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676770

1702676771 以色列学派的上述两位作者的研究思路，在行为社会科学视角下，是最值得关注的思路之一，可惜最近几年没有见到突破性的进展。与经济学以往基于完备理性假设的最优化原理截然不同，基于相似案例的决策或优化，本质上是“人类的窘境”（如沙克尔所论），是“有限理性”假设下的决策者在决策后果完全不能确定的情境里试图根据以往的经验来预测相似的决策将以何种概率带来相似的后果。上列三篇论文颇有替代完备理性假设下的优化理论之雄心，下面的两篇，也是这两位作者的文章，有更强的理论冲击力： 2001,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Probability”（“概率的认知基础”，Cowles Foundation Discussion Paper［科尔基金讨论文稿］，no. 1340）；with Billot, 2008, “Axiomatization of an Exponetial Similarity Function”（“一种指数型相似性函数的公理化”）[26]。在1995年那篇文章的开篇，他们引用了休谟《人类理解研究》（David Hume, 1748, Enquiry into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2n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66）里的这段文字：在现实中，来自经验的全部根据都基于相似性—我们从自然事物中发现这一性质，并且，借助这一性质，我们倾向于预期相似的结果，从那些被我们发现跟随这些事物而来的结果……从看起来相似的原因我们预期相似的结果。这是我们全部实验结论的概括。

1702676772

1702676773 从相似的原因我们预期有相似的结果。这就是霍曼斯给出的命题（1）的涵义，既然以前带来不错的回报，那么这一次很可能也带来不错的回报。但是这两位以色列经济学家的工作，我认为极大拓展了霍曼斯的命题（1）的回报“频率”思路，将它扩展为回报的“相似性”思路，频率只有单一维度而相似性可以有许多维度。根据扩展了的思路，决策者可将产生了许多不同类型（不仅仅是频率）结果的相似行为纳入决策的参考范围。

1702676774

1702676775 第三个注释是，如果一个行为很久不带来任何回报，于是行为主体从不采取这一行为，霍曼斯指出，久而久之这一行为就可能从决策者的可选方案集合里完全消失，即行为心理学所谓“绝种”。不过，绝种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而且哪怕在绝种之前只有一次，采取这一行为带来了回报，该行为立即就可“复活”。第四个注释，关于命题（1）的陈述或观测所涉及的另一议题，霍曼斯指出，是行动与它产生的回报之间的时间间隔。这一间隔越短，行为主体就会以越高概率再次采取这一行动。运用这一性质于经济活动，雇主看到雇员有值得奖励的行为，就应在最短时间内落实这一奖励。命题（1）涉及的第三议题与回报的发生模式有关。如果行为主体从某一行动得到的回报在足够长的时段里具有固定不变的周期，于是回报成为可预期的，而且更进一步成为习惯了的，很容易被想象为是永久性的，这样的想象或可预期性，足以使行为主体不再对这一行动带来的这种回报有兴趣，至少，行为主体更可能采取的是回报完全不规则（从而不可预期）的那些行动。也因此，人们在诸如赌博、钓鱼或狩猎这样的回报不可预期的活动中投入的注意力大大超过他们在常规活动中投入的注意力。所以，霍曼斯指出，当我们的行动的后果完全不可预期时，与后果可预期的行动相比，我们应更多地坚持这一行动，而不是只要回报就立即放弃。这里，霍曼斯的这一注释需要参照斯蒂格勒介绍的optimal stopping（最优停止）理论[27]。当行动后果不确定时，“最优停止”就是在行为主体的预期边际收益小于或等于预期边际成本时终止行动。所以，最优停止的前提是收益与成本的可预期性，而霍曼斯建议的“坚持”，适用于收益与成本不可预期的情况。

1702676776

1702676777 霍曼斯提出的第二命题，称为the stimulus proposition（刺激命题），与第一命题其实是相互纠缠的。首先，“刺激”指称的是某一行为发生的特定情境的全部（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刺激”）可被行为主体感知的性质。如果深海鱼类的视觉完全蜕化，则对这些鱼的行为而言，光线不是刺激，虽然观测人可以感受深海光线。又例如，一位美食家两次品尝同一款菜肴时可能感受到3‰的差异（刺激），而普通人大约只可感受10%的差异。那么，对普通人的觅食行为而言，3‰的差异不构成任何刺激。

