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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的标题是(仍由我预先译为中文)“神经科学,自我,社会交往与社会性”,包含下列各章(仍用我的汉译):由特纳撰写开篇即第10章“神经科学与人际交往—对神经社会学的基本挑战”;然后是第二部分的其余各章:“神经社会学,基元社会行为主义与符号互动论各现代流派之间的关系”、“什么是身份的和身份关联过程的神经科学基础?”、“涌现自我:分散的神经元网络怎样支持自我表达”、“人类的镜像神经元系统,社会控制与语言”、“韦伯定义的工具理性之神经社会学模型”(作者是神经经济学第一人 Warren TenHouten)、“神经社会学与他心理论”、“依赖,交往,与共时化:依赖性的内在机制如何在社会网络和社区里产生涌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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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脑的演化”,有下列各章:“人猿心智的秘密:一个演化论的故事”、“人类的社会性之神经科学基础的演化”、“报酬释放,重复,与社会涌现的神经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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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社会议题与社会问题的神经科学”,有下列各章:“持久的不平等:神经社会学的视角”、“贴标签与偏见的神经生物学”、“支配,暴力,与神经荷尔蒙情结”、“理解用语气交流的神经科学基层结构:左右脑分离的发声技术的发明”、“神经社会学与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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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主编各自写了第1章的一部分,然后合起来成为这套手册的第1章。首先是佛兰克斯写的第1章,第一节名之为“简史”。他回溯这套手册的缘起,2008年斯普林格出版公司的社会学系列编辑卡普兰(Howard Kaplan)希望佛兰克斯承担这套手册的工作。那时,佛兰克斯觉得为时尚早。因为,社会学要比其他学科接受神经科学的速度慢许多,因为任何与生物学有关的事情都让人想到老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立场—那种激烈的简约主义将使社会学成为多余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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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段简史里,佛兰克斯指出,最早使用“神经社会学”这一短语的作者是 Warren TenHouten,在1972年。他然后列出来自社会学家群体之外的两位重要作者,著名脑科学家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发表于1985年的第三文化叙事的著作《社会脑》(The Social Brain: Discovering the Networks of the Mind,Basic Book,或可译为“社会脑:心智网络之发现”),和另一位著名脑科学家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1994年的名著《笛卡尔的谬误》(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Penguin Books,或可译为“笛卡尔的谬误:情绪,理性,与人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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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第二节,“脑活动的测量及局限性”,他告诉读者,这套手册的两位主编的思路并非一致。首先有方法论的分歧,其次有理论分歧。关于脑科学研究方法怎样有助于社会学观察,他引述加州大学圣迭戈校区哲学系荣休教授丘奇兰的新著,那是她从分析哲学转入脑科学与道德哲学(直译就是“神经道德哲学”)之后写的:Patricia Churchland, 2011, Braintrust: What Neuroscience Tells us about Mora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这部作品的标题,由“脑”与“信任”合成一个新的词“脑信任”,它的副标题是“脑科学关于道德告诉我们了什么”。与那位为英国皇家学会脑科学家们讲解脑与意识的哲学家赛尔(John Searle)相比,丘奇兰更熟悉脑科学方法,或许在学术界是更为活跃的“神经哲学家”(neurophilosopher)。顺便提及,她获得了1991年的“麦克阿瑟奖学金”(通常只给“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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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丘奇兰支持脑科学方法引入哲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其次,佛兰克斯引述的是她的提醒:脑科学家的主要工具,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有下列两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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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技术,与单个神经元的探针不同,它不直接呈现神经元被激发的状况。它只呈现与脑区活动时血氧水平(BOLD)的各脑区的统计差异。其中,核磁共振技术呈现静态差异而功能核磁共振提供时序差异。此处有更紧迫需要解决的脑科学问题,即“全脑连接网络”(human connectome)的研究。最近几年,脑科学研究的重点从脑区激活转化为全脑连接网络,这就需要澄清functional connectivity(依照各种功能的神经连接)与structural connectivity(依照解剖结构的神经连接)的关系问题,和resting-state network(静态网络)与working-state network(工作网络)的关系问题。