歧。关于脑科学研究方法怎样有助于社会学观察，他引述加州大学圣迭戈校区哲学系荣休教授丘奇兰的新著，那是她从分析哲学转入脑科学与道德哲学（直译就是“神经道德哲学”）之后写的：Patricia Churchland, 2011, Braintrust: What Neuroscience Tells us about Mora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这部作品的标题，由“脑”与“信任”合成一个新的词“脑信任”，它的副标题是“脑科学关于道德告诉我们了什么”。与那位为英国皇家学会脑科学家们讲解脑与意识的哲学家赛尔（John Searle）相比，丘奇兰更熟悉脑科学方法，或许在学术界是更为活跃的“神经哲学家”（neurophilosopher）。顺便提及，她获得了1991年的“麦克阿瑟奖学金”（通常只给“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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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663 首先，丘奇兰支持脑科学方法引入哲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其次，佛兰克斯引述的是她的提醒：脑科学家的主要工具，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有下列两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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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665 （1）这一技术，与单个神经元的探针不同，它不直接呈现神经元被激发的状况。它只呈现与脑区活动时血氧水平（BOLD）的各脑区的统计差异。其中，核磁共振技术呈现静态差异而功能核磁共振提供时序差异。此处有更紧迫需要解决的脑科学问题，即“全脑连接网络”（human connectome）的研究。最近几年，脑科学研究的重点从脑区激活转化为全脑连接网络，这就需要澄清functional connectivity（依照各种功能的神经连接）与structural connectivity（依照解剖结构的神经连接）的关系问题，和resting-state network（静态网络）与working-state network（工作网络）的关系问题。这里有三篇专业报告：Andrew Zalesky, et. al., 2012, “Connectivity Differences in Brain Networks”（“脑网络的连接差异”）[4]；Pratik Mukherjee, et. al., 2015, “Edge Density Imaging: Mapping the Anatomic Embedding of the Structural Connectome Within the White Matter of the Human Brain”（“纽带密度成像：解剖学视角下嵌入于人脑白质的结构网络图”）[5]；Marta Bortoletto, et. al., 2015, “The Contribution of TMS-EEG Coregistration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Human Cortical Connectome”（“经颅磁刺激—脑电波共同记录法对人类大脑的全脑网络研究的贡献”）[6]。此外，我补充推荐一篇2016年7月发表的文章：Maxwell Bennett, et. al.,“Behavior, Neuropsychology and fMRI”（“行为，神经心理学与功能核磁共振成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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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667 （2）脑成像学用于呈现“统计显著性”的方法，不再是诸如“置信区间”这类指标，而是在标准脑图里用红蓝色谱将各区域依照血氧水平由低至高（假设反映了脑区激活强度）从红向蓝染色。关键是，在比较两套脑区的激活强度时，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是将两套脑区的血氧水平相减之后染色。这样处理的结果是夸大了脑区激活差异的强度，由此而遮蔽的是参与同一思想过程的许多脑区的贡献（激活强度）。丘奇兰建议的改善方式是，根据各脑区参与的“功能模块”来扫描并呈现激活强度。这当然是典型的维特根斯坦分析哲学思路，与数论基本定理类似，早期的维特根斯坦试图将任一命题（整数）视为若干“原子命题”（素数）的复合命题。将脑内的思考活动视为若干功能模块的复合，或许是不可能实现的思路，犹如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否定自己早期的思路。其实，我倾向于相信“意识”是一种涌现秩序，从脑的秩序和身体秩序涌现为不可简约的新的秩序。这也是我理解的哈耶克的见解。因此，思考活动不能简约为脑内的神经元网络活动。丘奇兰最近几年的著述表明，她试图重新阐释被现代人广泛误解的休谟自然主义的“应然”与“实然”截然两分命题。例如，上引2011年的著作《脑信任》，将道德判断视为既有情感活动又有理性活动（脑科学家早有证据表明情感与理性是不可分离的统一行为）的脑内过程。她2014年的著作《触碰一根神经：我们的脑与我们的自我》（Touching a Nerve: Our Brains, Our Selves, W. W. Norton），讨论“自我意识”究竟怎样从脑的活动中涌现。我补充推荐耶鲁医学院年轻的临床心理学家徐建松（音译）领衔发表于2016年12月的文章：Jiansong Xu, et. al., “Largescale Functional Network Overlap is a General Property of Brain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Reconciling Inconsistent fMRI Findings from General-linear-model-based Analysis”（“大规模功能脑网之间有所重叠是脑功能组织化的一般性质：借助基于一般线性模型的分析整合有分歧的功能核磁共振脑成像发现”）[8]。