1702676778

1702676779 现在陈述命题（2）：若某一行为以往带来回报时伴随着的全部刺激的集合是S1，若与当下的行为伴随的刺激的集合是S2，那么，S2与S1所含的相似性越高的那些刺激伴随的行为或相似行为，就以越高的概率被行为主体实施。这里又出现了休谟关于“相似性诱致因果联想”的论述：我们倾向于从相似的原因预期相似的结果。

1702676780

1702676781 关于第二命题，霍曼斯给出若干注释。首先，他不同意一些心理学家将命题（1）所说的“回报”视为命题（2）的全部刺激的一部分，又称为“强化刺激”，他认为这将导致误解。如果回报是实物，那么，虽然行为主体预先感受到（因为实物可被感受）行为可带来的实物回报并确实获得了这些实物回报，但预先的（刺激）毕竟不是事后确实得到的（回报）。在回报真实成为回报之前，它只是刺激。所以，命题（1）和（2）对霍曼斯而言不是同一回事，尽管对许多动物实验心理学家而言它们是一回事。霍曼斯更在意的是运用这些一般命题解释人类的行为而不仅仅解释普通动物的行为。人类行为与意义不可分离。可是行为科学必须搁置意义，因为意义是不可观测的，于是才有命题（1）与命题（2）的纠缠。例如，一位渔夫曾在某一暗色池塘捕获了一条鱼，则当他再次见到暗色池塘时，预期他在这里还可以捕到鱼，于是他在这里捕鱼的概率增加。虽然，预期可以有收获并不是真实收获。因为池塘是暗色的，故无法预先看到是否有鱼。在这种情境里，伴随着行为的刺激不再是看不见的鱼而只能是可感受的池塘的性质，这些性质是刺激，不是回报。霍曼斯更指出，渔夫的预期很可能不准确，结果，他在这次的暗色池塘里没有捕获任何鱼，在观测者看来，这位渔夫因为预期相似的刺激伴随着相似的回报而采取行动使刺激出现，却不是采取行动使结果出现。我想到了齐美尔关于“货币”的著名譬喻：货币是实现美好生活（回报）的手段（刺激），货币是帮助我们过河的一座桥，可是许多人站在桥上不再前行，他们忘了过桥。

1702676782

1702676783 继续，霍曼斯指出，在社会行为中，人特别关注的是人的外在性质（刺激）以往是否伴随回报。因为，动机和意向不可观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给他人“贴标签”（stereotyping）或分类（范畴）。这里，我推荐阅读Todd Nelson, 2013, “The Neurobiology of Stereotyping and Prejudice”（“贴标签与偏见的神经生物学”）[28]。霍曼斯论及关于偏见的更复杂可能性，即与标签或身份这类刺激相联系的回报或惩罚（负的回报），常误导我们因标签或身份代表的人物并非最初带来回报或惩罚的人物而错怪他人。尽管如此，我们继续为他人贴标签（分类）。不论如何，哈耶克相信，脑的基本功能就是为刺激分类。此处引述威尔逊的一段文字有助于理解，在《社会生物学》1980年简约本第2章开篇：the higher properties of life are emergent（生命的高级性质是涌现型的）。威尔逊继续解释，例如，为界定完整的细胞，我们不能仅仅注意构成DNA的那些碱基对，还应注意细胞内部的各种分子和细胞周围有各种身份的分子。如果我们要界定一个有机体，就需要注意远比细胞更多的东西。类推至人类社会，他继续解释：观察恒河猴社会的学者承认，他们不可能根据猴子们两两之间的关系推测它们当中的支配关系。也就是说，支配关系是从两两关系当中涌现的性质，或称“涌现型的”关系，它不能被还原为两两关系的复合关系（原文引自Edward Wilson, 1980, Sociobiology, the abridged edition［《社会生物学》简约版］,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702676784

