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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特里萨·德布里托为何如此担心谢波山谷初中吗?她是一所初中的校长,她教的孩子刚好处于向青春期过渡的艰难阶段。他们会尴尬,容易觉得难为情;他们担心自己看起来太聪明。她说,让他们参与进来,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回答老师的问题就像“拔牙”一样痛苦。她希望她的班级能充满有趣而又各不相同的想法,以及兴奋之情。这种兴奋来自一定数量的学生努力解决同一个问题的过程。但在一个没有多少学生的教室里,如何能体会到以上感受?“一个班级的学生越多”,她接着说,“不同的意见也就越多。如果班级的同龄学生太少,他们就都不喜欢说话了。”她虽然没说,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她的反应——假设有人在学校旁边那片起伏的草地上建造一个大型住宅小区,她也不会那么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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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在梅里登的一所初中当数学老师。”德布里托又说。和康涅狄格州的其他地区相比,梅里登是一个收入中等偏低的城市。“我带的最大的班级有29名学生。”她说这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她要批改很多作业,还要回答很多学生的问题。“你真希望你的后脑勺也长着眼睛。当你和某个小组工作时,你要能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你必须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因为班里的学生太多了,角落里总有一些人,他们讨论的东西完全跟他们应该讨论的东西不搭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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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坦白地说,她喜欢教这个班级。这是她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一年。一个教十二三岁孩子的数学老师特别努力地工作,她的教学工作让她觉得兴奋,而那29个孩子也十分兴奋。“他们是一些会相互影响的同龄人。他们不会只和一个群体玩耍、交流。在这里,你有更多的机会丰富自己的阅历。真正的问题在于你要如何让孩子们变得活泼,让他们过得充实,参与到课程中来,这样他们才不会只是被动地接受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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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她希望谢波山谷初中的每一个班级都有29名学生吗?当然不会。德布里托知道她自己有些与众不同。大多数老师心目中的理想班级学生人数都低于29名。她的意思是我们总是在小班级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上打转,而忽略了大班级会有什么好处。把自己的孩子和其他的学生看成是争夺老师注意力的竞争对手,而不是共同学习进步的好伙伴,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教育理念吧?当德布里托回想起在梅里登教书的那一年时,她的眼睛里充满着向往。“我喜欢嘈杂声。我们喜欢听到他们互动的声音。哦,这太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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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谢波山谷出发,开半小时的车程就能到达康涅狄格州雷克维尔镇。这里有一所名叫霍奇基斯的学校。它是美国早期的寄宿制学校之一。一年学费约5万美元。学校里有2个湖泊,2个曲棍球场,4个望远镜,1个高尔夫球场,还有12架钢琴。学校煞费苦心地指出,这个学校里的钢琴可不是普通钢琴,而是用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施坦威钢琴。[11]霍奇基斯是那种为了学生教育不惜下血本的学校。该校的班级平均只有12名学生。这是特里萨·德布里托所害怕的,却是霍奇基斯所认为的最大的优势,开车沿路都可以看到相关的广告。这个学校的管理人员骄傲地宣称:“我们的学习环境私密性强,互动性强,包容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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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像霍奇基斯这类学校要做这些明显会让学生成绩更糟的事情?答案只有一个,学校考虑的并不是学生。他们真正考虑的是学生的家长,这些家长看中的是高尔夫球场、施坦威钢琴、小班教育这类值得花5万美元的设施和理念。更准确一点来说,是霍奇基斯掉入了富人、贵族学校和富裕国家的陷阱,这些都是歌利亚——容易掉入的陷阱:学校认为这些可以用金钱购买的东西能够转变成现实世界的优势。当然,它们不会。这就是倒U曲线图给我们的教训。比你的对手强大是一件好事。而当你太过强大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成为时速150英里的火箭的目标。歌利亚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是因为他太强大了。那个好莱坞的男人没能成为符合自己期待的父亲,是因为他太有钱了。霍奇基斯没能成为它想要成为的那种学校,是因为它的班级人数太少了。我们总认为,做一个更强大、更富有的人才能让我们获得最佳利益。而维威克·拉纳迪夫,那个叫大卫的牧童,还有谢波山谷初中的校长则会告诉你,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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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经济学家埃里克·汉纳谢克(Eric Hanushek)完成了数百份班级规模研究的结果分析(The Evidence on Class Size)。汉纳谢克说:“在研究学校各方面因素时,大概研究最多的就是班级的规模吧。