这里有三篇专业报告:Andrew Zalesky, et. al., 2012, “Connectivity Differences in Brain Networks”(“脑网络的连接差异”)[4];Pratik Mukherjee, et. al., 2015, “Edge Density Imaging: Mapping the Anatomic Embedding of the Structural Connectome Within the White Matter of the Human Brain”(“纽带密度成像:解剖学视角下嵌入于人脑白质的结构网络图”)[5];Marta Bortoletto, et. al., 2015, “The Contribution of TMS-EEG Coregistration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Human Cortical Connectome”(“经颅磁刺激—脑电波共同记录法对人类大脑的全脑网络研究的贡献”)[6]。此外,我补充推荐一篇2016年7月发表的文章:Maxwell Bennett, et. al.,“Behavior, Neuropsychology and fMRI”(“行为,神经心理学与功能核磁共振成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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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脑成像学用于呈现“统计显著性”的方法,不再是诸如“置信区间”这类指标,而是在标准脑图里用红蓝色谱将各区域依照血氧水平由低至高(假设反映了脑区激活强度)从红向蓝染色。关键是,在比较两套脑区的激活强度时,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是将两套脑区的血氧水平相减之后染色。这样处理的结果是夸大了脑区激活差异的强度,由此而遮蔽的是参与同一思想过程的许多脑区的贡献(激活强度)。丘奇兰建议的改善方式是,根据各脑区参与的“功能模块”来扫描并呈现激活强度。这当然是典型的维特根斯坦分析哲学思路,与数论基本定理类似,早期的维特根斯坦试图将任一命题(整数)视为若干“原子命题”(素数)的复合命题。将脑内的思考活动视为若干功能模块的复合,或许是不可能实现的思路,犹如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否定自己早期的思路。其实,我倾向于相信“意识”是一种涌现秩序,从脑的秩序和身体秩序涌现为不可简约的新的秩序。这也是我理解的哈耶克的见解。因此,思考活动不能简约为脑内的神经元网络活动。丘奇兰最近几年的著述表明,她试图重新阐释被现代人广泛误解的休谟自然主义的“应然”与“实然”截然两分命题。例如,上引2011年的著作《脑信任》,将道德判断视为既有情感活动又有理性活动(脑科学家早有证据表明情感与理性是不可分离的统一行为)的脑内过程。她2014年的著作《触碰一根神经:我们的脑与我们的自我》(Touching a Nerve: Our Brains, Our Selves, W. W. Norton),讨论“自我意识”究竟怎样从脑的活动中涌现。我补充推荐耶鲁医学院年轻的临床心理学家徐建松(音译)领衔发表于2016年12月的文章:Jiansong Xu, et. al., “Largescale Functional Network Overlap is a General Property of Brain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Reconciling Inconsistent fMRI Findings from General-linear-model-based Analysis”(“大规模功能脑网之间有所重叠是脑功能组织化的一般性质:借助基于一般线性模型的分析整合有分歧的功能核磁共振脑成像发现”)[8]。我认为这篇文章反映了脑科学前沿思考,既符合脑区功能专业化这一事实,又符合全脑网络可涌现不可化约为特定脑区功能的“全脑功能”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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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的技术问题,佛兰克斯还指出我们熟悉脑科学方法的读者都感受到的问题:核磁共振成像只呈现统计相关性,却很难判断脑内的因果关系。归根结底,我们需要脑内活动的模型,而且是可以数学推演的模型。非如此,不能有科学理论。这就引出佛兰克斯的另一理论批评:神经社会学没有理论,至今为止,与神经经济学的局面类似,只有脑科学家提供的数据和统计相关性,却没有可用来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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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第1章由特纳撰写的这一部分,第一节的标题是“参与主编”。他开篇就说,他担任这套手册的联合主编时,大部分文稿已征齐,主要的编辑工作都由佛兰克斯独力完成了。让特纳印象最深的是,收录在这里的文章有如此庞杂的主题,以至于他认为“神经社会学”只是一个标签,虽然是很不错的标签,用来表示一个视角:脑科学与人的社会行为及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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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说他15年前开始研究人类情感,通过比较人与猿的脑,他尝试解释人类情感的演化(即猿的情绪如何为了适应自然选择而涌现为人类情感)。事实上,只要我们考察并试图为之赋予秩序(即提供“解释”)的现象是从更基础的现象(秩序)涌现出来的,我们的研究就永远受到简约主义(试图以更基础的秩序来解释涌现秩序)的诱惑。但是特纳的体会是,要解释为何人脑三层次结构(大脑皮层、外缘系统、脑干系统)以这样的方式相互作用,就应当考察嵌入于社会之内的人脑。因此,社会学是有用的而不是多余的学科。所以,在他的第一节结尾,他告诉社会学家:不仅社会学不多余,而且社会学家可以进入生物学领域,帮助生物学家理解从猿到人的社会演化。因为,自然选择的压力使人类比猿类有更强烈的社会性,于是可以创造人类各族群及其文化。我喜欢特纳的立场,毕竟,灵长目动物具有社会性。如果生物学家只研究这些动物的个体性质,就很难理解这些个体性质的由来。换句话说,我们不仅应当有“神经社会学”,而且应当有“生物社会学”(不同于老威尔逊提出的“社会生物学”)和“植物社会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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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由特纳负责撰写的这一部分的第二节的标题是,“神经社会学应当为我们提供什么”,这样的标题显示出特纳试图描述他想象中“神经社会学”应当具有的样式。这一应然的样式,当然不是这套手册收录的这批文章呈现的样式。