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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纳粹军队不来勒尚邦，给这些居民做个示范？特罗克梅和泰斯开办的那所学校，在战争前夕只有18名学生，到1944年，已经有350名学生了。这332名学生从哪里来的，显而易见。这个小镇一向没有什么秘密。我们觉得有必要告诉您，我们之中也有犹太人。一个帮忙救助犹太人的工人说，犹太儿童会乘坐从里昂开来的火车到达勒尚邦。她一个月得上那趟车好几次，然后一次带12个左右的犹太儿童下来。她会先把他们安顿在火车站边上的五月饭店，再去镇上走一圈，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收留他们。当时的维希政府有规定，运送和窝藏犹太难民是违法行为。在战争过程中从纳粹军队的行为可以看出来，他们是不会在犹太人的问题上妥协的。有一次，维希警察局的人员在勒尚邦待了3周，他们来搜查小镇和周围的村庄，看看是否有犹太难民。他们只抓了两个人，后来还释放了其中一个。为什么他们不干脆把整个镇的人都抓起来，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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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勒尚邦历史的菲利普·哈里（Philip Hallie）指出，在战争末期保护这个小镇的是陆军上校尤利乌斯·施梅林（Julius Schmehling），他是该地区的高级盖世太保[80]警官。当地的维希政府警察中也有很多富有同情心的人。有时候，安德烈·特罗克梅会在深夜接到电话，对方提醒他隔天会有突击行动。当地的警察局小分队也会突然出现，他们其实是来搜查隐匿难民的；但他们会先在当地的咖啡馆喝杯咖啡，这咖啡会喝很长一段时间，以便提醒镇上的人他们来是干什么的。当时德国军队已自顾不暇，特别是在1943年，当时的东线战役已经开始在拖他们的后腿了。他们估计也不想和这些好争辩又不随和的山区人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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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实最确切的答案是扫荡一个小镇、消灭一群人、打击一场运动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这也是《逆转》一书试图弄清楚的问题。权力并没有其本身看起来那般强大，但也没有那般弱小。勒尚邦的胡格诺派由原先的法国新教发展而来。事实上，法国人以前曾试图除掉他们，但最终失败了。胡格诺派在宗教改革期间脱离了天主教会。法国政府因此将他们视为反叛者。很多国家和国王都试图让胡格诺派回归天主教会。当权者禁止胡格诺派举行活动。他们公然围捕、屠杀胡格诺教徒。成千上万的胡格诺派男教徒把孩子们送上了绞刑架；而女教徒则被终身监禁。为了消除孩子们的信仰，他们就把孩子们寄养在信奉天主教的家庭。这种恐怖统治持续了一个多世纪。19世纪末，20万名胡格诺教徒离开法国，逃到了欧洲的其他国家和北美洲。而那些留在法国的人就只能埋藏自己的信仰。他们会在偏远的树林里，秘密地举行仪式。他们躲到了维瓦赖高原上的高山村庄。他们在瑞士开设了神学院，并将牧师偷偷地运出边境。他们学会了如何躲避追捕，也学会了伪装。他们坚持了下来，并且不断地进行学习，就和闪电战时期的英国人一样，他们不完全是害怕。他们只是因为害怕而害怕。[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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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人们都知道什么是迫害，”玛格达·特罗克梅说道，“他们常常都会谈起自己的祖先。很多年过去了，他们已经忘记了。但当德军过来的时候，他们会重新记起，他们也都了解情况，这个村子的犹太人遭受的迫害少，比其他村子好，因为他们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玛格达·特罗克梅说当第一个难民出现在她家门口时，她没办法拒绝这个难民。“这件事危险与否，我不知道。没人会去想这些。”这件事危险与否，我不知道？没有人会去想这些？在法国其他地方的人民都知道，他们的生命正处在危险之中。但勒尚邦的人们却不这么想。第一批犹太难民到达时，镇上的人们给他们每个人都制作了假的身份证明。这对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对政府隐藏自己真实信仰的群体来说，并不是一件多难的事。人们把犹太难民收留在他们以前收留难民的地方；他们循着那条使用了300年的路线，将他们送往瑞士边境。玛格达·特罗克梅接着说：“有时候人们会问我：‘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我并没有做任何决定。问题在于，你认为我们是不是兄弟姐妹？是的话，我们就尽力去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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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铲除胡格诺派，法国政府在自己的土地上制造了一个陷阱，然而这个陷阱可以用来做一切别的事情，就是不能铲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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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安德烈·特罗克梅曾经说的：“就靠这样的人，纳粹怎么可能走到最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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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特罗克梅出生于1901年。