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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21 回到我常用的三维理解框架，社会生活这一维度的实质，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和《新政治经济学讲义》里都引述海勒女士的见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交流”（emotional envolvement）。人类演化至今，早已超出“家庭”这样的社会单元。在大范围的社会活动中，一方面，社会学家所说的“弱纽带”联系，或缺乏深层情感交流的联系，最为普遍。另一方面，有许多经济活动（例如“投资”）很难仅仅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弱纽带联系。由这样两方面的情形可知，当人类合作的秩序扩展到家庭之外时，交易费用（例如“信任”的费用）成为扩展秩序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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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23 在“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费用”定义的讨论中，阿罗认为任何制度运行费用都是交易费用，张五常认为“鲁滨孙荒岛”上不发生的费用都是交易费用。根据我阐释的哈耶克《复杂现象论》（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要义》），“社会”是从许多“鲁滨孙荒岛”的相互关系中涌现出来的稳态秩序。有许多秩序涌现之后就瓦解，不能算稳态秩序。根据我理解的诺斯的“制度”定义，制度（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是稳态秩序，它最常见的外延是：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法律和军事、宗教组织（信仰的制度化）、艺术创作以外的“文化活动”（可定义为“文化传统”之为一种“存量”的维护过程），这些活动都涉及人际交往。关键是，协调这些活动的被我们称为“制度”的人际关系，是诺斯所说的“可预期的”（从而降低了不确定性的）人际关系，故而是“稳态关系”—我们说一个人是“可信任的”，就意味着某种稳态的“可预期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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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25 对哺乳动物而言，脑演化形成“胼胝体”，从而有了左右半球的分化及专业化过程，维持这些稳态关系的“生理—心理”过程是涉及情感的。甚至，我可以将社会脑的起源回溯到爬行动物演化阶段。以人脑为例，最早演化形成的是“嗅球”（大脑额叶由嗅觉神经元构成的灰质区）及“嗅脑”（rhinencephalon，与外显记忆相对而言的内隐记忆的脑区，而且似乎总是在人熟睡时才活跃）。很可能因为演化阶段早于哺乳动物脑，嗅觉神经的一部分直接连接到杏仁核，另一部分通过“中隔核”（medial septal nucleus）神经团块（于1950年代至1970年代被发现是“性快感”的神经中枢）、覆盖胼胝体的“灰背”（indusium griseum）神经束和“齿回”（dentate gyrus），最终接入海马回（长期记忆中的外显记忆的脑区）。嗅觉相关的另一神经团块，因形状而被称为“乳头体”（mammillary body），与嗅觉记忆相关联，并通过“穹隆”（fornix）连接到丘脑和海马回。与杏仁核直接沟通的最重要结构常称为“尾状体”—纹状体的三结构当中最外侧的结构，是脑内“鸦片回报系统的主要结构”（由于是“多巴胺敏”的结构，从而被称为“幸福感”发生中枢或opium-rewarding system）。杏仁核是“脑信任”的核心结构，它负责产生“恐惧感”，而且很可能这是演化阶段最早的一种动物情绪。爬行动物有恐惧感，这是例如鳄鱼能够表达的一种重要情绪。视觉信号通过optical chiasm（视交叉）分流，一部分成为左右脑交叉接收的信号然后送达丘脑，另一部分直接送达丘脑。丘脑将统觉整合之后的视觉信号传入枕叶（大脑的视觉脑区）。人见到诸如蛇这类天敌，杏仁核恐惧感强烈激活，以致通常的反应是身体“冻结”，然后或者“逃跑”或者“斗争”。注意，冻结（frozen）意味着两种源于恐惧的信号（逃跑和斗争）的强烈程度相等。这就意味着，视觉信号经过丘脑整合再送达大脑皮层，发出“天敌”信号反馈给杏仁核系统。由此推测，杏仁核承担的面部表情识别功能，演化阶段晚于杏仁核基于嗅觉产生恐惧感的功能。由于这是一个仍很活跃的研究领域，我强烈推荐一篇2016年11月发表的研究报告：Emilie Meaux & Patrik Vuilleumier, “Facing Mixed Emotions: Analytic and Holistic Perception of Facial Emotion Expressions Engages Separate Brain Networks”（“面对复杂情感：分析的和整合的面部表情涉及分离的脑内网络”）[38]。这两位脑科学家借助功能核磁共振脑成像技术扫描被试在辨认面部表情图谱的快乐与愤怒这两种原初情感时的脑结构激活状况，尤其是分离的面部表情，例如上部愤怒与下部快乐或上部快乐与下部快乐等等组合。