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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知识的互惠与征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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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生活在地球村的人们日益感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也许知识分子对这一点感受尤深。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的交流就是一种知识的互惠、互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对于外国知识的汲取无疑是重要的，是现代化的必须。发达国家，在这种知识的交流中，也能获取新的意义，扩大自己的视野，可以看到一种在自己现有知识的框架中难以想象的生活和知识，理解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或多或少改变老子天下第一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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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有些方面，我在法律社会学调查中发现，这种知识的交流对于有些群体来说只是一种不得已，一种被迫。就其现有的生活而言，他们本来未必需要这种知识；他们需要这种知识仅仅因为他们需要同一些陌生人打交道，他们需要了解对方，以便利用这种对对方之了解来保护自己，或获取某种利益（包括对方的认同）。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但为了避免过分专业化，我仅仅从日常生活切入这个问题，其中的意味则不应限于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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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北大校园里都有这样一些孩子，他们一身乡土气走进校园，但是他/她们或多或少地会受到某种歧视。他/她们不懂莫扎特、贝多芬，不懂梵高、莫奈，不懂卡夫卡、博尔赫斯，不懂福柯、德里达；因此，尽管他/她们可能学业不错，但是在大学校园的“精英”文化环境中，这些人感觉自己总是缺少某些东西，缺少某些“知识”，显得土老帽。为了让自己适应环境，抛弃这些土气，她或他努力了解城市人的习惯，按照城市知识人的方式行为。总有不少学子会花费相当的时间、精力来学习这类“知识”，装点自己。他们会把一些自己其实并不真正喜欢，也不真正需要，甚至未必是知识的东西当成一种获得这个大学社区承认的执照。他们会学着喝咖啡，学着跳舞，学着吼摇滚，学着（如果还有一点零钱的话）在情人节买一枝红玫瑰而不是其他什么花送给自己喜爱的姑娘。学习这些“知识”时，他们会很认真、很执著，甚至比对学业更为执著。作为生活的一个部分，就这样，他们度过了校园的四年或七年或十年的生活，他们当中确有一些人变了，变得温文尔雅、绅士风度，变得妩媚靓丽、风姿绰约。他们也能同其他人一块谈论先前他们不熟悉的人和事了。他们成了白领。他们不说“给我一张纸”，而说“请给我一张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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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也许就这样永远变了。但也有不少人，其实骨子里没有变多少。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也许仍然喜爱故乡的秦腔、花鼓戏或者是那种有头有尾的、讲故事的电影，而不是《费加罗的婚礼》或《胡桃夹子》；也许喜爱的是陕北的“酸曲”，而不是迈克尔·杰克逊或麦当娜；也许是民间的剪纸甚或是近代从西方引进但已经构成当代中国现实一部分的写实主义油画，而不是莫奈或毕加索；喜欢金庸的小说，而不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不是《审判》，不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而且，说不定哪一天，他被压抑的偏好都会重新显现出来，如果环境允许的话。当他因无法获得认同而心灰意懒因此不再追逐周围的承认时，或者相反，当他已功成名就而人们追求他的认同接受时，他就不再谈论这些了。如果他追求的女孩子已经成为他的妻子，他就不会再买一束玫瑰花，也忘记了情人节。他的“劣根性”暴露无遗了。注意这里的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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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在近代以及当代中国都不少见，可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少见。我也不想简单地对此说好说坏。也许中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就是在这种“假白领”的摇摆中发展起来，变得日益现代化或“西化”了；也许今天许多外资企业、许多国家机关和单位也都需要这样的人。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真的有这种必要吗？这种模仿和学习，注意，仅仅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模仿和学习，这种谈资话题上的模仿和学习，这种举止做派上的模仿和学习，到底有什么效用？对人类社会有什么福利的增进？以及，如果确实有，又是对谁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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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反对西方的文明，我也不反对一个人更文明起来，谦和礼貌，博闻强记；特别是如果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但如果这一切不是为了自己的需求，不是为了自己的福利，同时也没有或未必增进社会的福利，相反仅仅是为了遗忘现在的自己，为了疏远社会，为了脱离日常生活，仅仅是为了一种风尚，那么我觉得这种表面看来很个人性的、实际加总起来是社会化的大规模投资，从长远看来，是没有多少效用的，没有多少福利改善的。它甚至是压迫性的。它不仅压迫自己，甚至也压迫他人。我曾经见到自己的一些同代人，为了圆自己的梦，逼着自己的孩子学习钢琴、小提琴；仅仅是为了圆自己年轻时代的梦。孩子成了父母自我心理补偿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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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弱势文化的畸变。一种对自己的不自信。这种表面的知识的交流和互惠中实际隐含了一种文化的自我殖民、自我压迫和消灭。我不想过多地讨论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个人选择有关，我不想干预这种个人的选择；如果硬要说这是悲剧，那么到处都有这种悲剧，因此，没有太多的大惊小怪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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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心的是这种也算是知识交流之现象的背后，关心的是——在我看来——理想的知识交流和互惠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而不是一般地、非语境化地谈论知识的互惠。