1702676785 我称为“天才扎堆儿”的加州理工的“社会行为”脑科学家阿道尔夫斯（Ralph Adolphs）领导的实验室长期研究杏仁核（Amygdala）脑内的外缘系统的最重要的神经团。我最初阅读脑科学文献时，我读的许多科普作品是由例如 Joseph LeDoux 这样长期研究杏仁核系统的脑科学家撰写的。“金山词霸”检索网络提供的例句是：the amygdala is an executor of stress behavioral, autonomic and neuroendocrine respondses（金山词霸的翻译：杏仁核是应激反应、自主神经和神经内分泌反应的执行部位）。阿道尔夫斯2012年以“社会脑”（the social brain）为题在TEDxCalTech介绍他的实验报告，他首先展示了已知与社会行为密切相关的九个脑区（不包括两大语言脑区）：（1）杏仁核，（2）岛叶，（3）内侧前额叶，（4）颞极，（5）颞顶交，（6）颞上沟，（7）楔前叶，（8）扣带前回与后回，（9）背侧前额叶。关于这些脑区的功能，请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

1702676786

1702676787 其次，他列出社会行为的三要素：（1）social perception（个人的社会想象）；（2）social inference（个人的社会推断）；（3）social behavior（个人的社会行为）。其中perception，我翻译为“想象”。因为，这个单词在哲学词典里常译为“统觉”（特别指称人类五种感觉的统一），在其他学术著作里常被译为“感知”，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更常对应于汉语的“想象”。社会行为，面对面交往，还是译为“想象”更妥当。在上列三要素当中，阿道尔夫斯在演讲中最重视的是“社会推断”。因为，“推断”（inference）的本义是从已知外推到未知，而人总是最难推断他人意图。我们在推断他人意图时，当然要依赖想象，但还要依赖记忆和信念—心智状态三元体{认知，信念，框架}。

1702676788

1702676789 阿道尔夫斯介绍了一位患者（“SM”）完成的“Heider and Simmel”实验，参考文献：Fritz Heider & Marianne Simmel, 1944,“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Apprarent Behavior”（“看上去像行为的一项实验研究”）[29]。实验要求被试观看一段视频，并回答一些问题。出现在视频里的是两个三角形（大的和小的）和一个圆形，其中，大三角形追逐并碰撞小三角形，稍后，圆形试图拯救小三角形，于是与大三角形发生纠缠和冲突，最后，圆形带着小三角形诱使大三角形从一个入口进入矩形，并从外面关上了入口的门，然后圆形带着小三角形从视频里消失，大三角在矩形限制内疯狂寻找出路，并开始撞毁矩形限制。正常的被试在观看这段视频之后提供的描述，几乎完全是拟人的想象（妻子和孩子是父亲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并最终逃离家庭）。可是由于疾患，SM的杏仁核已被切除，于是无法执行杏仁核应有的社会认知功能。杏仁核的社会认知功能当中最重要的一项，被称为“表情识别”—主要是从脸部的各部位的性状推断“表情”的种类—喜、怒、哀、愤怒、厌恶以及各种更复杂的表情。实验结果表明，SM的普通认知能力完全正常，SM提供的陈述是：好的，这里有一个矩形，两个三角形，和一个圆形。三角形和圆形进入矩形，然后另一个三角形也进入矩形，然后圆形和三角形离开了矩形并消失，剩下一个三角形在矩形之内，然后这个矩形的两部分被做成似乎是倒置的“V”形，这就是全部。与正常被试提供的典型陈述相比，SM的陈述里完全没有诸如“追赶”“害怕”“同情”“操纵”“快乐”“愤怒”和“拆毁”等等拟人行为与感情用语。因为，杏仁核失灵导致社会想象和社会推断的失灵。不仅如此，阿道尔夫斯告诉我们，错误的社会想象导致错误的社会推断，后者导致错误的社会行为，然后，错误的社会行为可强化错误的社会想象。因为，社会脑的失灵，相当于人脑缺少了一套“误差校正”系统—即从误差监测到行为修正之间的“负反馈”（即能够产生与被调控行为的方向相反的行为的机制），这就相当于有正反馈机制的行为（即可以自我强化的行为），也称为“自激”行为。基于类似的原因，负反馈机制失灵也导致“詹金森氏症”患者无法控制的颤抖行为。此外，临床医生常要求老年患者或有脑卒中风险的患者试着用手拿起桌上的水杯，意在观察患者脑内的“眼—手”协调机制是否还能正常工作。我们的身体有许多行为协调机制，大多数是负反馈类型的，只有极少数，为了放大信号，带有正反馈的性质。这是系统工程学的术语，负反馈机制的核心功能是提供“稳定性”。心智的失稳，通常因为相关联的一些意念形成了难以消解的正反馈回路。典型的情形，临床心理学称为“强迫症”。于是有一种自杀干预方法看起来很简单，就是与形成自杀意念（suicidal ideation）的人交谈，试图转移意念的焦点到其他事务上去。还有一种治疗强迫症的方法，有很大争议，被称为“心智手术”，依靠电刺激或直接切除，与强迫症相关的意念回路的神经组织。总而言之，理解两类反馈机制，极大地有助于我们理解许多病态行为，从最低级的生命到最高级的生命。