他们的结论是：辨认整体的面部表情的脑结构主要是杏仁核、纺锤体（位于颞上沟的下方）、下枕叶。辨认不相关的局部表情的脑结构主要是颞上沟与前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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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27 维系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稳态，首先依赖于上述的两种情感（情绪的较高级的演化形态），即信任和恐惧。费尔等人2008年发表的关于“信任”的脑科学实验报告，这两种情感均可由杏仁核激活水平来测度。与恐惧感统计显著相关的是杏仁核被激活，而与信任感统计显著相关的是杏仁核被抑制（Baumgartner& Fehr, et. al., “Oxytocin Shapes the Neural Circuitry of Trust and Trust Adaptation in Humans”［“垂体后叶激素影响人类的信任和信任适应过程的神经回路”］ [39]）。费尔实验当中随机选取注射“水替代剂”的被试，杏仁核没有受到抑制，故在信任博弈中表现出正常的不信任感（怕被对方背叛）。而那些真实注射了催产素（垂体后叶激素的希腊名称意为“快速生育”）的被试的正常的不信任感几乎完全被抑制，于是以超正常的概率采取信任合作策略。不过，催产素对女性的影响似乎更值得关注。在晚近报告的另一实验中，注射了催产素的女性被试对威胁信号表现出超常的杏仁核激活水平（Lischke & Domes, et. al., 2012, “Oxytocin Increases Amygdala Reactivity to Threatening Scenes in Females”［“垂体后叶激素增加女性对威胁图景的杏仁核反应”］[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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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29 下丘脑分泌的一种“神经肽”，垂体后叶激素，保存于“脑垂体”（pituitary glad），对这种激素敏感的神经元分布于海马回、杏仁核、纹状体、中脑以及循环系统。垂体有前后两叶（前叶和后叶的起源、功能和结构都有实质差异）和左右两侧（分属脑的两半球）。垂体的位置很独特，在正对鼻梁的颅内侧，故对应于左右脑半球的左右两侧神经团块在外部是联合为一体的。在三维可旋转脑图（例如Human Anatomy Atlas的iPad版）里，只要隐去鼻骨就可见到红灰色的直径大约1厘米的垂体。它与下丘脑直接连接，它分泌并储存的激素（例如垂体后叶分泌的催产素）调节内分泌系统的各种功能。垂体前叶起源于软腭空腔，它分泌荷尔蒙并且占据垂体总体积的大部分。垂体后叶是脑的一个外延部分，如上述，它保存由下丘脑分泌的各种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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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31 除了上面介绍的两种激素（多巴胺和催产素）之外，调节人类的社会行为的第三种激素，常称为“血清素”（serotonin，学名“五烃色胺”）。此外，与人类在风险和不确定情境里的决策密切相关的，还有第四种荷尔蒙，常称为“雄性激素”（testosterone），由肾上腺分泌并进入血液并由血液带到各脑结构，尤其激活下丘脑、纹状体和杏仁核的神经递质受体。这里，我要推荐一部重要的工具书：Ernst Fehr & Paul Glimcher, 2014, eds., Neuroeconomics: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Brain, 2nd edition（《神经经济学：决策与脑》第2版）, Academic Press of Elsevier。根据这部工具书的第14章“经济与社会决策的药理学”，尤其是这一章的“图14.1”，多巴胺、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参与“逃跑”或“斗争”决策），由位于脑干的神经核团分泌与保存。这三种激素当中，多巴胺敏的脑结构是纹状体，以及埋在前额叶与扣带前回之间的“伏核”（nucleus accumbus，又译“伏隔核”）与丘脑之间的狭小空间之内。但是对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敏感的神经元广泛分布于全脑，但集中于大脑皮层和海马回。值得注意的是，纹状体不是去甲肾上腺素敏型的脑结构。关于血清素的研究，我推荐晚近出版的手册：Christian Muller & Barry Jacobs, eds., 2010, Handbook of the Behavioral Neurobiology of Serotonin（《血清素的行为神经生物学手册》）, Academic Press。血清素的起源，早于上列全部激素。根据Efrain Azmita 撰写的这部手册第1章“Evolution of Serotonin: Sunlight to Suicide”（“血清素的演化：从阳光到自杀”），地球生命的单细胞演化阶段，在绿藻和菌类细胞里就有了血清素，它在有丝分裂和单细胞生命维持中发挥作用。然后，在生命的多细胞体演化阶段，尤其在植物光合作用中发挥核心作用—可能承担了感受白天与黑夜转换的功能，于是在植物细胞里这种化学分子的密度迅速上升。