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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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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韩非子·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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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南政法学院李汉昌教授还给我提供了一个当代的、非常世俗、非常生动然而也非常自洽的关于“法”字的解释：一位香港朋友对现代法字的解释是，“有水就有法，无水去他妈”（注：粤语中“水”指钱）；显然这种解释更可能产生于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工商社会环境中。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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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前注1；但沈宗灵、张文显所编《法理学》一书没有引证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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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博尔赫斯：“论古典”，《博尔赫斯文集》（文论自述卷），王永年、陈众议等译，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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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这是完全可能的，可参看后注23及相关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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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例如，唐兰：《西周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页174；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页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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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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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博尔赫斯，同前注16，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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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同上书，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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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梁治平：“法辨”，《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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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法意》，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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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天演论》译例言”，《天演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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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严复的翻译……，几乎穷尽了中国古典的语汇，其中相当一部分如果不是由于这些西方典籍的翻译，几乎已经死亡。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西方的思想激活了汉语的古老语汇，而汉语的丰富内含（原文如此——引者注）改造了西方的概念”。汪晖：“严复的三个世界”，《学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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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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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参见，汤能松、张蕴华、汪清云、阎亚林：《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法律出版社，1995年，页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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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包括80年代法学界之外的一位著名学者对当时中国法学的评价“幼稚”，也是从这种学术的标准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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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这种事后追认先驱的事例，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在文学史上数见不鲜。他会影响创作，使新作品从自发的天真转而为自觉的有教养、有师法；它也改造传统，使旧作品产生新意义，沾上新气息，增添新价值。”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3；又请看，“欠债是相互的；一个伟大的作家创造了他的先驱。他创造了先驱，并且用某种方式证明了他们的正确”；“事实是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作家的劳动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概念，也必将改变将来”。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文集》，同前注16，页53、80。法律和法学上的先驱追认，可参看，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马伯利诉麦迪逊案的故事”，《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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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转引自，《探索的轨迹》，同前注27，页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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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同上书，页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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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见，《莎士比亚全集》卷8，朱生豪译，方平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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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这一点，只要将清末沈家本先生的著作《历代刑法考》，民国时期杨鸿烈先生的《中国法律发达史》与近年的任何一本《中国法制史》或《中国法律思想史》之类的著作略加比较，就很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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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反思法学的特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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