这个条件就是知识生产和输出的更大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还不是个人之间的，而是国家之间的，文明之间的，这种权力关系并不真正基于知识的“真”和社会效用。没有经济实力的大致平等，哪怕同属于生活习惯和便利的知识，也还是会有些人的这类“知识”更有市场价值，而另一些人的则没有很多市场价值；由此而来，也就没有对自己的自信以及对他人和自己的适度尊重，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知识互惠，有的只是看似互惠背后的单向度强加和自我强加，有的只是认同的自我改变，有的只是文化的自我消灭。40年前，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崛起之前，韦伯的学说几乎是亚洲学者头上抹不去的一份阴影；而1970年代以后，韦伯关于儒家学说的观点至少受到了某种挑战或调整。人们至少不再一般化地认为儒家学说与市场经济不兼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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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还是邓小平说得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知识的真正平等交流和互惠只有在人们富裕起来，有了自信心，有了自主性之后，才有可能进行。中国人的习惯说法叫做“财大气粗”。尽管这种说法有贬义，应当予以警惕；但它在抽象层面还是提示了：知识的流动和流向是随着财富权力关系变化的。这也就是说，仅仅从理想层面上构建一个知识互惠的理想模式不可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知识交流和互惠的问题。说不定知识互惠的话题本身就是一个知识强加的新战略，就如同关于人权的对话很少是为了对话，而仅仅是为了征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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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番话很容易被理解为是一种抵抗，或是要做出一种抵抗的姿态，有什么民族主义情绪之类的东西；人们会很容易这样理解。我其实并不是在抵抗，也不想发出什么抵抗的宣言。不仅是到了这个年龄，到拿了洋博士回来之后，再搞那一套，且不追究你是否沽名钓誉、故作姿态，也不会有多少人信的。更重要的是，如同我在一开始就说的，我还是相信有些知识确实是互惠的、互补的，甚至是目前中国必须努力学习的，而且——如果提醒能起作用——即使有一天中国发展起来了，也还是应当不断努力学习其他人的（一切人的）对于人类生存有利的知识。因此，我上面说的仅仅是指出在知识交流中还有另一方面的现实，无法用知识话语本身改变的现实，我和你都处在这种宿命之中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尼采意义上的人，一种不断斗争着的人，是“超善恶”的；或者用老子的话来说“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因此，我的这些言说不是一种道德话语（尽管可能被理解为道德话语），不隐含什么规范的追求；我只是看穿而已。我是绝望者，绝望者无所谓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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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我的例子也表明，这种知识强加现象不仅在跨文化交流中存在，而且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存在于我们同他人（包括同学生）的交流中，这个强加者和被强加者同时就是你、是我。而且仅仅你我“自觉”也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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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所谓重构知识互惠的理想模式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努力——你如何要求人们在行动上而不是在言辞上采纳这种模式？！也许只是学者有了一套政治正确以及隐含在其后的社会利益分配而已？有意义的也许只是生存的斗争，只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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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月15日星期四草于北大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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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为赵汀阳先生组织在北大举行的一个研讨会（约2001年2月）发言稿；后载于《法学家茶座》1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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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曾经的司法洞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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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巴掌拍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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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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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寻仇，莫负气，莫听教唆到此地，费心费力费钱，就胜人，终累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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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酌理，要揆情，要度时事做这官，不勤不清不慎，易造孽，难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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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位于中国山西省平遥县，极少数目前仍保留完整的中国古代县衙署进门前的第一幅楹联。与遍布中国各地名胜古迹的诸多楹联相比，它既没有抒发情怀，也没有感叹历史；它文字朴素，直白得甚至令人别扭（例如“做这官”）；它仅仅与传统社会中的打官司直接相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司法。但2003年盛夏，面对这副楹联，想象着它背后的传统中国“司法”，对照着正在发生的热火朝天的司法改革，我发现，这不就是一种曾经的司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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