在动物界的时代，血清素在动物细胞里的密度反而大幅下降，可能仍与动物在白天和黑夜的作息时间有关，因此也与情绪（从白天的紧张转入夜晚的放松）有关。最后，在生命演化到人类的时代，血清素与自杀意念有关。能够缓解血清素水平过低导致的紧张情绪或抑郁症状的，基于常识，应当是增加血清素水平，或增加多巴胺和催产素水平。我检索最新文献，得到一篇2016年11月发表的实验报告：Nancy S. Woehrle, et. al., “Effects of Oxytocin on Serotonin 1B Agonist-induced Autism-like Behavior in Mice”（“垂体后叶激素对由五烃色胺1B促效剂诱致老鼠的类自闭行为的效应”）[41]。这三位作者建议临床尝试五烃色胺1B促效剂与催产素联合使用治疗自闭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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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33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根据目前发表的研究结论，大致而言，密切依赖于上述三种荷尔蒙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最早将“信任”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并建构数学模型的，以我的阅读范围而言，应当是克莱门特研究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那所大学神经经济学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及罗马琳达医学院教授扎克（Paul Zak）2001年发表的文章，“信任与增长”（Zak & Knack, “Trust and Growth”[42]）。在他的增长模型里，人们的时间可投资于两类活动，其一是正常的生产活动，其二是关于他人可信任度的调查活动。于是一个社会的信任水平可表达为社会成员投入于第二类活动的时间总量。在一般均衡状态，显然，信任程度高的社会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在随后几年里，扎克领导的实验室集注于研究催产素与信任感的关系。基于这些研究，他建立了称为“HOME”的模型，这是四个单词第一个字母组成的缩写：Human Oxytocin Mediated Empathy（人类由催产素媒介的同情）。 这一模型于2011年发表在行为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权威杂志《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EBO）： Zak, “The Physiology of Moral Sentiments”（“道德情操的生理学”）[43]。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了著名的社会行为“荷尔蒙三角形”—催产素、多巴胺、血清素。与脑内的荷尔蒙三角形对应的是“社会情感三角形”—同情、慷慨、惩罚。扎克认为，这一模型为人类社会行为的产生与维持稳态提供了生理心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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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35 荷尔蒙三角形的顶角，根据扎克这篇文章的插图，是催产素。对社会性哺乳动物而言，产前和产后脑内分泌的催产素激发母兽对幼兽的关爱。并且，抚养幼兽需要稳定的家庭关系，演化结果是，两性都分泌催产素，增加对配偶的依赖性。荷尔蒙三角形的右下角是多巴胺，它强化动物对可带来好处的（与食和性相关）各种目标的欲望，故以往也被称为“鸦片回报”或“快感激素”（它的分子结构也因此成为可卡因类毒品模仿的对象）。多巴胺水平的上升，导致趋社会行为的鸦片回报上升。这是因为趋社会行为降低了因孤独感而来的恐惧。抱团取暖，这是使弱小的灵长类动物得以生存的群性。荷尔蒙三角形的左下角是五烃色胺（血清素），与它的分泌水平呈统计负相关的是焦虑感。社会行为的荷尔蒙三角形是这样运作的：正向的趋社会行为激励催产素水平上升（慈爱），后者诱致中脑的多巴胺分泌水平上升（快感），同时诱致前额叶与颞叶的突触间隙血清素水平上升（安全）。在多巴胺的鼓动下，行为主体有了社会交往的冲动。同时，血清素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对社会交往不确定性及潜在威胁的担忧。关于病态行为，扎克指出，中等程度的紧张压力可使催产素水平上升，但太高程度的紧张压力可抑制催产素分泌，从而抑制荷尔蒙三角形的正常运行。对经济学家而言，扎克的荷尔蒙三角形学说，与以往的经济学模型相比，优势在于可观测性极高。例如，催产素水平的变动，不仅从脊髓液可测，而且从血液或尿液就可直接检验。另一方面，通过注射人工合成催产素，我们能够直接干预社会行为的水平。最后，根据扎克的这份报告，雄性激素水平（与催产素类似是实验可控的）与社会行为的慷慨程度有统计显著的反比关系，并且与惩罚不慷慨的行为冲动有统计显著的正比关系。但是，由神经经济学领袖Aldo Rustichini 参与发表于2016年10月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雄性激素与不合作行为之间没有统计显著的关系，不论是负向的还是正向的。