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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田中义一内阁执政期间，关东军部分军官炮制了暗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该事件反向波及了日本国内政局，因为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都对田中内阁的追责进行了抵制。伴随这番斗争，军部的气焰日益嚣张，这也拉开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日本国内军国主义介入政治的一系列政变——1931年胎死腹中的“三月事件”、1932年刺杀首相犬养毅的“五一五事件”、1936年“二二六事变”等——的序幕。此外，被告大川周明、桥本欣五郎、荒木贞夫等人，对内鼓吹军国主义统治，对外鼓吹扩张，为对外扩张侵略提供了诸如“皇道”“八纮一宇”等理论思想，也吸引了政、军界的很多激进分子。随着“满洲事变”“中国事变”的进展，日本在境外的侵略行为反过来影响了国内政坛。为配合或适应扩张主义，日本的内政、外交、经济、产业和军事都逐渐步入战争轨道，越来越多的人——有陆海军军官，也有历届内阁里的文官——陆续主动汇入或被裹挟入这股浪潮，这些人都可以被认为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和违背国际协议之战争的共同谋议者。最终，以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缔结为标志，共同谋议不仅包括实施正在进行中的侵华战争，也包括一年多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的计划和筹备。参与共同谋议者至此完成了对日本政治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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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判决基本支持了检方的指控，也认可了检方赋予共同谋议的定义，但没有认可共同谋议的概念可以用于普通战争罪、反人道罪和谋杀罪，而只是限定于反和平罪。在技术层面，法庭得出了某些与检方不同的结论：最后接受判决的25名被告中，唯有松井石根和重光葵因证据不足，被判对第1项诉因无罪。其中，松井石根又是唯一一名被判对全部反和平罪都无罪的被告，但是他被判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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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侵华战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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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战场中，中国战场遭受的荼毒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所以围绕侵华战争罪行的庭审内容也最多。检方以“九一八事变”（法庭多作“柳条沟事变”或“奉天事变”）和“七七事变”（法庭多作“卢沟桥事变”或“中国事变”）为标志，把日本侵华战争罪行分为“侵略满洲”和“侵略全中国”两段历史进程，为此设置了两个举证阶段。为了应对检控，辩方也针锋相对地设置了满洲和中国两个反证阶段。1946年7月和8月，由检方先行展开“侵略满洲”和“侵略中国”举证阶段，待到1947年3月，由辩方依次开始了“满洲之部”和“中国之部”反证阶段。于是，1931—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在庭审中被分割成了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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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辩双方在这四个阶段里的攻防，主要围绕反和平罪——即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罪行——展开，涉及相关被告在战前的准备筹划、策动诸如地区独立等各种侵略行为、战争爆发的内幕、各战役的经过等方面，还包括日本对占领地区的经济管制和资源掠夺。检方认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既侵入并占领了他国领土，也违背了诸如1919年《国联盟约》、1922年《九国公约》、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等国际协议，所以这些罪行完全符合反和平罪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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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侵华战争的前一段，检方重点对“柳条沟事变”的爆发及经过进行举证。主张从1927年夏天“田中奏折”到1935年秋冬“华北自治运动”期间，日本军政高层和关东军军官密谋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侵略行动。通过这些侵略行动，日本自沈阳开始渐渐蚕食整个东三省、热河乃至蒙疆和华北，并扶植伪满洲国，分裂中国东北。辩方反证的内容和主张大体上与检方的举证相反。如其辩称，“三国干涉还辽”[1]剥夺了日本对辽东半岛的“合法主张”。此后日本始终为了捍卫自己在中国东北的权益而努力，且充分照顾了中国的主权。中国东北关系到日本的核心利益，而北伐战争期间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排日运动、动荡的局面以及苏联在外部的支配地位等，都让日本的这一权益受到威胁。“柳条沟事件”的爆发是一个意外而非日本蓄意为之。事件发生后，上到东京，下到关东军，都尽力勒马。而事态之所以发展到不可控制，主要是张学良等部的问题。满洲“独立建国”有其历史渊源，是当地人的自发之举，“满洲国”不是日本的傀儡，也不是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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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侵华战争的后一段，检方举证的重点在于“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及经过、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中日两国发生的各大战役。检方认为日本通过策划并实施这些战役，侵占了中国东部的大部分领土。辩方辩称，中国共产党鼓动的反日运动才是中日爆发全面战争的原因。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日军始终秉持不扩大方针，是中国军队的主动攻击才让事态不可收拾。直至“八一三”淞沪战役前后，日本仍在寻求遏止局势恶化的可能。至于日本在中国各地扶植的几个“新政权”，则都是为了维持和平与秩序。辩方力图向法庭证明，中日矛盾一步步激化，中国方面需承担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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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审判中以证人身份接受了检辩双方长达八天的质询。