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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举个例子，根据法律规定，检察官可以选择是否使用三振出局法中的刑期规定。在某些城市，如旧金山，这些规定就用得比较少。而在加州中央山谷的一些地区（靠近麦克·雷诺兹的家乡），检察官认为该刑期规定适用的次数多达25次，甚至更多。假设三振出局法确实可以防止犯罪，那么一个地区使用三振出局法的频率与犯罪率下降的速度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联系。假设三振出局法确实有威慑作用，那么法律有规定惩罚的罪行的犯罪率下降速度应该比那些法律无明文规定的罪行快，对吧？同样也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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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20世纪80年代，加州政府预算有10%用于高等教育，3%用于监狱管理。三振出局法颁布20年后，加州政府预算有10%都用于监狱管理，监狱中每个罪犯每年的花销为5万美元；而用于教育的预算则只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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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2012年11月，68.6%的加州选民将票投给了36号提案。36号提案中提出，当罪犯的第三次罪行符合“严重的暴力犯罪”时，才可适用25年的终身监禁。同时，该提案也允许先前那些被三振出局法判刑，如今正在执行终身监禁刑罚的罪犯申请重新量刑，前提是他第三次犯的不是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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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在《阿米什的恩典》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的阿米什母亲，她5岁的孩子被一辆超速行驶的汽车撞倒了，受了严重的伤。阿米什和门诺派教徒一样，继承的都是德克·威廉姆斯的传统。他们也和门诺派教徒一样，早期曾遭受迫害。在门诺派和阿米什的传统中，有过无数类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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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案件的警官把汽车的司机拉到巡逻车上做酒精测试，受伤孩子的母亲走进那辆巡逻车，去跟警官谈话。她的小女儿用力地拉着她的裙子。那位母亲说：“麻烦您照顾一下这个孩子。”那个警官以为她说的是自己受了重伤的儿子，于是答道：“救护车的医生和护士会尽力救他的。剩下的就只能看上帝的安排了。”那位母亲指了指坐在巡逻车后座上的嫌疑犯：“我说的是那个司机。我们宽恕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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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后来法官判决减刑，威廉姆斯坐了几年牢后就被释放了。他的案子后来成为反对三振出局法运动的一个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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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爱尔兰共和军每天都会组织人们乘坐巴士去贝尔法斯特城外的监狱。仿佛那监狱就像是一座游乐园。“在天主教聚集区里，几乎每个人都有父亲、兄弟、叔叔或者堂兄弟被关在监狱里，”政治科学家约翰·索尔（John Soule）提到北爱尔兰问题时这样写道，“在这样的氛围中，年轻人会学着将被监禁看作一种荣誉的象征，而不是一种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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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弱者如何找到优势，反败为胜？ 第九章 安德烈·特罗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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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觉得有必要告诉您，我们之中也有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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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法国沦陷之后，德军允许法国人在维希组建政府。政府由法国“一战”时的英雄马歇尔·菲利普·贝当（Marshal Philippe Pétain）元帅领导。他是一个独裁者，拥有最高权力。贝当和德军积极合作。他剥夺了犹太人的权利，并把他们驱逐出原有岗位。为了废除反法西斯法律，他围捕法国的犹太人，将他们关进拘留所；后来又采取了12项其他措施，这些措施或大或小，其中也包括要求法国学生每天早上都要对着法国国旗敬法西斯军礼——抬起右手，掌心朝下。在德国占领法国时期，很多政策都被调整了，每天早上对国旗敬礼不过是其中的一件小事。大多数人都顺从了；但不包括利尼翁河畔勒尚邦（Le Chambon-sur-Lignon）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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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尚邦是维瓦赖高原的12个村庄之一。维瓦赖高原是一个山区，位于法国中南部，离意大利和瑞士边境不远。勒尚邦是一个偏远的村庄，离它最近的城镇也远在山那边，有几英里远。该地区为农业区，松林周围都是农场。几个世纪以来，勒尚邦一直是持不同政见的新教教派的聚居地——其中最重要的教派为胡格诺派。当地的胡格诺牧师名叫安德烈·特罗克梅。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法国沦陷后的那个周日，特罗克梅在勒尚邦的一所新教教堂布道。“爱我们的敌人，宽恕我们的敌人，好好对待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责任，”他说，“但是我们不能放弃，不能逃避。当敌人命令我们遵守那些与福音书背道而驰的命令时，我们一定要抵抗，但同时也不恐惧，不骄傲，不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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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希政府的敬法西斯军礼政策在特罗克梅看来，就是“与福音书背道而驰的命令”的典型例子。