也因此,我必须首先介绍特纳2010年至2012年出版的三卷本著作《社会学理论原理》。特纳指出,社会学家借助于脑科学熟悉人脑与猿脑的差异及这些差异是怎样由自然选择的力量塑造的之后,应当在社会学“微观动力学”视角下,重新阐释“面对面交往”过程涉及的情感与理性,社会学家现在应当考察,在微观动力学过程中,脑是怎样影响微观动力学的那些力量并受到那些力量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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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我要再次转述特纳的三卷本著作第一卷的“表1.4”。在那里,他定义了微观动力学的七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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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绪,原初情绪(惧怕、愤怒、悲伤和快乐)及其复合的各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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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机,即由于自我需要确认自我的真实存在,通过交换获得满足感,通过被群体接纳的归属感,通过信任感和可预期的信任感,以及各种情境如预见那样发生而有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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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他的定义是:相互之间对行为的预期(即“应当如何”)的产生过程,针对:(a)被各社会“范畴”规定的角色行为,(b)各类情境的性质,(c)社会交往的形式,(d)关于哪些人或事应当被容纳或被排除的各类理解框架,(e)应履行的各类仪式,以及(f)应表现的和应被人感受的各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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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角色,标识着构成角色行动的可预期过程的姿势序列的表达,以及理解其他角色行动的可预期过程的姿势序列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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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地位,对个人的评价和位置设定,相对于其他位置及评价,并因此而塑造关于个人在这些不同位置上应怎样行为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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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口学变量,同时存在于特定社会之内的个人的数量和类别,他们的密度和他们的移动,以及社会赋予这些数量、类别、密度和移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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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生态,群体在空间里的边界、划分、支撑,以及与这些边界、划分和支撑联系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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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尾处,特纳指出,考察人与人之间交往与互动的各学科当中,若论“全面”,则社会学名列第一。虽然,心理学、经济学以及行为学导向的政治学,也在不同程度上考察人际关系,并且它们的分析也不因片面而非常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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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社会行为”之前,我建议读者回顾特纳三卷本著作第二卷的开篇:如果我们完全不了解人类的社会世界,然后我们开始观察这一世界,我们能看到什么?特纳的想象:因为完全没有社会知识,我们看到的情形很像蚁群或蜂巢—空间里有许多个体在忙碌着搬运各种东西,并且它们似乎保持某种周期性的聚会。我们还可能注意到,在拥堵的路口,这些个体尽量回避相互冲撞。最后,我们更注意到它们之间有“面对面”的交往。由于这些观察,我们这些有更高心智能力的个体开始探究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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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醒经济学读者注意特纳的想象与经济学家关于制度的想象之间相通的部分。“制度”,我的定义是(诺斯给出过类似的定义):行为模式与行为主体关于这些模式共享的意义。我理解的社会学家特纳关于“秩序”的想象是,可观测的行为模式与这些行为主体赋予这些行为模式的意义的统一,就可称为“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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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我们完全不懂某些行为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其实是我们不能理解这些行为的意义,恰如外星人考察人类的社会行为,只能看到上述的空间里许多个体的聚散,犹如容器里的水或气的分子的状态那样。对特纳而言有意义的是面对面交往过程中的七种微观动力学力量,其中,“文化”或许是最重要的,这是我的理解。然后,特纳的社会学观察,面对面交往是有“模式”的。这些模式依赖于由各种社会制度塑造的面对面交往得以进行的特定“场域”。不同于领域,场域是由更大力量支配的社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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