这类研究工作持续了好几年,然而我们依然没有理由相信班级规模与学习好坏有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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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和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在一篇优秀的文章中指出,几乎所有的结果都是随着倒U形发展的:“在心理学领域,人们发现X可以让Y增加到某个点,之后又会让Y变少……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完美的。那些高成本的积极措施、规定和实践,很可能已经开始对收益施加反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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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父亲是一个数学家,他对这些东西十分执着,他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说我总是把问题简单化。事实上,倒U曲线图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直线。第二部分,“最初的直线慢慢弱化”。这是边际收益递减区域。第三部分,多余的资源对结果并无影响。第四部分,更多的资源会产生反作用。他写道:“这就跟我们建房子一样,要建一层楼,你就得先打地基。记住这个口诀‘打地基、铺砌石板、压平、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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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体现酒精摄入和健康关系的倒U曲线图是其中的经典例子。如果刚开始你一杯酒都不喝,后来发展到每周喝一杯,你的寿命会更长。如果你每周喝两杯,你的寿命会在这个基础上再延长一点点。每周喝3杯的话,寿命会再接着延长。一直到每周7杯都是如此。(这些数据只针对男性。)这是“上坡路”:喝得越多越健康。之后就是每周7杯到14杯这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喝更多的酒,并不会更有益于健康;而同时也不会伤害你的身体。这是曲线图的中间部分。最后则是曲线图的右半部分:“下坡路”。如果你每周喝酒超过14杯,那么喝得越多,你的寿命就越短。酒精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量少时它是好的,适量时不好不坏,量大则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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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例外情况:有严重行为偏差或者没有什么学习天赋的孩子。对于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学生而言,倒U曲线图并不能准确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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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霍奇基斯的网站上称该校只有12架施坦威钢琴,但学校的音乐主任却曾在其他地方说过他们共有20架钢琴——除施坦威外,还有一架法奇奥里(该品牌被誉为钢琴中的劳斯莱斯)。这些钢琴的价值超过100万美元。如果你去霍奇基斯的琴房练习“快速曲调”的话,你会发现弹出来的声音非常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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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弱者如何找到优势,反败为胜? 第三章 卡洛琳·萨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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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去马里兰大学的话,我现在仍会留在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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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前,巴黎是艺术世界的中心。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画家团体在巴蒂尼奥勒附近的盖尔波瓦咖啡馆聚会。这个小团体的领导人是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他是团体里年纪最大、最著名的成员之一。当时他三十出头,长相俊美,热衷于社交,穿着时尚,他的活力和幽默让周围的人着迷。马奈的好友是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他是少数几个可与马奈媲美的画家之一。他们两个人都比较易怒,且牙尖嘴利,时而会进行一些激烈的争论。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是个脾气不怎么好的高个子,总是忧郁地坐在角落里,穿着背带裤。“我就不同你握手了吧。”一次落座之前,塞尚对马奈说道。“我已经8天没洗手了。”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则十分固执,个性很强。他是食品杂货商的儿子,没接受过什么教育。他最好的朋友是人称“随和顽童”的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在他们交好期间,雷诺阿画了11幅莫奈的肖像。这个团体的精神领袖是卡米耶·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他是一个非常明智、忠诚和原则性强的人。就连脾气最差、最冷漠的塞尚都喜欢毕沙罗。几年后,他还自称是“毕沙罗的学生塞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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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卓越的画家后来一起创造了一个现代艺术流派——印象派。他们互为模特,以精神或者物质的方式为彼此提供支持。