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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搜集证据与提供战犯名单。但在确定犯罪期限上，始终如一地强调应从“九一八事变”，至少是“七七事变”算起，而不应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算起。法国、美国、澳大利亚都曾向小委员会提出战犯及证人名单，中国提出的最多。中国的名单由相关部门提出、核验、翻译后，最后由最高领导人签字。小委员会先后提出过26份名单，共计战犯嫌疑人3147名。这些名单都经由同盟国战争罪行委员会转交驻日盟军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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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起，同盟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第二小组开始讨论日本问题，大体的设想是对德审判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日本。委员会委员长赖特勋爵（澳大利亚代表）在《波茨坦公告》后，提出对日本战犯劝告。8月8日，亦即《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公布的同一天，在伦敦设立了由美国、英国、中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9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太平洋特别委员会。当天同盟国战争犯罪委员会认可了《莫斯科宣言》《杰克逊报告书》《波茨坦公告》《伦敦协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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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委员会通过了对日本战犯的劝告。这一劝告政策原案为特别委员会委员长顾维钧提出，美国代表约瑟夫·霍奇森（Joseph V. Hodgson）为了给美国政策留有余地做了修改。修改要点为：一、“主要战犯”由管辖“反和平罪”“战争犯罪”“反人道罪”的国际法庭审理；二、追究日本的犯罪企图，即采用美国的“共同谋议”；三、设置检察机关（顾维钧案提出，与纽伦堡审判美、英、法、苏各任命首席检察官同样，由远东太平洋特别委员会成员以及苏联十国各自任命首席检察官）；四、国际法庭的设置主体是“同盟国最高司令官”，还是“管理理事会”或“其他机构”尚待确定，法官由上述十国指定。霍奇森为了让盟军最高司令（美国人）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将更为详细的顾维钧案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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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同盟国战争犯罪委员会将对德政策的各个原则转用于日本。相较于对德政策由四国平权，对日政策实际由美国决定。因此，对日政策与对德政策并不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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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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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当时流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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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1702686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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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第三节 东京审判起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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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犯嫌疑人的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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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国际检察局正式成立之前，盟军司令部即已开始逮捕日本战犯嫌疑人。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抵达日本的当晚，便命令情报部（CIC）部长埃利奥特·索普（Elliot Thorpe）逮捕东条英机和制定主要战犯（A级战犯）名单。9月11日开始颁发逮捕令。12月6日季南（Joseph B. Keenan）率领美国检察团抵达东京时，最后一批A级战犯嫌疑人已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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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主张美国单独审判，审判内容也限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及虐待美国战俘，但及时逮捕嫌犯是美国的既定方针。8月1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致电麦克阿瑟，嘱其在收到有关战犯的正式指令前，可仿效逮捕德国战犯的前例。最先是发动对美开战的东条内阁，逐渐包括各盟国提交的名单中战犯嫌疑人；除了日本的政、军、财、文等各界重要人物，也包括了战时协助日本的各国政要、驻日使节、甚至是日本对盟军心战的广播员。9月11日起，分四次九批共逮捕A级战犯嫌疑人12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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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A级战犯嫌疑人逮捕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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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体字显示人名为A级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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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检察局工作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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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南抵达日本的次日，麦克阿瑟在与季南会面时要求尽快开始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8日，国际检察局（IPS）成立，季南被任命为局长。国际检察局隶属于盟军最高司令部，又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机关，负责对日本战犯的调查取证以及提出诉讼，所以季南同时也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长。（季南的检察长身份在次年1月19日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之时正式公开，但实际早在季南来日之前的1945年11月2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已签署任命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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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南任检察长，是东京与纽伦堡两大国际军事审判的重要不同。纽伦堡审判中美、英、法、苏四国平权，而东京审判中季南为检察长（或称首席检察官），高居于其他参与审判国的陪席检察官（或称副检察官之上）。美国检察团人数也远多于其他国家，检察人员及笔译、口译、速记、职员等相加，总数近200名，这一庞大的队伍也是美国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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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察局下设行政、调查、文献等处，及中、苏、英、法等各国的国别处，成立后即为确定战犯名单及准备起诉证据展开调查取证。调查取证的主要途径包括讯问及询问嫌疑人与知情人、查找文献、实地调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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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讯问与询问。由于日本在战争结束之际大量销毁官方文书，使口供格外重要。国际检察局成立之前，盟军司令部检察处已开始对羁押的战犯与相关人士进行讯问与询问。国际检察局成立后加大了录取口供的力度，取得了重要成果，为审判正常进行提供了很大帮助。第二、搜集书面证据。大量关键档案的销毁是这一工作的难处之一，难处之二是尚存的档案等各类文献仍犹如汪洋大海，加上语言的困难，从中找出有价值的证据极为艰难。这一工作的完成与各国的帮助，尤其是国际检察局的努力不可分开。当然也有可遇不可求的偶遇，如御前会议、内阁会议、五相会议、枢密会议、重臣会议的详细记录等日方最重要机密文件，即得之于盟军宪兵搜查某公司时的意外发现。这些档案记录了日本侵略政策的形成及侵略战争的发动过程，对认定被告个人责任起了关键作用。第三、实地考察取证。针对日军在亚洲各地的屠杀、虐囚、强奸等暴行的调查，一方面可获取受害人与知情人的签名陈述，另一方面可征选证人出庭作证。国际检察局曾多次派人到中、菲、印（尼）、缅等地，对南京暴行、马尼拉暴行、“巴丹死亡行军”、缅泰铁路强制劳动、南洋各集中营虐囚等日军暴行进行了实地考察，取得了今天看来虽然不够充分但在当时十分珍贵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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