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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过程中，弗赖雷克发现检测孩子们癌症发展变化的标准方法——抽取血液，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癌细胞数量——并不是一种足够好的方法。血液是会骗人的。检查儿童的血液，似乎看不到任何癌细胞；然而癌细胞会潜藏在骨髓里，也就是说医生得一次又一次地抽取骨髓进行检查。抽取骨髓特别痛。而患者每个月都需要抽取骨髓，一直到医生确定骨髓中没有癌细胞，这种痛苦才会结束。马克思·温特罗布听说弗赖雷克决定这么做的时候，曾试图阻止他。温特罗布说弗赖雷克是在折磨病人。他说的倒没错。他对病人充满了怜悯之心。但是这种怜悯之心并不会治好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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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抽取骨髓时，会像这样抓着他们的腿。”弗赖雷克告诉我，他伸出一只大手，仿佛他的手正抓着一个孩子的大腿骨，“我们没打麻药，就直接把针插进去了。为什么不打麻药？因为给他们打麻药时，他们也会这么大喊大叫。我们要把一根18号或19号针头插进孩子的胫骨里。胫骨就位于膝盖下面。孩子们歇斯底里地叫着。父母和护士压住孩子。每一个疗程都要抽取骨髓。我们需要知道，孩子的骨髓是否已经康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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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雷克说“会像这样抓着他们的腿”时，脸上浮现出一种无意识的痛苦表情，就好像那根18号或19号的针插进孩子们的胫骨时，他能感受到那种疼痛，又仿佛这种疼痛可以让他暂停思考片刻。然而这种表情在你捕捉到那一刻，它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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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杰·弗赖雷克还是一名实习医生时，他遇到了一个叫哈罗婷·坎宁安（Haroldine Cunningham）的护士。他约她出去。她拒绝了。“年轻医生都争强好胜，”她说，“他那个人是出了名的心直口快。他约了我好几次，我都没答应。”某个周末，坎宁安去芝加哥郊外探望她姑妈，电话突然响了，是弗赖雷克打来的。他从芝加哥坐火车过来，在火车站给她打的电话。“他说‘我在这里’，”她陷入回忆中，“他是很执着的一个人。”当时是20世纪50年代初。之后不久他们就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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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雷克身材高大，而他的妻子则娇小玲珑，这个小小的身躯里隐藏着巨大的能量。“我了解他，了解他的需要。”弗赖雷克总会在医院待到深夜，他妻子总会在家里等着他。“她是第一个爱我的人。”弗赖雷克简单地说了一句话，“她是来自天堂的天使。她发现了我。她在我身上找到了可以培养的品质。我什么事都顺着她。她让我的每一天都得以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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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婷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长大。他们一家人住在芝加哥城外的一套小公寓里。12岁时的一天，她要进浴室，但是怎么也打不开门。“我母亲把门反锁了，于是我跑下楼去叫邻居，这个邻居也是我们的房东。他打开窗户，爬了进去。我们叫了救护车。我母亲最后死在了医院。当你还只有十二三岁时，你可能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但我知道她过得不开心。我的父亲总不在我们身边，他不是一个好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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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在丈夫的办公室里。这个女人，她为丈夫混乱的人生铺设了一片净土。“你要知道，爱并不能拯救所有你想要拯救的人。有些人曾问我：‘你对母亲不感到生气吗？’我说，‘我不生气’。我了解她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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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东西可以帮你建立信心，有些东西则会让你士气低落。我和杰共同拥有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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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弗赖雷克实习期结束时，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刚好过世，留给他600美元。“我有一个病人，他是二手车经销商，他说他可以卖一辆二手车给我，”弗赖雷克说，“是一辆1948年的庞蒂亚克。一天晚上我喝多了，和一些女孩儿开车离开派对时，与一辆全新的林肯发生了剐蹭。我本应该坐牢的，那些警察过来后，认出我是郡医院的实习生，于是就说‘我们来处理’。”在那个时代，当医生就有这种特权。不过现在的话，大概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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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受诫礼，为年满13岁的犹太男孩儿举行的成年仪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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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这12位总统分别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门罗、安德鲁·杰克逊、安德鲁·约翰逊、拉瑟福德·海斯、詹姆斯·加菲尔德、格罗弗·克利夫兰、赫伯特·胡佛、杰拉尔德·福特、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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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布朗的研究始于华兹华斯的诗句。