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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这种方法需要重复进行化疗,即使病人看起来已经处于无癌状态,也需进行化疗。这是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M·C·李(M. C. Li)和罗伊·赫兹(Roy Hertz)提出的方法。李曾碰到患有绒毛癌的病人——绒毛癌是一种罕见的子宫癌。他实行了一个又一个的化疗过程,才最终把癌细胞从病人的体内清除干净。这是化疗方式第一次治好了实体瘤。李首次提出该疗法时,曾遭到相关人士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做法,但李依然坚持己见。后来,他被解雇了——虽然他已经治好了病人。“当时就是这样的,”德维塔说道,“我记得当时为讨论绒毛癌,开了多场病例研讨会。会议的焦点就是,这是否是一种自发性的病情缓解过程。没有人认为氨甲叶酸真的治好了这位病人。”不用多说也知道弗赖雷克到今天依然敬畏李。有一次,在一个科学会议上,有个发言人不屑于李的成就,当时正处于会议期间,弗赖雷克见状,立刻挺身而出,咆哮道:“M·C·李治愈了患者的绒毛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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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弗赖雷克的故事太多了。他曾跑到国家癌症研究所12层的临床中心,那里是成年人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病房所在地。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CML)是一种产生过量白细胞的白血病。病人的细胞再生机制超负荷运转。而弗赖雷克治疗的那些孩子则恰恰相反,他们得的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罹患这种癌症的病人,他们的身体会产生过量有缺陷的白细胞——因此他们在面对感染时毫无免疫力。于是弗赖雷克跑到12层的病房去,他把患有癌症的成年病人的血液,输进住在2层的患儿的身体里。从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病人的血液中提取白细胞是否是一种不寻常的做法?“这是一种疯狂的做法。”弗赖雷克说道,他想起了当初做实验的情形。“每个人都说我疯了。如果孩子们也感染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怎么办?要是这种方法让他们的病情加重了怎么办?”弗赖雷克耸了耸肩,“孩子们在几个月内必死无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没什么可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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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我只是简单介绍了白血病的部分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翻阅穆克吉所著的《众病之王:癌症传》。弗赖雷克和弗雷公布他们使用超剂量化疗药物治疗白血病取得的进展后,肿瘤学家唐纳德·平克尔(Donald Pinkel)对该方法进行了研究,推动了其进一步发展。平克尔的研究团队,即孟菲斯的圣朱德儿童研究医院的人员,开创了“全身疗法”,被称为VAMP四角疗法。平克尔对VAMP疗法的改进,最终使我们今天在白血病治疗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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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尤今·科贡(Eugen Kogon)在其回忆录《地狱理论和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ell)中描写了德军集中营布痕瓦尔德发生的事情。纳粹军队接见集中营的负责人,要求他们选择毒气室。这是一些“不人道”的毒气室,纳粹军队对它们进行了排位。不遵守命令就意味着灾难降临。纳粹军队会将监狱长当成“绿党”,他们会和犹太人、政治犯一样,在布痕瓦尔德遭受非人的虐待。科贡写道,那些“心灵纯粹”的人是做“不”出决定的。人生在世,我们有时候就必须为了一些更伟大的目标而去做伤害别人的事。就如科贡所写:“一个人的良心越是柔软,要做这样的决定就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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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弱者如何找到优势,反败为胜? 第六章 怀亚特·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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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是最狡猾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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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权运动史上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拍摄于1963年5月3日,出自美联社的摄影师比尔·哈德森(Bill Hudson)之手。