他个子很高，身体结实；长着一个长鼻子，一双蓝色的眼睛锐利有神。他工作起来总是不知疲倦，常会从勒尚邦的这头走到那头。他的女儿奈莉写道，“他浑身的毛孔都散发出一种责任感”。他说自己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不过他这个人的心态倒是不平和。他，还有他的妻子玛格达，常常会进行喊叫比赛。这在镇上是人所皆知的。人们常说他是一个“被上帝征服的暴力人士”（un violent vaincu par Dieu）。“当人们无礼地咒骂他时，”他在日志里写道，“他不应该毫无反应，不应该懦弱，而且在面对重大的基督教教义问题时，永远不能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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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米朗部长访问这里6个月后，特罗克梅和爱德华·泰斯被逮捕，并被关进了拘禁营里（据哈里所写，“他们的个人财产都被剥夺了，那些人通过观察他们的鼻子，来确认他们是否为犹太人”）。一个月后，他们被告知可以走了，但前提是他们得签署“无条件遵从政府为维护法国利益，推行贝当元帅的国家改革政策而下的命令”誓约。特罗克梅和泰斯都拒绝签署。拘禁营的长官狐疑地走到他们身边。在这里的大部分人都会死在毒气室里；而他们只要在纸上签个名，稍微表明一下他们的爱国情怀，他们就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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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营长对他们咆哮道，“这份誓约完全没有违背你的良心啊！元帅都是为了法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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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元帅的其中一种行为，我们无法认同，”特罗克梅答道，“他把那些犹太人都送到德国去了……如果我们能回家，我们仍然会跟他对着干，仍然会违背政府的命令。我们怎么能签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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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的长官最终放弃说服他们，把他们送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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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后期，当盖世太保加大对勒尚邦的监控力度时，特罗克梅和泰斯被迫逃亡。泰斯加入地下组织，致力于帮助犹太人越过阿尔卑斯山前往安全的瑞士境内。（“这种做法并不理性，”他跟哈里这么解释他的做法，“但是你知道，我无论如何都必须这么做。”）特罗克梅带着他的假身份证明，在一个又一个镇子里躲避追捕。尽管他已经很小心了，但他还是在里昂火车站的围捕行动中被警察逮捕。他极度焦虑，担心自己的身份会被揭穿，更害怕警察盘问身份证明方面的东西。哈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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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份证上的名字是贝杰，警察问他这是不是他的真名。为了隐瞒他的身份，他只好说谎。但是他又不能说谎。说谎，尤其是为了他自己而说谎，是“一种妥协，上帝不会同意我这么做的”，他在自己的自传中这么写道。利用假身份证明救其他人——或者救他自己是一码事，但是在其他人面前，为了自保而说谎对他来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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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身份证上印上一个假名字和对警察说出你的假名，这两件事从道德上来说真的有区别吗？也许没有。而且当时，和特罗克梅一起逃亡的是他的一个年龄很小的儿子。他还要去救那些难民，将他们藏起来。所以他说谎是情有可原的。换言之，这是一个无恶意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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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不在这里。特罗克梅和杰·弗赖雷克、怀特·沃克、弗雷德·舒特尔沃斯不一样，这种说谎的成就感让他心里感觉不舒服。在这一点上，他并不是一个随和的人。不随和的魅力在于他们的顾虑和我们不一样。沃克和舒特尔沃斯都没有什么东西可输。假如你曾经历过这些——房子被人放火烧毁，车子被三K党围攻，你还被他们拳头揍过，你会想，还有什么会比这更糟糕？杰·弗赖雷克被告知，要停止他的所作所为，他们警告他不要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开玩笑。他被问责，被他的同事抛弃。他用手抓着快死的孩子们，然后把一大根针插进了他们的胫骨里。他已经经历过最糟糕的时期了，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很久以前，那些将自己摆在第一位的胡格诺教徒要么改变了自己的信仰，要么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要么逃亡了。