1702676790

1702676791 继续讨论阿道尔夫斯的演讲，随后，他借助眼动仪来监测SM的眼睛从标准脸谱库的一张表情复杂的面孔照片究竟选择了哪些部位，并与正常被试做“统计比较”（将正常被试的眼动仪数据减去SM的眼动仪数据）。他得到的结论是：正常被试的眼睛在表情识别时主要采样点集中分布于嘴部、眼部、鼻尖，大约对应于“眼部+面部神经麻痹患者失灵的面部区域”。可是SM的眼睛扫描的部位当中，完全没有眼部！

1702676792

1702676793 上述研究结论很重要，它表明，杏仁核系统的表情识别功能主要在眼部。由于SM这样的患者很少，所以，相关的研究机会也很少。我们当然希望知道上列九个社会认知脑区的其他八个脑区失灵时分别导致怎样的病态的“社会想象—社会推断—社会行为”。在脑科学界，因疾患割除脑区的患者提供的各种实验机会及实验报告，总是享有最高权威性。因为，这些实验的结论几乎（并不必定）不会再有例如我们对功能核磁共振脑成像的批评那样的争议。

1702676794

1702676795 在这次演讲的最后两分钟，阿道尔夫斯描述了他想象的研究远景：心理学家界定社会脑的解剖结构和连接方式，神经生物学家界定社会脑各区神经束的全脑分布，行为经济学家解释经济行为，行为政治学家解释政治行为，等等。

1702676796

1702676797 复合的刺激，或整合多样化刺激的心理过程，霍曼斯说，心理学家称为perception（统觉）和cognition（认知）。不过，他认为只要简单的观念还能解释涌现性质，就无必要引入更高层级的观念。为解释“模仿”行为，霍曼斯的命题（1）和（2）需要扩展，例如，刺激和回报，都应扩展到行为主体想象中的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伴随的刺激和带来的回报。这一扩展可称为model learning（榜样学习），尤其有助于解释儿童行为。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和与此相关的脑科学争议，至少丰富了霍曼斯的注释，而且支持了霍曼斯当时的推测：有理由相信模仿能力是先天遗传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此处，我必须补充几篇最新发表的论文，或许是对霍曼斯这一推测的修正。如前述，根据2016年发表的一篇昆虫的社会脑的研究报告，昆虫的社会脑不随社会行为范围的扩张而扩张。可见，情感交流对于社会性哺乳动物的社会脑发育过程至关重要。根据发表于2016年11月的一篇综述文章（L. J. M. J. Vanderschuren, et. al., “The Neurobiology of Social Play and Its Rewarding Value in Rats”［“老鼠社会游戏及其回报价值的神经生物学”］[30]），幼鼠的社会游戏具有极高的快乐回报价值，并且，被剥夺社会游戏的幼鼠出现各种心理障碍。

1702676798

1702676799 根据另一篇2016年发表的论文，类似现象见于自闭症儿童的婴儿时期：Karen Frankel Heffler & Leonard M. Oestreicher,“Causation Model of Autism: Audiovisual Brain Specialization in Infancy Competes with Social Brain Networks”（“自闭症的因果模型：婴儿的音频视频脑的专业化构成对社会脑网络发育的竞争”）[31]。这两位作者指出，双胞胎自闭症研究表明，控制先天因素之后，婴儿的后天环境对自闭症有显著贡献。尤其是，婴儿“看”电视或荧光屏类型的画面的累积时间与自闭症概率正相关。原因在于，婴儿的社会脑区尚未发育，故婴儿不会将电视里的人物想象为社会生活中的人物并激活相应的社会情感或社会认知的脑区，关键是，婴儿注意力配置于电视的时间越长，配置于婴儿周围的真实的人的注意力就越少，这样就很容易导致婴儿的“社会脑”发育错过正常发育的“时间窗口”。