哈德森当时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马丁·路德·金的支持者正是在这里遇到了伯明翰种族公共安全委员,“公牛”尤金·康纳。在这张照片中,一个少年正遭到一只警犬的袭击。直到今天,这张照片仍让人觉得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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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哈德森将胶卷交给了编辑吉姆·拉克松(Jim Laxon)。拉克松之前都没注意过哈德森的照片。直到他看到照片中男孩儿朝着一条狗前倾的姿势,他才注意起这幅照片来。后来,他承认当时为“一个面对德国牧羊犬沉着冷静的少年”而感到震惊。自从17年前他发布了一张获得普利策奖的照片后——亚特兰大的某间旅馆发生火灾,一个妇女从高层的窗户跳了下来——他就再也没有感受过照片所谓的震撼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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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松拿着这张照片,将其用电报发送出去。隔天,《纽约时报》在星期六版的首页以原图3倍大小的版面刊登了这张照片。而国内的主流媒体也几乎都刊登了这张照片。肯尼迪总统看到这张照片后,惊骇不已。时任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Dean Rusk)担心这张照片会“引起海外盟友不安,并让敌人因此感到窃喜”。这张照片引起了国会的讨论,成了人们茶余饭后、学生课堂上的谈资。有那么一段时间,美国人似乎什么都不谈论了,只谈论这张照片。就像一个记者说的,这是一张“会永远燃烧的照片……那个瘦削、穿着考究的男孩儿的身子倾向那只狗,他的双臂无力地垂着,沉着地盯着前方,好像在说‘咬我啊,我就在这里’”。为消除那些在美国南部适用的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法律和政策,马丁·路德·金和他的民权运动积极分子已经奋斗了好几年。因为有这些法律和政策,黑人很难甚至几乎找不到工作,他们没有选举权,不能接受正规的教育,甚至不能和白人共用一个饮水机。突然间,局势发生了变化。一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了《1964年民权法》,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之一。人们总是说《民权法》其实是“在伯明翰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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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马丁·路德·金来到伯明翰。当时他的民权运动危机重重。他用了9个月的时间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领导反对种族隔离的抗议运动。奥尔巴尼距离美国南部200英里远。他并未在奥尔巴尼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于是便灰心地离开了这个地方。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件的判决,是民权运动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当时,法院判决认为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措施是违反宪法的。然而,在案件判决过去约10年后,南部诸州的公立学校依然在实行种族隔离措施。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南方大部分州的州长都是立场中立的政客。他们希望人们可以尊重黑人。当时,亚拉巴马州有一个名叫“伟大的吉姆”福尔松的州长,他总是说“人都是一样的”。20世纪60年代初,所有持中立态度的州长都离任了。州议会落入支持种族隔离的强硬派手中。南方各州的民权运动似乎在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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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伯明翰呢?伯明翰是美国种族隔离状况最严重的地区,它被称为“南部的约翰内斯堡”[43]。那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辆满载民权运动积极分子的公共汽车正开往伯明翰方向,三K党成员命令该车停靠在路边,之后便向它开火。这一行动得到了当地警察局的默许。那些试图搬进白人社区的黑人所居住的房子常被当地的三K党成员轰炸。因为这种爆炸案太多了,伯明翰有了另外一个昵称“爆明翰”。“在伯明翰,”戴安娜·麦克沃特在《带我回家》(Carry me home)一书中写道,“有这样一种犯罪科学,防止犯罪(入户盗窃、强奸等)的最好办法就是走出去,开枪打死这些犯罪嫌疑人。(‘不这样做的话,事情会失控的,’警局的某个小队长也许会这么说,‘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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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的种族公共安全委员“公牛”尤金·康纳,身材较矮,长着一对大耳朵,声如牛蛙。因为1938年的一件事,他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当时伯明翰城区正在举行一个政治会议,白人和黑人各派代表参加。