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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笔录类证据：证人本人的年龄、生理、智力等是否足以正确反映案件事实；证人与案件是否有利害关系；证人当时是否处于醉酒、吸毒等状态；对于嫌疑人穿着的衣服颜色、式样的陈述内容是否矛盾；对嫌疑人当时是否拿着工具、何种工具的陈述是否矛盾；证人陈述的案发经过与监控录像反映的案发经过是否矛盾；用电脑制作的笔录之间，是否可能直接将A证人的笔录内容复制到B证人笔录中并稍微改几个字；辨认的时间与案发时间隔多久，是否存在记忆不清的可能，辨认材料中所说的内容与本人笔录中说的内容是否有矛盾；供辨认的多个混淆对象是否与辨认对象之间有明显的特征（如只有一个男的或女的，只有一个老人，只有一个外国人，只有一个人的脸上有伤）。但要注意的是，这些实体上的问题并不足以直接全盘否定，而只是产生“证明力变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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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我办过一个青海人的案件，一部分辨认材料中，供辨认的对象只有一个是青海人。考虑到青海人的回族外貌特征比较明显，与一般汉族人混合在一起很容易就能认出，所以我对这些辨认材料都没有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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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证、书证等客观证据：物证的原始状态照片与鉴定时的照片是否发生损坏或有明显的变化；其内容是否有明显的修改痕迹；由这些客观证据能否通过逻辑推断得出与案件事实不同的结论；是否与案件事实存在因果上的联系；客观证据是否与口供、笔录的内容存在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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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有一个盗窃的案件，被害人陈述自己被盗窃的手机是×品牌的某个型号，双卡双待。但那个案件的辩护人很负责任地去提取了该手机官网上的数据资料，资料显示这款手机并不具备双卡功能（与可换电池的苹果手机是同一个道理），显然被害人被盗窃的只是个山寨机。最后我也采纳了辩护人的这一观点，不予认定手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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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鉴定类：鉴定程序、流程、方法是否合理，是否符合相关鉴定文件的规定，是否全面而不存在逻辑矛盾；是否有其他优先于鉴定结论的证据；鉴定意见是否明确；是否存在科学上的争议；由鉴定意见和其他客观证据通过逻辑推理能否得出与案件事实不同的结论；检材是否受到污染或其他干扰；是否与案件事实存在因果上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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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假冒注册商标的案件中，假冒产品的实际销售价、标价就优先于鉴定价，因此此类案件如果有实际销售价，则完全不必使用鉴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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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实践中对于枪支的鉴定标准，在科学上仍然存在一定争议。虽然此类争议未必能推翻对枪支的鉴定结果，但在量刑上也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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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序类文件：报警登记表中记载的报案内容与证人、被害人在笔录中所说的内容是否矛盾；报警电话是否与物证中扣押的电话一致，是否与证人、被害人、被告人的电话一致；是否与归案经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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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报警登记表是记录报案内容的第一手材料，其证明力比被害人的陈述更强一些。我们在一宗故意伤害案件中发现，报警登记表记载，被害人报案时称自己打了对方，后被对方殴打；而被害人制作笔录时，被害人就矢口否认自己先动手打对方。但结合报警登记表和其他证人证言，我们最终还是认定被害人先动手的事实，并因被害人存在过错，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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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动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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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的取证权，虽然实践当中律师行使取证权受到各方面比较大的阻碍，但“能取证”本身就决定了律师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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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指控有罪的责任属于控方，被告人不必自证清白。但如果现有证据已经指向被告人有很大的犯罪嫌疑，那辩方就有自证清白的举证责任了。所以，辩方可以提供“不在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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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起盗窃案，同案人都指证某个被告人参与了某一宗，但被告人提出自己那段时间正好回湖南老家学车了。辩护人也很积极，出差跑去被告人的老家找驾校要了培训记录之类的材料，确实证实了当时这个人在老家，没有参与这宗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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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起飞车抢夺案，被告人也一样提出自己在某几宗案件的作案时间正在厂里上班。他没请律师，所以我让他写了个书面申请，我自己去他上班的厂里调了考勤记录本。他说的那几宗案件里面，确实有两宗是发生在他上班时间内，于是也被排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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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辩护人有能力调取到的不在场证据，如打卡记录，上网记录，通过网络购买火车票、机票的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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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量刑情节方面，交通事故或者因为日常琐事引发的打架，往往有多人报警，而侦查过程中通常只会提取第一次报警的电话号码，要证明自己这方有自首情节，可以打印手机通话清单（但要注意一般只保留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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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给家里人治病，可以提供病历材料；家里有小孩子需要照顾，可以提供户口本和出生证（夫妻档被起诉的时候很有用）；被抓时身上的钱不是赃款，可以提供取钱的凭单或者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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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寻找证人。辩护律师寻找证人制作笔录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两方面：一是笔录的形式，很多律师都不知道笔录的制作过程需要有两个人在场，于是交来的律师调查笔录中的询问人员只有一个人，这不符合法定形式，因缺乏合法性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是律师取证要谨慎，最好在取证的同时同步摄像，以保护自己，如果证人怕脸被拍到，可以在侧面或者证人身后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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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刑讯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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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直是个敏感话题。我不想争论现在刑讯逼供是否仍普遍存在这一话题，而是要指出被广泛忽略的问题：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是个法律问题，而不是客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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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逼供是法律问题，意味着需要用证据来证明。辩方的法定举证责任是，证明“刑讯逼供”可能存在，光大声嚷嚷刑讯逼供却不举证，没有人会理你的。在辩方完成这一举证责任之后，才轮到控方自证清白。但作为辩方，在证明这一问题上天然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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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嫌疑人送进看守所时都要进行全面的人身检查，从关押的仓里到提审室都有监控，讯问时有监控……当辩方在反刑讯逼供时，你们的对手也在反反刑讯逼供。一切规则都有漏洞可抓，但问题在于辩方抓不住对方利用漏洞的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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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不建议辩方在刑讯逼供上费太多精力，尤其是在没什么有利证据的情况下，你在这方面提出的意见会在几个月后被一张视频光盘驳回，反而拖延了案件的审理。当然，如果你本来的目的就是要拖时间的话，这就是很好用的招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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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刑讯逼供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受“口供为王”理念的影响，被告人有罪供述是定案的重要依据，才被司法如此重视并不惜冒风险也要获取。随着刑事诉讼理念的进步，以及现代科技、侦查技术的发展，刑事诉讼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视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而是更注重客观证据的提取，被告人有罪供述在整个证据体系中的重要性被削弱，不再处于关键地位之后，自然也不再值得侦查人员承担风险去刑讯逼供。我期待着刑讯逼供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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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刑讯逼供外，实践中更普遍存在于提取口供过程中的问题是：执法不文明、侦查不规范以及诱供。刑辩律师的注意力大多放在刑讯逼供上，反而忽略了这几个方面。我之前一直强调，不要试图从源头上直接否定一个证据，这种做法的成功率很低；从各个方面主张证据存在瑕疵，从而削弱其证明力，会对当事人更加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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