我认为这篇文章反映了脑科学前沿思考，既符合脑区功能专业化这一事实，又符合全脑网络可涌现不可化约为特定脑区功能的“全脑功能”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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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669 除了上述的技术问题，佛兰克斯还指出我们熟悉脑科学方法的读者都感受到的问题：核磁共振成像只呈现统计相关性，却很难判断脑内的因果关系。归根结底，我们需要脑内活动的模型，而且是可以数学推演的模型。非如此，不能有科学理论。这就引出佛兰克斯的另一理论批评：神经社会学没有理论，至今为止，与神经经济学的局面类似，只有脑科学家提供的数据和统计相关性，却没有可用来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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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671 接着是第1章由特纳撰写的这一部分，第一节的标题是“参与主编”。他开篇就说，他担任这套手册的联合主编时，大部分文稿已征齐，主要的编辑工作都由佛兰克斯独力完成了。让特纳印象最深的是，收录在这里的文章有如此庞杂的主题，以至于他认为“神经社会学”只是一个标签，虽然是很不错的标签，用来表示一个视角：脑科学与人的社会行为及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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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673 特纳说他15年前开始研究人类情感，通过比较人与猿的脑，他尝试解释人类情感的演化（即猿的情绪如何为了适应自然选择而涌现为人类情感）。事实上，只要我们考察并试图为之赋予秩序（即提供“解释”）的现象是从更基础的现象（秩序）涌现出来的，我们的研究就永远受到简约主义（试图以更基础的秩序来解释涌现秩序）的诱惑。但是特纳的体会是，要解释为何人脑三层次结构（大脑皮层、外缘系统、脑干系统）以这样的方式相互作用，就应当考察嵌入于社会之内的人脑。因此，社会学是有用的而不是多余的学科。所以，在他的第一节结尾，他告诉社会学家：不仅社会学不多余，而且社会学家可以进入生物学领域，帮助生物学家理解从猿到人的社会演化。因为，自然选择的压力使人类比猿类有更强烈的社会性，于是可以创造人类各族群及其文化。我喜欢特纳的立场，毕竟，灵长目动物具有社会性。如果生物学家只研究这些动物的个体性质，就很难理解这些个体性质的由来。换句话说，我们不仅应当有“神经社会学”，而且应当有“生物社会学”（不同于老威尔逊提出的“社会生物学”）和“植物社会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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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675 第1章由特纳负责撰写的这一部分的第二节的标题是，“神经社会学应当为我们提供什么”，这样的标题显示出特纳试图描述他想象中“神经社会学”应当具有的样式。这一应然的样式，当然不是这套手册收录的这批文章呈现的样式。也因此，我必须首先介绍特纳2010年至2012年出版的三卷本著作《社会学理论原理》。特纳指出，社会学家借助于脑科学熟悉人脑与猿脑的差异及这些差异是怎样由自然选择的力量塑造的之后，应当在社会学“微观动力学”视角下，重新阐释“面对面交往”过程涉及的情感与理性，社会学家现在应当考察，在微观动力学过程中，脑是怎样影响微观动力学的那些力量并受到那些力量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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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677 此处，我要再次转述特纳的三卷本著作第一卷的“表1.4”。在那里，他定义了微观动力学的七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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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679 （1）情绪，原初情绪（惧怕、愤怒、悲伤和快乐）及其复合的各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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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681 （2）动机，即由于自我需要确认自我的真实存在，通过交换获得满足感，通过被群体接纳的归属感，通过信任感和可预期的信任感，以及各种情境如预见那样发生而有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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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683 （3）文化，他的定义是：相互之间对行为的预期（即“应当如何”）的产生过程，针对：（a）被各社会“范畴”规定的角色行为，（b）各类情境的性质，（c）社会交往的形式，（d）关于哪些人或事应当被容纳或被排除的各类理解框架，（e）应履行的各类仪式，以及（f）应表现的和应被人感受的各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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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685 （4）角色，标识着构成角色行动的可预期过程的姿势序列的表达，以及理解其他角色行动的可预期过程的姿势序列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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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687 （5）社会地位，对个人的评价和位置设定，相对于其他位置及评价，并因此而塑造关于个人在这些不同位置上应怎样行为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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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689 （6）人口学变量，同时存在于特定社会之内的个人的数量和类别，他们的密度和他们的移动，以及社会赋予这些数量、类别、密度和移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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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691 （7）生态，群体在空间里的边界、划分、支撑，以及与这些边界、划分和支撑联系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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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693 在结尾处，特纳指出，考察人与人之间交往与互动的各学科当中，若论“全面”，则社会学名列第一。虽然，心理学、经济学以及行为学导向的政治学，也在不同程度上考察人际关系，并且它们的分析也不因片面而非常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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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695 在考察“社会行为”之前，我建议读者回顾特纳三卷本著作第二卷的开篇：如果我们完全不了解人类的社会世界，然后我们开始观察这一世界，我们能看到什么？特纳的想象：因为完全没有社会知识，我们看到的情形很像蚁群或蜂巢—空间里有许多个体在忙碌着搬运各种东西，并且它们似乎保持某种周期性的聚会。我们还可能注意到，在拥堵的路口，这些个体尽量回避相互冲撞。最后，我们更注意到它们之间有“面对面”的交往。由于这些观察，我们这些有更高心智能力的个体开始探究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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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697 我提醒经济学读者注意特纳的想象与经济学家关于制度的想象之间相通的部分。“制度”，我的定义是（诺斯给出过类似的定义）：行为模式与行为主体关于这些模式共享的意义。我理解的社会学家特纳关于“秩序”的想象是，可观测的行为模式与这些行为主体赋予这些行为模式的意义的统一，就可称为“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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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699 当我们说我们完全不懂某些行为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其实是我们不能理解这些行为的意义，恰如外星人考察人类的社会行为，只能看到上述的空间里许多个体的聚散，犹如容器里的水或气的分子的状态那样。对特纳而言有意义的是面对面交往过程中的七种微观动力学力量，其中，“文化”或许是最重要的，这是我的理解。然后，特纳的社会学观察，面对面交往是有“模式”的。这些模式依赖于由各种社会制度塑造的面对面交往得以进行的特定“场域”。不同于领域，场域是由更大力量支配的社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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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701 例如，面对面交往在中国古代社会里通常遵循被称为“三纲五常”的秩序（制度）。在君主的场域，君主支配臣民；在“家庭”里，父亲支配子女，并且丈夫支配妻子；人们还奉持由“仁义礼智信”表达的核心价值观。国、家、社区，这些都是制度的运行域，人们在运行域里被制度区分为履行各种职能的“角色”，并据此被分类（范畴）。在这些运行域之内，制度又分为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等等。诸如此类的关系的集合，它的子集，被称为“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它的另一些子集内部有强烈冲突，无法容纳于同一套秩序。不过，旧秩序内部的诸关系之间的冲突，往往是制度变迁的动力。天体运行，如果我们不理解“万有引力”原理，就很难想象天体运行是有秩序的。特纳想象的社会秩序，基于七种微观层次的力和五种宏观层次的力。特纳关于社会构成的宏观图景，其实只有“制度”与“分化”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过程。特纳想象中的社会微观图景，是被称为“焦点际遇”的人与人的“相遇”—面对面交往。当然，焦点之外还有许多人，相当于社会网络的一个“自我”节点的邻居节点的邻居（即自我的二阶邻居），以及邻居的邻居（即自我的三阶邻居），诸如此类。这些人，他们的行为和影响力构成焦点际遇里的人际交往的参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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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703 对于特纳的这些微观想象，经济学家可以增加哪些内容？