早些年前，他和另一位牧师爱德华·泰斯在勒尚邦创办了塞维诺中学。他们打定主意，不在塞维诺树立旗杆，也不让学生敬法西斯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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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希政府的下一步措施是要求所有的法国教师签署忠于政府的契约。特罗克梅、泰斯和塞维诺中学的全体教师都拒绝服从。贝当还要求每个法国学校都挂上他的肖像。特罗克梅和泰斯也没有遵守他的命令。维希政府成立1周年时，贝当要求该地区的所有小镇都要在8月1日正午敲响教堂的钟。特罗克梅告诉教堂的看门人——一个名叫阿梅莉的女人，不要理会这种命令。两个来小镇避暑的客人来到教堂，因没听到敲钟而发牢骚。“这个钟又不属于元帅，它是属于上帝的。”阿梅莉直截了当地说道，“这个钟是为上帝敲的，不会为其他人而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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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春天到冬天，欧洲犹太人的生存状况持续恶化。一个女人来到特罗克梅的家门口。她很害怕，由于寒冷一直打颤。她说她是犹太人，此刻处境很危险。她听说勒尚邦是一个好客的地方。“于是我说‘进来吧’，”安德烈·特罗克梅的妻子玛格达回忆道，“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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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涌入了勒尚邦。特罗克梅乘坐火车去马赛见一个名叫伯恩斯·查尔莫的贵格派教徒。贵格派当时在法国南部正设法营救被关进拘留营的人。那里条件十分恶劣，到处都是老鼠和虱子，而且病毒肆虐。从1940年到1944年，一个拘留营里死亡的犹太人达到1 100人。而那些活下来的人则被运到法国以东的地方，并最终死在纳粹的集中营里。贵格派教徒可以轻易地将人们尤其是小孩救出集中营。但是他们不知道能将这些人送往哪里。特罗克梅说可以把人送到勒尚邦。刚开始，去勒尚邦的犹太人都是小批的，后来变成了一大批，他们如大潮一般涌进了勒尚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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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夏天，维希政府的青年事务部长乔治·拉米朗（Georges Lamirand）去了勒尚邦。贝当想让他效仿希特勒在德国建立青年营的举措，在法国各地建立青年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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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米朗穿着绚烂夺目的海军蓝制服，带着他的随从，遍访整个山区。他的日程安排里提示，他要出席一个宴会；然后要一路游行去小镇的体育馆，与当地的青年人会面；以及参加一个正式的招待会。然而，宴会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食物差强人意。特罗克梅的女儿“不小心”把汤洒在了拉米朗的制服上；游行的时候，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体育馆里什么也没准备：孩子们在那里乱转、横冲直撞，其他孩子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招待会上，镇上的一名男子突然起身，念了《新约·罗马书》中的第13章第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因为爱邻居就是成全了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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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一群学生朝拉米朗走过去，当着全镇人的面给他看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他们在特罗克梅的帮助下写的。那年夏天早些时候，维希警察局受纳粹之命，在巴黎逮捕了12 000名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被囚禁在巴黎南部的冬季赛车场上，那里的条件十分恶劣，后来他们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勒尚邦的孩子们很清楚这一切，他们不希望自己遭受同样的命运。“部长先生，”信的开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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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知了3周前发生在巴黎的恐怖事件。法国被德国人残酷地占领了。然而法国军队却听命于德军，在巴黎逮捕了所有的犹太人，并把他们送往冬季赛车场。那些父亲被迫与自己的家人分开，他们被送到了德国。孩子们被迫与自己的妈妈分开，他们和爸爸一样，也被送往了德国……我们害怕政府也在南部实行驱逐犹太人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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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觉得有必要告诉您，我们之中也有犹太人。但是，我们并不应该区别对待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这是违反福音书的教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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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朋友们，他们只是生在另一种宗教传统中而已。假如政府下令驱逐他们或审讯他们，他们是不会接受的。而我们也会尽力地帮助他们躲避政府的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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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中有犹太人。你们不会抓到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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