参阅Cueva& Rustichini, et. al., “Testosterone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Affect Men’s Rejections of Low Ultimatum Game Offers or Aggressive Mood”（“注射雄性激素不影响男性被试拒绝最后通牒博弈的低比例分成方案和攻击性心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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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37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扎克指出，荷尔蒙三角形是否正常运行，敏感依赖于幼年接受的养育方式。缺乏或完全没有接受过母爱的幼兽，催产素敏感脑区的催产素受体密度显著低于正常水平，于是毕生惧怕社会交往。在大约1000名本科生当中，扎克检测发现大约2%有催产素分泌失灵问题。据此，扎克将这种社会交往恐惧症称为“催产素缺失症”。临床检测表明，患有这一类社交恐惧症的人基础催产素水平正常，但感受到来自陌生人的信任时，却很少分泌催产素，于是他们不能对信任行为回以对等信任的行为。这些学生很少有朋友，也很少恋爱。此处，我补充一篇由经历复杂的蒋田仔教授领衔发表于2016年10月的研究报告：Tianzi Jiang, et. al., “Altered Structural Connectome in Adolescent Socially Isolated Mice”（“社会隔离的青春期鼠的全脑网络的另类结构”）[45]。根据蒋教授的报告，哺乳动物在青春期与社会隔离可导致前额叶白质微观结构损害，但他的小组通过对比研究正常的家养鼠与隔离鼠的全脑网络连接，发现社会隔离导致的分布式脑结构改变，范围远比前额叶脑区更广泛，包括例如嗅脑这样的长期记忆脑和眶前额叶这样重要的社会脑。这篇文章标题里的“另类结构”，就是指隔离鼠的全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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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39 其次，扎克报告说，制度（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对荷尔蒙三角形的正常运行也有影响。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表明，来自不同国家的被试表现出的可信任程度（trustworthiness）差异极大。信任度最高的被试来自挪威，65%。信任度最低的来自巴西，2%。各国的正规和非正规制度，以及人均收入的差异，可以解释大约60%的样本差异，不过，扎克指出，各国人均收入的差异，有很大一部分可由“信任与增长”模型得到解释。制度的影响在于，长期降低行为不确定性，导致那里的儿童在长大之后习惯于信任和被信任的社会环境，于是荷尔蒙三角形很容易被趋社会行为激发。而在转型期社会或者因为社会动荡而长期无法在有较高行为确定性（信任与被信任）的社会环境里养育的儿童，脑内形成了正常的趋社会行为难以激发的荷尔蒙三角形。晚近发表的文献，参阅Dan Zahavi, 2015, “You, Me, and We: the Sharing of Emotional Experiences”（“你，我，我们：分享情感经验”）[46]；以及Dan Zahavi & Rhilippe Rochat, 2015, “Empathy≠Sharing: Perspectives from Phenomenology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同情并非分享：现象学和发展心理学的视角”）[47]；V. Reddy, 2015, “Joining Intentions in Infancy”（“婴儿当中的意向共享”）[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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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41 第三，扎克指出，特定的组织能够提供不同的行为激励，有利于或有害于荷尔蒙三角形的正常运行。例如，“安然丑闻”的主角安然公司长期实施“季度业绩最差的20%雇员被淘汰”规则。这样的残酷竞争诱发了雇员之间极端的不信任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谷歌”的口号—“不做坏事”。谷歌的基本规则是“合作”—公司要求员工每周必须有1/5时间参与业余时间自己开发的项目或朋友的项目，公司鼓励员工努力进入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高级别—“自我实现”。扎克回忆说，这也正是他在克莱门特研究大学的老同事德鲁克（Peter Drucker，1909—2005）一直倡导的公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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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43 基于上述的研究结论，扎克写了一部科普著作《道德分子：爱与繁荣的源泉》（2012, The Moral Molecule: the Source of Love and Prosperity, Penguin Books）。