华兹华斯的母亲在他8岁时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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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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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识和爱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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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我们留下了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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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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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或者就像英国评论家托马斯·德·昆西说的：“早年成为孤儿是否是一种优势，要视人的本质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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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如果你想了解治疗白血病的全过程，那就去读悉达多·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的普利策获奖作品《众病之王：癌症传》（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A Biography of Cancer）。没有比这本书更合适的了。穆克吉在书中用一整章的篇幅描绘了如何治疗白血病。这本书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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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0世纪60年代，小说家彼得·德·维里的女儿因白血病夭折。他以此为题材写了一本充满悲痛的小说，名为《羔羊血》（The Blood of Lamb）。维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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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了儿童病房，又看到了类似的画面：母亲们正陪着她们奄奄一息的孩子。一个只有一条腿的女孩，拄着拐杖，在护士的鼓励下，熟练地下了楼。从关着的玻璃门看过去，有一个小男孩儿，他正躺在床上，他的头部到处都在流血；一个牧师警觉地靠在墙上，他正准备靠近一点。隔壁的病房里，住着一个5岁的小男孩，他的头上插着输液管，那里面是氨甲叶酸；小男孩儿呆呆地看着围绕在自己身边的那堆大型机器。他旁边有一个婴儿，正坐着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是猜谜节目……在父母和孩子们之间，在这个诀别的地狱里，医生来来回回地穿梭；他们要抽取病人的骨髓样本，以了解病毒在孩子体内的发展状况。穿着制服的医生们仔细地检查孩子的四肢和大脑，并在关键处开刀，以了解病毒所在的位置。他们努力奋战了这么久，究竟什么才是他们最伟大的成就？他们在一个又一个的器官里寻找那些病毒，试图将它们都赶出去，以便达到延长病人生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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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对未来情绪的估计被称为“情感预测”。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我们是糟糕的情感预测家。心理学家斯坦利·J·拉赫曼（Stanley J. Rachman）就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找了一些害怕蛇的人，然后给他们看蛇；或是找一些患有幽闭恐惧症的人，让他们站在小小的金属壁橱里。他发现，真正经历时的那种害怕的感受不如人们想象中的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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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三K党（Ku Klux Klan），美国历史上和现在仍存的一个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民间组织，是美国最悠久、最庞大的恐怖主义组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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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许多年前，我有过这样的一个病人。”纽约的精神病学专家彼得·默赞（Peter Mezan）告诉我，“他缔造了一个帝国。他有一个不幸的童年。6岁时，他的母亲死在了他面前——他父亲站在母亲面前，发狂似的朝她大喊大叫。他母亲当时正在抽搐。后来他父亲被人杀害了，因为父亲是一个匪徒。于是他和他的兄弟姐妹被送到了孤儿院。他在那个地方长大。在那里他只学会了一件事，就是克服。因此他特别强烈地想要抓住那些别人没抓住的机会。我想，他应该是觉得自己没什么可输的吧。”对默赞而言，以他的多年经历来看，童年时期遭受的巨大变故，以及这类丧父（母）的孩子在成年时期取得的传奇般的成功之间确有联系。事实上，人们忍受这种创伤并活下来的原因在于自由。“有些人，他们可以打破既定世界的框架——人们信赖的事情，人们的假设、常识和熟悉的事物，以及每个人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事（不管是癌症，还是自然定律）。”他说，“他们不受框架的约束。他们有能力跳出框架。我认为普通的儿童框架不适合他们。这类框架会毁坏他们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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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VAMP疗法是指高剂量、四药组合的白血病疗法。V=vincristine（长春新碱）；A=amethopterin（氨甲叶酸）；M=6-meraptopurine（6-巯基嘌呤）；P=prednisone（强的松）。——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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