而留下来的都是那些顽强的、敢于反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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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警察并没有问特罗克梅有关身份证明的问题。特罗克梅说服那个警察，把他带回火车站。他跟儿子约好在那边见面。去了火车站之后，他便从侧门溜走了。其实，如果那个警察开口问他是不是贝杰，特罗克梅会告诉对方实情的，他已经暗自做了决定了：“我不是贝杰，我是安德烈·特罗克梅牧师。”他不在乎。如果你是歌利亚，你要如何打败有这种想法的人？当然你可以杀了他。但是这种方法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就像英国对北爱尔兰施加压力，加州启用三振出局法一样。过度使用权力会让人对合法性质疑，而在不具有合法性的情况下强制使用武力则会激起人们的反抗，他们不会屈服的。你可以杀了安德烈·特罗克梅。但是还会有另外一个安德烈·特罗克梅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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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罗克梅10岁那年，有一天，他们一家子开车去了乡下的房子。他和两个哥哥、一个堂兄坐在后座。他的父母坐在前座。因为在他们前面的那辆车开得很慢，所以他父亲愤怒地超车了。“保罗，保罗，不要开那么快。会出事的！”他的母亲大喊。汽车失去了控制。小安德烈·特罗克梅成功地从汽车残骸中爬出来。他的父亲、两个哥哥和堂兄都没事。但是他的母亲死了。她的尸体就在30英尺开外的地方。面对纳粹军官的经历，与看到母亲的尸体躺在路边比起来，太不足为惧了。很多年后，特罗克梅提到了自己已故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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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罪孽太重，如果我曾经那么孤独，如果我的灵魂总是被这种罪孽和孤独占据，如果我总是怀疑一切，如果我是一个宿命论者，如果我有一个悲观的孩子，他每天都在等死，每天都在寻死，如果我迟迟不肯打开心房，很晚才学会快乐，如果我是一个忧郁的男人，没办法发自内心地大笑，那都是因为您在6月24日那天离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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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相信永恒……如果我努力促使自己前进，那也是因为我孤单，因为您不再是我的神，不再用您丰富的生活来填满我的心灵，不再主导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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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收容犹太人的并不是那些特权阶层和富裕人家，而是社会的边缘人士和那些曾被迫害的人。这个事实再次提醒我们，不幸和灾难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有限的。如果你没有阅读的能力，你会创造出聆听的能力。如果你向一个城市投放炸弹，你的确会让人们死伤无数，会让城市变成废墟，但是你会创造出一个死里逃生的群体。如果你的父亲或者母亲去世了，你会感到痛苦、绝望，但是当你走出绝望时，你会收获不可战胜的力量。巨人和牧童处在以拉山谷时，你眼里只有那个穿着闪闪铠甲、拿着剑和盾牌的男人。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美丽和价值都源自那个牧童，他拥有我们想象不到的力量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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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达和安德烈·特罗克梅的大儿子名叫让·皮埃尔。他是一个是多愁善感的天才少年。安德烈·特罗克梅在他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战争临近尾声的一个晚上，他们一家人一起去看诗人维利翁《被绞死的人之歌》的诗歌朗诵会。隔天晚上，特罗克梅夫妇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发现让·皮埃尔在浴室上吊自杀了。特罗克梅跌跌撞撞地走进树林里大喊着：“让·皮埃尔！让·皮埃尔！”后来，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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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今天，我的内心仍然背负着死亡，是我儿子的死，我像一棵被砍掉树顶的松树。松树不会再长出新的顶部了。它们会一直这样扭曲，一直残废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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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这些的时候一定曾停下来，沉思片刻。因为勒尚邦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一切都还有希望。于是他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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