最近，2016年4月13日，扎克在一次演讲中介绍了“POP”模型。与“HOME”类似，POP是三个单词（People-Organization-Purpose）第一字母组成的缩写。这些著述活动表明，扎克决定全力普及推广这项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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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45 事实上，行为经济学思路大约2006年开始已不再局限于理论研究，在它主导下形成的行为金融学，最近10年被引入金融机构，成效显著。例如，根据2010年出版的《行为金融学》，从金融机构的“操盘手”征集被试，实验者随机安排一半被试注射“水替代剂”，另一半被试则注射雄性激素。由于是随机安排，被试无从知晓自己是否接受了真实的雄性激素注射。实验结果，与水替代剂被试相比，雄性激素被试的行为统计显著地过度承担了金融风险，导致严重亏损，并导致股票价格波动更加剧烈。不过，这一效应在制度严格的金融机构的操盘手当中并不很严重，与此相比，在“散户”当中的效应非常显著。由于检测方便，一部分金融机构已开始要求操盘手每天提交尿样。如果雄性激素含量超过正常水平，如果机构对股市的预测是熊市导向的，那么，机构就临时调整这些操盘手的岗位，避免机构承担过度风险。如果机构对股市的预测是牛市导向的，则那些愿意在牛市行情中承担更大风险及博取更高回报率的金融机构可能临时增加这些操盘手的责任范围。关于这些晚近的发展，读者可参阅Robert Bloomfield, Chap. 2, “Traditional versus Behavioral Finance”（“与传统金融学两相比较的行为金融学”，in Kent Baker & John Nofsinger, 2010, eds., Behavioral Finance［《行为金融学》］, John Wi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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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47 在2013年《神经社会学手册》的第2章“Neural Social Science”（神经社会科学），加州大学的神经语言科学家拉科夫（George Lakoff）开篇讨论的主题是“理性”—以往的理解和基于脑科学的理解。因为，“理性”可以说是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核心观念，而百年以来，韦伯是例外，社会科学家很少讨论这一核心观念。拉科夫认为，这是因为没有争议。韦伯（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的一份提纲》］,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78）讨论两种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因为他需要为宗教行为提供理性解释。经济学家森（Amartya Sen, 1987, On Ethics and Economics［《论伦理学与经济学》］, Blackwell Publishing）讨论两种工具理性（逻辑一致性的和价值最大化的），因为他认为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或许可以统一的思想传统（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和欧洲大陆工程学的）。对社会科学而言，“理性”这一观念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理性这一观念是否有能力解释现实世界里被认为理性的行为—how people really think（人们实际上是怎样思考的）。以往30年行为心理学和脑科学的进展，改变了社会科学关于理性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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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49 拉科夫宣称：reason is neural（理性是基于脑的），社会科学应超越以逻辑为核心的“启蒙理性”，转向“情感”与“逻辑”兼有的“现实理性”。在神经语言学视角下，拉科夫指出，启蒙理性的谬误之一是相信“理性”是可以意识到的，谬误之二是相信个体不依赖任何他人就可以理性决策，谬误之三是相信独立于身体的思考，谬误之四是相信语言的涵义由外在世界的性质确定，谬误之五是相信理性不带情感，谬误之六是相信理性是不带偏见的和符合逻辑的，谬误之七是相信范畴可由充分必要条件加以定义，谬误之八是相信理性存在是为了优先服务于自我利益，谬误之九是相信概念体系的整全性，谬误之十是相信语词意义是确定的并且概念有不变的逻辑，谬误之十一是相信真理解放人类，只要足够多的人知道关于社会的真理，人们就将变革社会以增进全体的福利。搁置语言学问题，我希望讨论的是逻辑与情感如何统一地构成理性。