1702676800

1702676801 另一篇2016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为这一假说提供了支持，我仅翻译标题即可：Ashley M. St. John, et. al., “Variation in Infant EEG Power across Social and Nonsocial Contexts”（“婴儿脑电波在社会情境与非社会情境中的差异”）[32]。干脆，我再推荐一篇2016年12月发表的研究报告：Koviljka Barisnikov, et. al., “Social Reasoning Abilities in Preterm and Full-term Children Aged 5-7 Years”（“早产儿与正常产儿在5岁至7岁时的社会推理能力”）[33]。这篇文章的三位作者分别来自瑞士的日内瓦大学和洛桑大学，他们发现，早产儿（定义为在怀孕第37周之前出生的婴儿）统计显著地在5岁至7岁的社会脑发育的“时间窗口”表现出与同龄儿童交往的困难。因此，他们建议特别关注早产儿的社会脑发育问题。为强调后天环境对社会脑发育的重要性，我推荐一篇综述文章，2016年12月发表的：Alicia Phillips Buttner, “Neurobiological Underpinnings of Dogs’ Human-like Social Competence: How Interactions Between Stress Response Systems and Oxytocin Mediate Dogs’ Social Skills”（“狗的拟人社会能力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垂体后叶激素与压力反应系统的相互作用对于狗的社会技能的媒介作用”）[34]。家养的狗，可模仿主人的社会技能，并形成卓越的适应人类社会的社会认知能力。

1702676802

1702676803 霍曼斯提出的第三命题，“价值命题”，基于回报的“量”—称为“价值”。虽然，价值的单位永远是核心议题。例如，经济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保持回报的单位不变，绝大多数回报被感受到的满意度随着回报数量的增加而下降（边际效用递减律）。第三命题，霍曼斯指出，只陈述回报的总量而不涉及回报的边际量。命题（3）：一个人的行动产生的结果的价值越高，这个人就越可能再实施这一行动。简单注释：价值可正可负，故“价值命题”意味着价值越负，实施行动的可能性越小。但是霍曼斯指出，由此而有两类回报，其一称为“内在回报”（intrinsic reward），其二称为“规避惩罚”。对应地有两类惩罚，其一称为“内在惩罚”，其二称为“截留回报”（withholding reward）。一般而言，为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尤其是当一个人应当被鼓励采取某一行为的时候，惩罚是一种低效手段，它带给惩罚者的满足感远超过被惩罚者因行为改变而有的满足感。不过，请注意，我们是在比较两个人的满足感吗？霍曼斯指出，惩罚或许对阻止某些行为是有效的手段。也因此，哈耶克告诉我们，法的真义在于negativity —法律不允许的行为的清单称为“负面清单”，而不是允许的行为的清单，positivity，称为“正面清单”。霍曼斯继续评论：或许远为有效的手段，为了消除一项行为，就是截留对这一行为的回报，让它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行为（既无惩罚也无回报）。但是有时这样做需要很坚强的情感，如果，一名婴儿的哭仅仅是为了引起注意而不是有任何其他原因，虽然最佳策略是忽略，但婴儿的母亲很少能不理睬这种哭—不确定性，万一有什么其他原因呢？惩罚的另一缺陷，霍曼斯指出，就是激发被惩罚者的负面情绪，不论惩罚者多么有理。贫困家庭的窘境在于缺乏足够的物质奖励手段，因为这些手段通常很贵。于是，儿童的学习成绩不好固然要挨打，学习成绩好则少挨打。

