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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意味着，传媒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尽管集团内部也有利益的冲突。多年以来，传媒不仅给自己戴上了“无冕之王”、“第四权力”、“舆论监督”之类的政治的和道义的桂冠，而且创造了一个利润巨大的市场。传媒不断预测、顺应、塑造乃至创造消费者的口味，不断替消费者选择、创造着他/她们所需要的各种类型的偶像，思考着如何将之“包装”，如何将之“推出”。在这一背景下，我甚至怀疑，前面提到的那家声称自己拒绝刊登戴安娜之死的照片的报纸，以及目前传媒对戴安娜之死的自我“反思”，不是另一种有意的甚至是下意识的自我炒作，不是传媒自我形象的另一种塑造和强化，不是媒体权力的另一种行使和对这种行使的另一种正当化。哦，这样的分析也许太刻薄、太冷酷了；但是，如果社会本身比这还“刻薄”、“冷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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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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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创造了私隐概念，创造了私隐权，[9]私隐由此得到了更多保护；许多善良和天真的法学家这样告诉我们。但是，为什么要创造私隐概念？只要我们睁眼看一看，正是那创造了私隐概念和私隐权的社会条件也创造了私隐概念发生的前提以及私隐权的另一面——黑暗和残忍的一面，即对私隐的残酷剥夺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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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初民社会、乡土社会中确实很难有“私隐”。在一个关系密切的群体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自然很难发生这样的概念，也不可能产生作为权利得到法律保护的私隐。[10]但这并不意味不存在作为事实的“私隐”。没有现代传媒，信息和知识基本是口耳相传，许多事都局限于各个不同的“圈子”内，事实上的“私隐”随着人际关系的差序结构而存在。而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一个私隐概念，也许并不是因为传统社会中没有私隐，很可能恰恰是由于传媒的出现、市场的出现，市场和传媒的结合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压迫人的力量不断且很容易侵入个人、家庭的私人空间。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将私隐作为一种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将一部分个人生活置于他人和公众的干预之外，也许恰恰是反映了私隐已经稀缺。但是，当法律划定了这条不能触动的界限之际，不也就划定了可以肆无忌惮剥夺、剥削的界限吗？而且这条界限还可以在实践层面不断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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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悖论：一方面，我们不能当面问一位女性的“芳龄几何”（这在中国的城市地区，恐怕也只是1990年代以来的事），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电影甚或电视中看到那些很难和孩子、父母或朋友一块观赏的“镜头”，在街头巷尾，在网上，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那以最现代方式展示的人最原始的隐秘的音像资料；一方面，在美国，女性人工流产已成为受宪法保护个人的私隐权，[11]而另一方面，这种权利却一次次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庭公开辩论后由大法官来确定，不时还有国会或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干预；一方面，同性恋被认为是个人的私隐，而另一方面，同性恋者又为他们法定权利和婚姻而招摇过市，走上街头和议会。请注意，我并不是指责什么，也不意图指责什么，这就是现代社会，一个也许并不糟糕的社会。我仅仅想指出的是，现代社会陷入了一种巨大的精神分裂。而传媒，如果一定要说它的功过，那只是强化了、加剧了这种分裂，并将这种分裂的艰涩和痛苦以更强烈的方式展现在我们眼前，然后，又毫不悔改地继续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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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一事件不仅触动了公众与戴安娜之间难以分解的情感关系（因此不存在这种情感关系的多迪和司机被遗忘了），还伴随了一种困惑和发泄；因此，本文第一节所辨析的戴安娜是否真的为传媒所杀，这个问题对于公众其实并不重要（而仅仅对那几位倒霉的狗仔队记者重要）。由于传媒曾展示塑造了一个幸福的和一个痛苦的戴安娜，我们也的确可以说是传媒杀死了那个作为符号的戴安娜。在一片对传媒的谴责中，因此，我听到了生活在传媒时代的人们对戴安娜悲剧引发的对人类自身荒谬、悖论式的难堪境地的质疑。戴安娜的生和死正是这样一种现代人类生存境地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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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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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已死了，她曾面对的问题还活着；她的灵魂安息了，她身后的这个世界却还焦躁不安。的确，“死并非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这些问题不会因她的死而消失，也不会因反思她的死而消失，我们还必须活着、思考和选择。而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些文字不也正以另一种方式剥夺和消费着戴安娜之死这样一个私隐，参与塑造着这一作为公众事件的个体死亡？我的文字将通过传媒发表出来，读者你也将通过传媒阅读这些文字。当我领取稿酬之际，我难道不正以另一种方式剥削着死去的戴安娜的私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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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都已深深嵌在这个使戴安娜不幸的现代世界之中了，尽管我们似乎是在“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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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9月10日于北大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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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于《天涯》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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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戴安娜王妃1961年7月1日出生于一名英国伯爵家庭。