这里，我推荐2016年9月发表的一篇论文：Jaak Panksepp & Ryan Smith, et. al., “Reconciling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s on the Brain Basis of Emotional Experience”（“以脑的情绪体验为基础统一认知的与情感的神经科学思路”）[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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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51 人脑由胼胝体区分为左脑和右脑。虽然有争议（参阅Lawrence Hirschfeld & Susan Gelman, 1994, eds., Mapping the Mind: Domain Specificity in Cognition and Culture［《为心智绘图：认知与文化中的脑区专门化》］,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但多数脑科学家承认：左脑承担着比右脑更多的逻辑和语言功能，并且，右脑承担着比左脑更多的情感与社会交往功能。在达马西奥夫妇发表了一份著名的实验报告之后（可参阅前引达马西奥1994年科普著作《笛卡尔的谬误》，尽管中译本质量不高），绝大多数脑科学家认为理性是脑的整体功能（Antoine Bechara, Hanna Damasio& Antonio Damasio, 2000, “Emotion,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Orbitofrontal Cortex”［“情绪，决策制定与眶前额叶”］[50]）。也就是说，逻辑与情感共同塑造了日常生活中被认为理性的行为，尤其可参阅Antoine Bechara, 2004,“ The Role of Emotion in Decision-making: Evidence from Neurological Patients with Orbitofrontal Damage”（“决策制订中的情绪：来自眶前额叶受损的精神病患者的证据”）[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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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53 情绪对决策的影响，达马西奥概括为“身体标识”假设，请检索维基百科词条“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上引两篇论文，第一篇是达马西奥夫妇与第二篇论文的作者联合发表的，提供了这一假设的研究综述。根据这一假设，哺乳动物在做决策的时候，通过内侧前额叶（包括眶前额叶）估算各种可选方案对身体的可能影响—情绪、感受、内平衡系统。以往的体验留在身体里的类似影响，“身体标识”，于是通过内侧前额叶影响决策行为，而这种影响不表现在这一脑区受损的患者的决策行为中。事实上，内侧前额叶脑区严重受损的患者，同情心几乎完全消失，他们既不能正确选择朋友，也无法在风险决策中找到符合理性的选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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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55 融合了情感的理性行为，尤其适用于“行为管理学”—不仅关注行为的经济理性，而且关注行为的社会理性。此处，我推荐的阅读文献是：Carolyn Declerck, et. al., 2013“, When Do People Cooperate? The Neuroeconomics of Prosocial Decision Making”（“人们什么时候合作？趋社会决策的神经经济学”）[52]。这里所说的“社会理性”，其实就是诸如囚徒困境博弈的合作策略这样的双赢行为。这里所说的“经济理性”，即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理性。如果人仅仅是个体理性的动物，则在囚徒困境中主导他们行为的是不合作策略。由于不合作，所以不可能有经济组织以及任何旨在获取规模效益的社会组织。而且，家庭是两性合作的组织。极端的不合作策略（例如社会生物学考察过的精子数量大约百万倍于卵子数量导致的男性自私行为）将使家庭不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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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57 上面推荐的文章作者，是比利时的管理学家。在她建议的理性选择模型里，每一个人的脑内有两套神经决策过程。其一是由两侧背前额叶代表的与合作激励有关的认知控制系统，其二是由各主要社会认知脑区代表的社会认知系统。由于人格差异，那些更关注自我福利的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倾向于遵循认知控制系统的指令，于是有更多的“经济理性”。