康纳将绳子的一端系在礼堂外草坪的某根树桩上,绳子一直拉到了礼堂内的过道,并往下延伸。白人坐在绳子的一边,而黑人坐在绳子的另一边。这种做法响应了该市的种族隔离法律。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总统夫人埃米莉·罗斯福。但她坐“错”了位置。康纳的手下强迫她坐在白人那边。(想想如果有人这么对米歇尔·奥巴马的话,会发生什么事。)[44]康纳早晨喜欢去市区的莫顿酒店打发时间,去喝100度的老祖父波旁威士忌。他常说“犹太人的内心完全就跟‘黑鬼’一样”之类的话。人们经常会拿伯明翰开玩笑,但其实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笑话:住在芝加哥的一个黑人早上醒来时告诉妻子,他梦见耶稣了,耶稣让他去伯明翰。妻子极度恐惧地说:“耶稣说过要和你一起去吗?”她的丈夫答道:“他说他要去孟菲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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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到达伯明翰后,就和他的策划团队举行了一次会议。“我必须告诉你们,”他说,“根据我的判断,今天坐在这里的有些人可能无法活着回来了。”他在房间里走了一圈,给了每个人一份写好的悼词。后来,马丁·路德·金的一个助手坦承他一点也不想来伯明翰:“当我在亚特兰大的卡罗尔路吻别妻子和孩子时,我并没有想到,我有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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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并没有什么武器装备,也没有什么胜算。他是一个十足的弱者。然而,他有一项优势。就像大卫·博伊斯的阅读障碍症和杰·弗赖雷克不幸的童年一样,这看似是劣势,实则是优势。他来自一个总被当成弱势群体的圈子。民权运动积极分子进军伯明翰时,美国黑人已经花了好几百年时间,学习如何在既没有武器装备也没有胜算的情况下夺取胜利。他们学到了一些对付巨人的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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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许多压抑性文化,这些文化中都有一个“恶作剧精灵”的形象。在传说和歌曲中,它是一种看起来无害的动物,灵活狡猾,能够战胜比它大很多的动物。在西印度群岛上,奴隶们口中的“骗子”是非洲神话中的那只名叫安纳西的狡猾的蜘蛛(Anansi)。[45]而在美国的奴隶们心中,“骗子”指的是那只有一条短尾巴的“贝尔兔”(Brer Rabbit)。[46]“兔子是最狡猾的动物。”一百年前,一个曾做过奴隶的人在和民俗研究学者的会谈中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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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是最大的动物,而是最狡猾的动物。它从陷阱里出来的时候,会把另一只动物拉到陷阱里去。当它掉落深井时,它会大声哭喊吗?显然不会。它会大声地吹哨子、唱歌。一只狼经过深井,听到了它的声音,狼低下头看到了兔子。兔子说:“赶紧走。这里没法装下两只动物。上面应该很热吧,下面倒是很凉快。你为什么不跳进水桶里,感受一下。”这番话让狼按捺不住,于是它跳进水桶里……狼下去了,兔子上来了。每当兔子经过深井时,它便会笑着说:“这就是人生,有起也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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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则最著名的贝尔兔故事中,狐狸做了一只涂有沥青的玩偶来骗兔子。贝尔兔要去拿那个玩偶,却被沥青黏住了。它越努力要把自己和那只沥青玩偶分开,就被黏得越紧。“狐狸,我不在乎你对我做了什么。”兔子央求沾沾自喜的狐狸,“但是请不要把我扔在那片荆棘丛里。”狐狸当然那么做了。而生来就在荆棘丛里打滚的兔子,就用荆棘将自己和玩偶分开,然后逃跑了。狐狸的诡计没得逞,而兔子坐在附近的一根树桩上,一脸胜利的表情,试图“用刀片把头发上的沥青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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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作剧精灵的故事带有一种美好的愿望——奴隶们梦想有一天他们能和那些白人平起平坐。但就像历史学家劳伦斯·勒文所写的,这些故事同样也“具有痛苦的现实意义,它们教会人们如何在不利环境中生存并获得胜利”。美国黑人寡不敌众,力量上也处于弱势。贝尔兔的故事中蕴含了这么一个道理:如果弱者愿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是能在力量悬殊的战争中获胜的。贝尔兔了解狐狸的某种性格,而恰巧狐狸并不了解自己的这种性格。兔子知道这只狐狸居心不良,兔子害怕什么,它就会迫不及待地做什么。所以是狐狸掉进了兔子设计的圈套,兔子打赌狐狸一定无法容忍一只比它小的动物来教它怎么做。勒文指出,在美国黑人长期遭受迫害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深谙机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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