她幼年父母离异，学业平平，甚至没能读完中学；在一家贵族幼儿园当老师期间，她同英国王储查尔斯相遇并恋爱；之前没有交过男朋友。1981年7月29日她同查尔斯王子结婚，英国广播电视公司用33种语言向世界转播了这个20世纪最隆重的婚礼，全球7亿多观众观看了直播。婚后，两位小王子威廉和哈里先后出世。戴安娜几乎重现了一个20世纪的灰姑娘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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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媒体开始关注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婚姻中的麻烦。1992年出版的《戴安娜，她的真实故事》称查尔斯长期有婚外情，戴安娜曾因此试图自杀。1992年12月9日，英国首相梅杰在下院宣布，王储和王妃正式决定分居。1994年6月29日，在电视采访中，当着1270万观众，查尔斯承认自己对戴安娜“不忠”，与已婚的卡米拉有25年之久的感情。同年10月3日，前英国皇家骑兵队军官詹姆斯·休伊特出版《爱河中的王妃》，以300万英镑出卖了他与戴安娜长达5年的恋情。11月20日，戴安娜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在全球2亿电视观众面前，剖白十几年王室婚姻的恩怨，承认曾患易饥症试过自杀，与休伊特通奸，对丈夫不忠。伊丽莎白女王忍无可忍，于1995年12月20日公开责令查尔斯和戴安娜“尽快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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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就封号、赡养费、孩子监护权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英国最血腥的离婚”（查尔斯语）。最后协议，查尔斯一次性付给戴安娜1500 - 2000万英镑的赡养费，并负担她每年50万英镑的私人办公室开销；离婚后戴安娜失去“殿下”封号，但因她是未来国王的母亲，地位特殊，仍被视为王室成员；戴安娜和查尔斯共同拥有两名小王子的抚养权，戴安娜可就有关小王子的事作决定；戴安娜可继续住在肯盛顿宫，她的私人办公室也将由圣詹姆斯宫搬往肯盛顿宫。1996年8月28日，白金汉宫宣布，王储查尔斯与王妃戴安娜的离婚正式生效。此前，英国从未有过王储离婚的事。戴安娜离婚前就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为艾滋病、癌症和心脏病病人募捐，支持医学研究，促使各国达成了禁用地雷的国际协议；成为英国王室的形象大使。离婚后，她继续立志当“人民心中的王妃”，在本国民众间和世界上都赢得近乎神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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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8月30日午夜，在法国巴黎，戴安娜同42岁的男友多迪·法耶兹，英国一名有争议的原籍埃及富商的儿子，在家族开办的酒店进餐后，去法耶兹在巴黎西郊的一座别墅。七名骑着电单车、追踪名人私隐的摄影记者紧紧追随。为逃避跟踪，戴安娜的司机行车时速约160公里，在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塞纳河畔隧道内遇车祸，同车男友和司机一同惨死，一名保镖受重伤。追踪的摄影记者在救护车抵达车祸现场前拍下了照片。事后巴黎检察署化验了戴安娜座车司机保罗的血液，证实保罗驾车前曾服食两种抗抑郁药，还喝了酒，血液酒精含量超过法定含量的三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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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警方随即开始调查盘问七名追逐戴安娜的法国摄影记者，多人被指控涉嫌“杀人”。记者则否认。戴安娜的兄弟斯潘塞伯爵认为报界“手上沾满鲜血”。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这类小报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大大降低；并有83%的市民支持立法，给予王室家族和其他公众人物更多私隐权。英国传媒还一致同意，今后将不再报道侵犯戴安娜两个儿子的私隐。有摄影记者以100万美元要价向媒体出售据称是戴安娜车祸的照片；美国《国民问询报》总编辑科兹则呼吁世界各国抵制刊登戴安娜致命车祸的现场照片。但与此同时，英国各大报刊都因报道戴安娜之死而销量激增，高达50% - 20%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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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9月6日，英国为戴安娜举行了据称是继丘吉尔之后20世纪最隆重的葬礼，超过100万名哀悼者聚集在戴安娜出殡必经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外。英国首相布莱尔称戴安娜是“人民的王妃”。英国广播公司用44种语言向全球转播，25亿人观看了电视直播。此外，白金汉宫为纪念戴安娜王妃设立了基金，据称，短短的4天内就筹集到1亿英镑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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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之后法国的司法调查和法院判决不幸验证了我的这一预言。2006年2月22日法国司法部官员宣布了法国上诉法院2月17日的判决，3名摄影师雅克·郎之万、克里斯蒂安·马蒂内和法布里斯·沙塞里当年从酒店外开始追逐拍照，后来又拍摄车祸现场，两次违反了法国的私隐保护法规，判决每人象征性赔付死者多迪之父1欧元。请看，“三摄影师每人须赔一欧元”，《华商报》，2006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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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引自张承志：《北方的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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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mil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trans. by W. D. Halls, Free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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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什么如此？波斯纳指出了窥探他人私隐具有自我保护的正面的社会功能。可参看，Richard A. Posner, “A Theory of Primitive Society,” in The Economics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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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苏力：“《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法学研究》，199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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