另一方面，那些对他人合作信号（信任与值得信任）更敏感的个体倾向于遵循社会认知系统的指令，于是有更多的“社会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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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59 特纳在2007年著作《人类情感》第1章综述关于情感分类的研究，涉及原初情感、次级情感和三级情感（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首先，具有超越文化差异的性质，人类常见的五种原初情感是：惧怕、哀伤、愤怒、快乐、厌恶。当然有其他的分类方法（参阅特纳2007年著作的表格1.1，但不要参阅中译本），而且，我强烈建议读者“谷歌”检索关键词“primary and secondary feelings”，这些检索结果给我的印象是，这些分类太庞杂，以致很难有维基百科的相关词条。例如，根据其中一种分类，人类只有两种原初情感：愤怒和哀伤。由此而派生的情感有四种：厌恶、嫉妒、受难与折磨。根据其中另一种分类，人类有六种原初情感：上列五种之外，还有“爱”。然后是派生情感，从“爱”派生的是“感动”“淫念”“渴求”。从“感动”可以继续派生出的第三级情感包括“崇拜”“骄傲”“喜欢”“吸引”“关爱”“温柔”“悲悯”“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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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61 以我的阅读范围而言，更常见的原初情感是上列五种。至于派生情感，我认为，依赖于各文化传统用以表达情感的语词（参阅Duchaine, Cosmides & Tooby, 2001,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Brain”［“演化心理学与脑”］[53]）。然后，从一种原初情感依照强烈程度或情感的衰变而形成派生情感，如上所列的例。不同于这一思路，另一常见的思路是仿照从三原色复合而成各种色彩，将派生情感视为两种或更多种原初情感的复合。例如，根据仿照三原色轮制作的一种“情感轮”，在英语里：惧怕+快乐=骄傲，哀伤+厌恶=凄惨。此外，在现实生活中，情感常伴随时间视角，例如“预期”（未来）和“接受”（过去）。第三种关于未来事件的情感是独特的，如前述的沙克尔的研究，那就是“惊讶”。根据特纳自己提出故而以他命名的情感分类，“惊讶”属于原初情感（特纳不认为“厌恶”是原初情感）。继续引述特纳2007年著作的第1章（建议读者不要读中译本），在英语里：接受+惊讶=好奇，快乐+接受=友爱，惊讶+惧怕=警觉，预期+愤怒=报复，厌恶+预期=玩世不恭。我自认对汉语的感觉超过平均水平，根据我的汉语语感，上列英语表达的情感，不能完全符合汉语表达的相应情感。虽然，大致而言，这里列举的情感，英语和汉语的表达并未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形。特纳在2007年著作第1章的表格1.2和1.3列出根据两种或更多种原初情感的不同强度而形成的几十种派生情感。不过，特纳指出，这一分类依旧缺乏神经生理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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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63 以上研究大约都发生于脑科学时代之前，最晚发表的是1999年特纳的一份研究报告。当代的情感分类，我认为只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情感表达因语言且因人而异，故不存在普适的情感分类；其二，存在普适的分类方法，如果存在足以容纳对应于每一情感用语的神经科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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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65 关于人类的情感演化，特纳注意到两项关键线索：（1）不像猴子那样成群结队，猿人似乎没有那样强的群性，而是更具有独立性；（2）根据不论何种分类，人类的原初情感大多是负面的，显然不利于合作。由于这两种不利于合作的倾向，自然选择的力量怎样迫使人类产生更多的趋社会行为，就成为一个值得解答的社会演化问题。特纳的解答是：（1）派生情感有助于淡化原初情感，所以，人类演化形成了许多种派生情感；（2）由于只有一种正面的原初情感，就是“快乐感”，所以，自然选择的力量倾向于使派生情感源自快乐感与某一负面情感的复合，例如下列派生情感：奇妙感、希望、宽心、感激、骄傲、赞美、安静、平复、欣赏、得意、茫然、怀旧、渴望、警惕、尊敬、抚慰和接纳。其次，特纳让读者注意，愤怒与快乐的复合，在形成“正义感”之外，还可能生成邪恶的情感，例如“报复”和“幸灾乐祸”；（3）由三种负面的原初情感（惧怕、哀伤、愤怒）复合而来的派生情感可能淡化原初情感的负面性。例如，他认为下列三种情感的每一种都是上列三种负面原初情感的复合—占主导的是哀伤，混合以较少的惧怕和愤怒：羞愧、内疚、异化。根据特纳的观察，黑猩猩没有羞愧与内疚。可见，人猿在相当晚的演化阶段才形成这两种高级情感。而且，这两种情感都是内省（反身性）的，故要求行为主体有足够发达的“自我意识”。