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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 附录 社会过程及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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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Procedure and Its Eval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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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对它自身演变的评价，长期而言，决定了它自身的演变。最早定义了这样一个主动过程的经济学家，是奈特（Frank Knight），他的思想影响了阿罗（Kenneth Arrow）和布坎南（James Buchanan）。阿罗系统地批评并颠覆了公共政策的“卡尔多—希克斯”判据的合理性。布坎南则确立了数量远大于帕累托改善之可能性的帕累托不可比的社会状态之间的政治对话理论。最后，可以视为对布坎南政治对话理论的支持，森（Amartya Sen）提出的一个命题表明，在社会成员对诸如“自由”“效率”“民主”这类理想或“美好社会”（good society）诉求的指引下，社会在特定信息结构的制约之内对自身演变的任何评价，或者是不能自洽的，或者在帕累托不可比的社会状态的集合上无差异。将上述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演变，根据中国社会的三重转型特征可推测，中国的经济发展或迟或早将改变多数中国人对各类价值的重要性排序，并且，以不很高的概率，可能逐渐降低物质利益在价值排序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根据物质利益在人群之内的不平衡分布可推测，由于物质利益在“已经富起来的”和“尚未富起来的”人群的价值排序中的显著不同位置，并且由于帕累托改善机会的耗竭，在帕累托不可比状态的集合上的不同价值排序所导致的政治对话与政治冲突，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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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 （一）引言：关于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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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或生命的群性，与生命的个性相对而言，成为人类的两大特征。作为“社会性哺乳动物”，人类的每一个体的生活可分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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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感生活。这一生活的“生理—心理”基础是人类在物种演化的哺乳动物阶段形成于脑内的“外缘系统”（Limbic Systems）。脑科学的当代研究（来自不同学派的报告）的最令人信服的一项共识是，人类的情感生活与理性生活密不可分。不仅如此，因病患所致的情感障碍将显著地降低行为主体的理性程度。也就是说，情感是理性的基础和前提，并且根据一般哺乳动物远低于人类的理性程度，我们推测，理性不是情感的基础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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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体生活或“私域”（private domains）内的生活。这一生活的“物理—生理—心理”基础是生命“体”边界之内的主动过程，即亚里士多德（拉丁文本）谈及“动物”（anima）时使用的这一语词的另一涵义—“灵魂”。有灵魂的过程，从奈特的思想体系之内推断，可称为“主动过程”。就动物而言，主动过程意味着关于生命的常见的“三层次”定义—每一生命体必须有身体的“边界”、边界内部复制自身的过程，以及边界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能量交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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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群体生活或“公域”（public domains）内的生活。这一生活的“物理—生理—心理”基础尚未令人信服地澄清。一种可称为“套套逻辑”的演化论的解释是，社会性哺乳动物之所以演化为“社会的”，是因为使它们在与其他物种的竞争中得以生存的策略之一是个体之间的“合作”。对这一假说的实证支持是晚近发表的一部分演化心理学、胚胎脑科学和关于人类情感的脑科学研究报告，其中，人类脑容量增长在大约50万年前的停滞和此后人类大脑的前额叶占大脑比重的迅速增长，以及前额叶在社会认知与情感协调方面的主导性功能，可用来支持人类大脑的社会交往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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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动物之外的动物也可以有社会性，典型地，动物学家们特别关注白蚁、蚂蚁和蜜蜂的社会性。非哺乳动物的社会交往及其可达范围，依赖于它们使用的可称为“语言”的各类信号的性质。与哺乳动物不同，非哺乳动物的脑，缺少“情感中枢”。因此，我推测，它们的社会认知行为唯一地由它们的“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能力及其性质决定。根据动物行为学及脑的胚胎学原理，我们不难推测，社会性昆虫类的语义记忆能力是遗传决定的，并且在后天发生的特定情境内习得语言的具体内容。也因此，这些昆虫社会，与原始人类社会一样，被纳入涂尔干所谓“机械团契”，与现代人类社会所表现的“有机团契”形成对照。但根据关于昆虫分工和人类分工的比较研究以及语言和情感的记忆理论，我推测，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有机团契，并非由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而是由于社会情感的发展。许多迹象表明，有一种被辛格（Tania Singer）在最近发表的一份脑科学报告中命名为“共享的神经元网络”的脑内信号系统，可视为普通灵长目脑内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在更高阶段演化的产物。这一共享式的神经元网络束，应是人类在范围远超血亲家族之外的社会交往能力的“生理—心理—语言”基础。与此同样具有启发性的一项脑科学事实是，在迄今为止被人类研究过的各物种当中，似乎只有人类和数目有限的“会唱歌的鸟类”（singing birds）的脑，有“场景记忆”能力。后者完全不同于“语义记忆”，因为它使行为主体有了关于“时间”或“历史”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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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推测，“情感生活”“场景记忆”“社会交往”，这三类现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甚至不可分离的联系。正是这一目前尚未澄清的联系，为人类社会提供了“物理—生理—心理”的基础。并且也是在这一联系的基础上，才可能在人类个体的心理世界里形成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在1930年代提出并成为社会行为学、社会心理学和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原理之一的“社会自我”（social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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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人类社会的历史，韦伯认为，这些社会及其权威的正当性来源可有三类—传统型、法理型、奇理斯玛型。与此相对照，奈特认为人类社会可分为下列三类：基于习俗的，基于威权的，和基于共识的。这一分类导致阿罗在建构“社会选择”理论时，将“不可能性”定理的现实背景限制在“共识社会”（consensus society）的集体行动的范围内。在其余两类社会里，由于“习俗”和“威权”的内在和外在特征，集体偏好不是如同外部强加的就是独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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