1702676804

1702676805 对于回报或价值，霍曼斯说，人类可感受的回报种类实在很多。有许多种回报是遗传的，例如食物和温暖，也包括“社会回报”的遗传。因为，他说，有迹象表明，早期的人类是成群外出打猎的，演化结果，人类似乎比人类的那些灵长类表兄有更强的社会性。注释：Richard Klein 2002年发表The Dawn of Human Culture（《人类文化的黎明》）为霍曼斯的上述推测提供了强大的考古学支持。不过，霍曼斯写这些命题的年代（他1958年的著作Social Behavior as Exchange［《作为交换的社会行为》］创建“社会交换”理论，1961年著作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第1版首次提出上述命题），诸如克莱因这样的文化考古学家尚未进入芝加哥大学读博。霍曼斯继续讲解第三命题：获取更重要价值的行动若足够成功，则这一行动本身就可（通过学习强化）成为与更重要价值相联系的价值。母亲经常抱她的孩子，于是被母亲抱就有了社会价值—当孩子被认为“好”的时候，有母亲的抱。对孩子而言，“好”的行为有了正的价值，称为“获得性价值”（acquired value）。如果这些行为融入习惯，则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它们的回报。这样的因果链条当然可以不断扩展，乃至一个人可以为获得社会价值（社会地位或社会承认）而终生奋斗。“通向成功”，这一链条可以很长，其中每一环节都是有价值的。社会学术语，“纵向流动性”（vertical mobility），依赖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一个人必须获得强烈动机，才可能成功。越是稳定的社会环境，人们通过获取中间价值通向最终价值的愿望就越稳定。转型期社会缺乏这种稳定性，相应地，人们缺乏耐心获取中间价值。因此，转型期社会更流行的成功模式是“一夜成名”或“暴发户”，或者铤而走险—这类行为常被定义为“腐败”。

1702676806

1702676807 将第三命题运用于更广泛的社会现象，霍曼斯指出，人们在不同社会环境里成长并获得不同的价值和社会地位，可是人们敏感于相互比较而来的不同价值和社会地位，从而欲求有更高的价值和地位—这些价值被称为“一般化价值”（generalized values）。斯密在《道德情操论》最后修改稿中特别增加了一段文字，提醒人们不要对“上流人士”的生活预期过高，为了不在晚年因后悔年轻时为追求想象中的上流生活所做的荒唐事情而扰乱内心的宁静—斯密认为内心宁静是真正的幸福感的来源，也许是唯一来源（参阅我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

1702676808

1702676809 此处，我推荐一篇2016年12月发表的研究报告：Boris Nikolaev & Jennifer McGee, “Relative Verbal Intelligence and Happiness”（“语文相对智商与幸福感”）[35]。根据这份报告，智商测验的语文得分越高的人，幸福感相对而言就越高。注意，仅仅是智商测验的语文得分。我们常见到高智商的人报告说自己不幸福，很可能，他们的语文得分很低。语文通常意味着人文教养，在中国老龄人口幸福感调查中，人文教养越高的老人报告的幸福感越高。

1702676810

1702676811 基于上面的注释，霍曼斯宣称，他的命题绝不能被视为“快乐主义”命题。因为，这些命题适用于广泛的价值—道德的和宗教的，自私的和纯粹利他的。解释纯粹利他行为，霍曼斯颇费笔墨，却不能令人信服，我这样认为。他生活的年代，对于他要回答的问题，太早。例如，瑞士洛桑大学的两位演化论学者2016年4月发表的一篇论文：Christine Clavien & Michel Chapuisat, “The Evolution of Utility Functions and Psychological Altruism”（“效用函数演化与心理利他主义”）[36]。根据他们的论证，人类演化的基本方向是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倾向，以致人们的效用函数里可能形成利他主义或其他道德变量，而这一趋势是有利于增加适存度的。又例如，伦敦大学学院和弗吉尼亚理工的脑科学家蒙塔格（P. Read Montague）带领的小组于2016年9月发表的一篇脑科学报告表明，经过正念修行训练之后的被试在“最后通牒”博弈中以更高概率采取合作策略，并且他们的社会情感脑区当中的岛叶前回与中隔核（septal region），与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被试相比，有更强烈的激活。请读者阅读这篇研究报告：Ulrich Kirk, Xiaosi Gu, P. Read Montague, et. al., “Mindfulness Training Increases Cooperative Decision Making in Economic Exchanges: Evidence from fMRI”（“正念修行训练强化经济交换过程中的合作决策：功能核磁共振的证据”）[37]。

1702676812

1702676813 第四命题，称为the deprivation-satiation proposition（“剥夺—饱和”命题），其实对应于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律”。命题（4）：一个人在最近的过去越常获得某一特定回报，则下一次这一回报的价值对他而言就越低。注释：“最近的过去”，要求预先定义“时段”的长度。类似的，经济学家谈论边际效用递减律的时候，必须预先界定“时段”的长度—“日”“月”“年”，乃至“一生”。