最初的想象是“理性选择”模型，这是经济学家对社会学家想象的微观图景的可能补充。参与面对面交往的各方，当他们最大化各自的偏好所表达的效用函数时，他们相互作用（博弈）的均衡格局是怎样的？其次是行为经济学的想象，如果他们的偏好不是完备理性的，那么，他们各自寻优的相互作用能否达到均衡？更可能的情形是这些相互作用没有均衡可言，那么，这些微观互动将在场域（制度运行域）的边界找到优化理论所谓“角点解”。而且，为了扩展各自在“边界”上的福利，每一个人都试图影响支配这些场域的权力结构。于是发生了各种社会组织—通常，组织起来的个人能够分享的权力大大超过没有组织的个人。这样的补充，导致了“合作博弈”的视角。行为经济学对社会学想象的微观图景的另一类补充是引入“利他行为”，当然，此处涉及“道德判断”，还涉及宗教与情感，很可能还有哺乳动物情感，于是引导我们回到老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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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705 总而言之，在被称为“社会行为”的集合里，有一个重要的子集被称为“利他行为”。在寻求社会行为的一般理论时，我们无法回避利他行为。我在其他文章里论证，行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合作为何可能”。当我们试图理解“合作”的时候，我们总是首先想到利他行为。基于类似火星人看地球人那样的观察，我们可以区分三类行为：其一是完全自私的行为，其二是纯粹利他的行为，其三是斯密所言“自利的行为”，也称为“启蒙了的自我”的行为，或西蒙所言“聪明的利他行为”，或可称为“基于歧视规则的利他行为”（如果对方自私则以自私回应）。社会生物学对这三类行为的解释，被称为“来自自私基因”的解释。首先，完全自私的行为，可定义为，旨在增加表型的适存度。其次，纯粹利他的行为，可定义为，旨在增加其他表型的适存度，不惜降低自己这一表型的适存度。其实，我认为，通常被称为“合作”的，就仅仅是上列第三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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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707 生物学解释的自私与利他，确实很难令人信服。因为从基因型到表现型的适存度有许多因果链条，以致“自私的基因”很难准确知道表现型的何种行为是最终增加或减少适存度的。例如，汉密尔顿（William Donald “Bill” Hamilton，1936—2000）引入“亲缘利他”来解释利他行为（1964，“The Genetic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ur”［“社会行为的基因演化”］[10]）。可是，事实上，利他行为更常发生于毫无亲缘关系的人之间。所以，解释力更强的假说应当是“抱团取暖”行为—也就是奉行歧视规则的利他行为，足可增加团契的每一名成员的表型的适存度（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相关章节）。有鉴于此，社会生物学应当修正，否则就不再是一个合适的视角。就此而言，我赞成老威尔逊2010年与另外两名作者合写的文章“真社会性的演化”（Martin Nowak, Corina Tarnita & Edward Wilson, “The Evolution of Eusociality”[11]）。这三位作者定义的“真社会性”是：个体降低自身生命之内潜在可以有的后代数量，为了提高其他个体的后代数量。对于基因理论家来说，真社会性似乎缺乏遗传学根据。因此，将近150位科学家联名致信《自然》杂志，批评老威尔逊的这篇文章，尤其批评这份杂志居然如此轻率发表这篇低水平文章—似乎仅因作者们的名望。我是经济学家，我同情老威尔逊，因为他至少试图解释“自私的基因”无力解释的社会行为。联名批评他的那些生物学家，似乎不试图解释如此重要的社会行为，他们仅仅要维护理论的严谨性。但是，我不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其实不能评论这场争论。我建议读者检索“Nowak”+“Wilson”+“Nature”+“2010”，很容易在检索结果中发现对威尔逊文章的压倒性负面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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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709 与此相关的社会生物学假说，就是“多层次自然选择”。根据常识，这是显然正确的假说。虽然，如上述，尚未找到科学根据。我们不能将一切层次的竞争都还原到“自私基因”的竞争，严重涉嫌简约主义。但是，竞争确实普遍存在于可观测的一切层次，从自私基因到有机体到群体到种群甚至星球。我们不能轻易放弃达尔文的学说。多层次自然选择，就是假设自然选择的力量作用于多层次。其中，最重要的是“群体选择”，也引发了最广泛的争议。哈耶克的思路，我认为，与群体选择的思路完全一致。否则就很难理解他的命题：我们是我们的传统选择的，而不是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传统。生物学家应能提供一些支持哈耶克思路的理论，如果他们认真要解释社会行为的话。考察了西伯利亚严酷生存环境里不同物种的动物之间如何建立合作关系之后，无政府主义思想领袖克鲁泡特金（Prince 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1842—1921）写了《互助论：演化的一项要素》（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 1902）。对克鲁泡特金这本书及俄国社会主义思潮的中肯评论（尤其是学术批评），哈佛大学与威尔逊齐名或许在生物学界名声更显赫的古尔德教授（他是威尔逊的坚定批评者）1997年发表的文章，最值得推荐（Stephen Jay Gould, “Kropotkin Was No Crackpot”［“克鲁泡特金不是怪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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