特纳更指出，这两种情感应当是行为主体嵌入于特定群体之内，参照群体认可的行为规范，才可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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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67 根据特纳的考察，人类轻易就可感受到近百种不同情感。他建议的自我评估方法是将一部影片倒过来放映，这样就无法借助听觉，单凭视觉，他相信任何人都可辨认哪怕是外语（反正也无法借助听觉）影片里人物的表情（包括身体姿势），这些表情总计大约百种之多。事实上，人类语言的最初演化阶段是表情（包括身体语言）和情绪表达（包括猿啸）。两名新西兰学者发表于2016年的一篇文章，很完整地综述了演化心理学情感解释的思路。这篇文章是：Grant Gillett & Elizabeth Franz, “Evolutionary Neurology, Responsive Equilibrium, and the Moral Brain”（“演化精神病学，响应均衡与道德脑”）[54]。沿着这一思路，我们最终返回由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学派情感哲学。最新参考文献，我推荐即将发表的：K. R. Monroe, 2017, “Biology, Psychology, Ethics, and Politics: an Innate Moral Sense”（“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一种内在的道德感”）[55]。第45章的这位作者认为“道德感”内在于人类，犹如嗅觉和语言。顺便提及，关于听觉与情绪之间关系的脑科学研究似乎比关于视觉与情绪之间关系的脑科学研究进展更为缓慢。这里，我推荐一篇2016年11月发表的脑科学研究报告：Neomi Singer, Talma Hendler, et. al., “Common Modulation of Limbic Network Activation Underlies Musical Emotions as They Unfold”（“音乐情绪展开时激活的外缘系统的共同模块”）[56]。其实，人们始终相信音乐是直觉程度最高的艺术。脑科学研究表明，欣赏由音乐表达的情感时，很可能与左脑的语言中枢有关，人脑内被激活的神经元主要分布于左脑顶叶与左脑额叶交汇的区域。值得注意，这一区域被认为是镜像神经元的密集分布区。在这篇报告中，这些科学家描述了哺乳动物脑（外缘系统）的核心结构，例如杏仁核与海马回，随音乐展开的情绪波动而表现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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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69 继续转述特纳的“情感演化学”思路。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以来，学术界逐渐认为，现代人类的起源很晚，大约十几万年前的非洲，然后在大约8万年至16万年之间的若干次失败之后终于走出了非洲，成为现代欧亚美洲和大洋洲的人类祖先。但是，在这样的人类迁徙地图里缺失了以往出土的年代早至200万年前的人类骨骼，尤其是颅骨。根据2016年6月发表的一篇回顾性文章，由基因组计划得到的这幅地图，很可能应与以往学者从出土的颅骨和石器得到的人种分布地图相互补充：Fred Smith, et. al., “The Assimilation Model of Modern Human Origins in Light of Current Genetic and Genomic Knowledge”（“在当前的遗传学和染色体组知识视角下的现代人类诸起源的融合模型”）[57]。这些作者论证的思路是，存在于现代智人的遗传基因当中的极少量（不到2%）古代智人的基因，意味着在现代智人从非洲进入欧亚大陆和澳大利亚时，与当地更早遗存的（数量极少的）古代智人发生了同化。特纳希望追溯的历史时段远比基因组计划可能追溯的更遥远，以百万年为单位，大约要追溯至2000万年前。因为，他认为，人类所属的猿类，很可能是2000万年前与灵长类的猴类相比而言演化失败的产物。在以往的1600万年里，与猴子数量的大幅增长相比，猿类的数量迅速下降。究其社会学理由，特纳指出，很显然，猴类受益于强烈的群性，猿类则因群性太弱而濒临灭绝。至少，在600万年前，树上的世界，猴子社会赢得了竞争的胜利，将猿类从树上驱逐到地上。猴子的社会以母系为核心，并有严格的权力科层。对比之下，猿类的社会显得过于松散。这两个物种之所以有这样显著的社会组织差异，他说，是由它们在更早时代的生活方式决定的。那时，猿类难以与猴子的群体竞争，逐渐移居到树的顶端。而果实茂密的树的核心区域则能够维持日益庞大的猴子群体。由于树木顶端难以养活大群的猿类，自然选择的力量促使猿类形成了在青春期离开母群另谋小群生活的习惯，并强化了相应的负面情感（惧怕、哀伤、愤怒）。弱社会纽带、为适应树顶活动而变得格外发达的上肢（从树顶跌落就意味着死亡）、流动性（从树顶跃到其他树顶的“荡秋千”技巧）、个性（与独自活动联系着的各种情感），这些变化，特纳指出，很可能最终帮助猿类逃脱了灭绝的厄运。大约400万年前，四足猿从树上落地逐渐演化为两足猿，它们的上肢演化形成灵巧的双手，于是可能制造工具（大约在250万年前），也有了更广阔的个性发展空间。当然，也形成了更弱的群性。猴子则继续保持强烈的群性，但随冰川期多次降临而不断退缩自己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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