1702676814

1702676815 第五命题，the aggression-approval proposition（“攻击—赞许”命题），这也是霍曼斯列出的唯一关于人类情绪行为的一般命题。他承认，更完整的心理学通常列出更多关于情绪行为的命题。例如，我立即要引述的特纳的著作。在人类的许多情绪行为当中，霍曼斯认为核心的，写在第五命题里。不过，他指出，关于焦虑感的因果关系或许应列为另一重要命题。命题（5）有两个子命题：命题（5a），也称为frustration-aggression（困惑—侵略）假设，基于1941年发表的研究报告（N. E. Miller & J. Dollard, Social Learning and Imitation［《社会学习与模仿》］, Yale University Press）：若一个人的行动没有带来他预期的回报，或带来他预期之外的惩罚，他将因困惑而感到愤怒，他将变得更可能采取攻击性行为，并且攻击性行为的后果对他而言将更有价值。霍曼斯在这里的注释是，纯粹的行为主义者不同意使用“预期”这一单词，因为它意味着不可观测的“动机”及“心智”。但是，霍曼斯认为，他可以避免使用任何不可观测的术语，但要大费周折改用那些完全外在的描述，同样可以表述这一命题的内容。例如，霍曼斯指出，这一命题若不使用“愤怒”，依照行为主义的思路，就只能使用“攻击性”这类可观测的描述。另一注释是，他指出，侵略性的行为可以产生更多愤怒，于是这里出现了正反馈机制。命题（5b）：若一个人的行动带来的回报达到或超过了他预期的，或没有带来他预期的惩罚，他将感到高兴，他将变得更可能采取这些受到赞许的行为，并且这些行为的结果对他而言将更有价值。事实上，霍曼斯指出，他的研究表明，赞许，这是社会行为的最重要回报。他认为“愤怒”和“赞许”这两种情感应属于sentiments（道德情操）。

1702676816

1702676817 在结语部分，霍曼斯要求将这些命题视为一个“命题系统”。因为，在解释行为时，任一命题都要假设“其他方面保持不变”，而这一假设之所以成立，因为有来自其他命题的担保。这就相当于，计量模型同时检验由这五大命题组合的全部120组假设（5的全排列等于120）。霍曼斯继续写结语，这些命题表明，以往的“刺激—行为”构成的历史至关重要。不仅个人行为依赖于历史，而且通过儿童的教养过程将个人行为的历史（那些被养育者认为重要的价值）传递给儿童，从而社会文化传统也依赖于社会成员的个人行为史。但是他还指出，这些传统价值也面临新的环境的挑战。常见的现象是，在新环境的挑战下，传统价值突然改变，导致无法预期的激烈的而且可能也是多数人不希望发生的社会变革。当然，他又指出，没有社会能够有全新的开始，始终有一些传统价值在新环境挑战下继续维持自身的价值。于是，我们又回到诺斯的经济发展之谜和他的求解思路，在前述他的那次演讲和两部著作里。霍曼斯似乎懂得诺斯提出的谜题，因为他继续写：正是这种历史性，使解释人类行为和人类制度变得格外困难。其他科学不会遭遇这样的困难，或许磁性的研究遇到类似的由历史性带来的困难。假如作用于人类或社会的力量是“收敛的”—当自然选择的力量占据压倒优势的时候，那么，历史性引起的上述困难可以减至最小。人类社会演化的初期，可能如此。那时通行的唯一原理是“最适者生存”。在人类社会演化到多元时代，历史性引起的研究困难就几乎是不可克服的了。

1702676818

1702676819 在社会学领域，霍曼斯被认为是“社会交换理论”的创立者，不过，他坚持运用行为学方法分析社会行为。他的两位后继，Peter Blau 和 Richard Emerson ，更系统地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方法用于社会学研究。现在，我回来讨论特纳2007年著作《人类情绪：社会学理论》。如特纳所说，社会学家关于人类情绪的研究实在很不充分，以致在这本书之前的30年里积累的文献，差不多只够填满由他联合主编的一套大约600页的手册《情绪社会学手册》（Jan E. Stets & Jonathan Turner, 2006, eds.,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Springer）。因此他认为应当写这部专著，以补学术文献之不足。他指出，情绪是人类维系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力量。

[ 上一页 ]  [ :1.7026767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