今天,你可以在世界的各大博物馆里看到他们的画。但在19世纪60年代,他们陷入了困境。莫奈破产了。有一次,雷诺阿给他带了一些面包,他才不至于饿死。不过雷诺阿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要寄信,但是没有钱买邮票。当时,没有商人对他们的画作感兴趣。艺术评论家——在19世纪60年代,巴黎只有一小撮的艺术评论家——提到印象派的时候,大多是贬低他们。在昏暗的盖尔波瓦咖啡馆里,马奈和他的朋友们坐在快要散架的金属椅子上,靠着大理石台面的桌子,边吃边喝;他们谈论政治、文学、艺术。当然,谈论最多的是他们的画家生涯。当时的印象派画家都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巴黎美术展览会就快开始了,他们应该画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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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在19世纪的法国文化生活中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的绘画由一个叫皇家内阁和美术部的政府部门管理,画家与现在的医生和律师一样,被看作一种职业。一个画家想要有前途的话,就应该先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接受正规和严格的教育;先临摹画作,再学习画模型。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竞赛。那些画得不好的人会被淘汰。画得好的人则能赢取奖项和奖金。绘画的顶级殿堂就是巴黎美术展览会,这是全欧洲最盛大的艺术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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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法国的画家都会选取两到三幅最好的帆布画送到评审委员会。截止期限是4月1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拉着载有帆布画的手推车穿过巴黎的街道,将他们的作品送到工业宫。工业宫是巴黎世博会的展馆,位于香榭丽舍大道和塞纳河之间。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评审会轮流给画作投票。那些没通过评审的画作会被贴上红色的“R”标志,意思是“拒绝”(rejected)。通过的画作会被悬挂在工业宫的墙上。在6周的时间里(从5月初开始),约有100万人来参观展会,他们争相挤在最著名画家的作品前欣赏画作,讽刺那些他们不喜欢的画作。最好的画作可以获得奖章。优胜者会因此出名,他们的作品价值也会水涨船高。而输的人只能悻悻地回家,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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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懂得欣赏那些没有获得艺术展览会认可作品的艺术爱好者不超过15个人。”雷诺阿说,“而不会买那些没有获得认可作品的有8万个人。”雷诺阿急切地想要获得巴黎美术展览会的认可。有一年,评审还在审议的时候,雷诺阿便跑到工业宫去,在外面苦等,希望可以早点知道他的作品是否入选。之后他又觉得不好意思,就说自己是雷诺阿的朋友。盖尔波瓦咖啡馆的另一个常客弗雷德里克·巴齐耶(Frédéric Bazille)坦言:“我十分害怕被拒绝。”画家儒勒·霍尔扎菲(Jules Holtzapffel)因为没能入选1866年的巴黎美术展览会,而朝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评审委员会拒绝了我。所以我是没有才华的”,他在遗书中写道,“我必须得死。”对19世纪的法国画家来说,巴黎美术展览会就是一切。该展览会之所以对印象派画家如此重要,是因为他们就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同时还因为他们也曾被展览会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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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美术展览会的评审标准十分传统。“他们选的都是那些异常精确的作品,‘收笔’恰当,结构正式,比例合适等等,简而言之,必须具备一切常见的艺术惯例。”艺术史学家休罗(Sue Roe)写道:“光明表示画作充满戏剧意味,黑暗则表示庄重。在叙事画中,场景不仅要‘准确’,还必须使用道德上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色调。巴黎美术展览会的下午就像巴黎歌剧院的夜晚:观众希望演员去抬高他们,取悦他们。大部分人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们期望看到自己能懂的东西。”休罗说,那些能够得到奖章的画作都是一些画得很精细的大幅帆布画,表现的要么是法国历史,要么是神话故事,画的都是马、军队和漂亮女人;而题目就叫《军队出发了》、《因为书信而流泪的年轻妇女》、《被抛弃的无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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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派画家对艺术则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描绘的都是日常生活的画面。他们的一笔一画清晰可见,构图则是模糊的。对于展览会的评委和工业宫的观赏大众来说,他们的画作看起来不具备专业水准,有时候甚至令人震惊。1865年,展览会评审意外地认可了马奈的一幅画。他画的是一个妓女,画作名叫《奥林匹亚》(Olympia)。这幅画在巴黎引起了一阵骚动。保安围在画前,竭力阻止群众靠近这幅画。“巴黎顿时陷入了一种十分不理性的氛围中,害怕甚至它成了人们的主导情绪”,历史学家罗斯·金(Ross King)写道,“一些人看到这幅画的反应是‘狂笑不止’,而其他人,主要是女性,她们则惊恐地扭过头不看这幅画。”1868年,雷诺阿、巴齐耶和莫奈的画被展览会选中。画作本来可以公开展览6周。不料在展会举办过程中,展览方将他们的作品从主展区撤出,随意地丢在了垃圾堆里。这个垃圾堆是一间又黑又小的房间,位于工业宫后面,用来放置那些被认为失败的作品。完全不被认可真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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