图中前排左起分别为苏联检察官戈伦斯基，溥仪，首席检察官季南。后排与溥仪对视者为中国检察官秘书裘劭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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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至3-9 1946年8月26日庭审时，冈本敏男辩护律师在对清末代皇帝、“满洲国”皇帝溥仪质询时，向法庭呈递一份含有他题诗扇面的书籍，要求用来对比另一份辩方文件中的溥仪字迹。法庭最后接纳该扇面为正式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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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庭审中的中国检察官倪征（检察组首席顾问，讲台发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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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的判决驳回了辩方的主张并采信了检方的主张。判决书写道：“有足够数量和确凿的证据显示‘奉天事件’系经参谋本部军官、关东军军官、樱会成员及其他人等事先周密策划。包括（被告）桥本（欣五郎）在内的数名参与计划者在不同场合下承认了自身在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表示这一‘事件’的目的在于为关东军占领满洲提供口实，建设日本所希望的‘王道’新国家。”法庭认定日本进一步挑起“卢沟桥事变”，把手伸向中国内地也是长期密谋的结果。也就是说，日本方面所谓“满洲事变”和“中国事变”，在法庭看来是一场自1931年9月1日始至1945年9月2日终的侵略战争。这十四年间日本谋划并实施的各个战役、冲突和分裂中国、侵占中国领土的行径，都是为了一个一以贯之的目的，每一步都为后一步做准备。在这一设定下，十四年间有如走马灯般的日本政界和军界高层，以及侵华军队的指挥官、特务机关负责人，但凡做出过侵略中国的计划、决议和实际行动者，均符合共同谋议和实施反和平罪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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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平洋战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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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欧美及其亚洲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武力攻击和军事占领，以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为明确开端（尽管之前日本就已对东南亚开始了行动）。日本自从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以后，整个国家机器一步步滑向太平洋战争。这条历史道路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可争辩。于是，双方的辩论聚焦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根本因素这一问题上，即究竟是日本人的主观意志，还是外部的客观“压迫”？法庭审理的重点围绕被告对侵略战争的共同谋议、计划和筹备罪行展开，涉及的主要历史事件几乎都发生在“珍珠港事件”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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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检察组，前排左起为桂裕（顾问），倪征（顾问），向哲濬，吴学义（顾问），郑鲁达（翻译），张培基（翻译）。后排左起为周锡卿（翻译），刘子健（秘书），杨青林（法官秘书），鄂森（顾问）（高文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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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把日本发动并实施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过程分成如下几个方面：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形成，日本在战前与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关系——尤其侧重1941年的日美交涉，日本战前与法国、荷兰等其他欧洲列强的关系。检方主张日、德两国针对英、法等国及其殖民地的军事和外交行动，不仅客观上呈现东、西互相呼应的态势，而且两国之间也存在共同谋议。1939年8月，苏联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同时，关东军在诺门坎战役中遭受苏联红军的重挫，都是促使日本搁置“北进”战略，转而“南进”的重要原因。欧洲战场打响后，德国的胜利刺激了日本，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的侵占事先都曾与德国进行过沟通。1940年7月1日，日本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关于各方维持太平洋区域现状的倡议。1941年，日本一边与美国进行谈判，一边抓紧筹备战争，最终用不宣而战的方式偷袭了珍珠港。检方认为，以上这些历史事件都是日本通往太平洋战争的前奏，它们都由日本政府和被告们长期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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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方则主张，1939年8月后日本愤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终止了德、意、日的三国同盟，所以1940年后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的行动都不与纳粹德国相关联。另一方面，阿部信行和米内光政内阁都寻求改善日、美关系，得到的却是美国单方面的粗暴回应。美、英等国更是对日本采取了限制措施，日本为保卫国家的福利和繁荣才不得不诉诸战争手段。日本对欧美列强的攻击，是正当的自卫措施。所谓东亚新秩序，不具有侵略的性质，也不违背国际条约，日本提出这一概念乃是为了维护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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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法庭驳回了辩方的大多数主张，采信了检方的举证主张，判决书写道：“日本侵略法国和攻击英、美、荷的动机……出于下列愿望：使反抗日本侵略的中国得不到任何援助……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开始对英、美、荷的进攻是侵略战争。”这些师出无名的进攻，其动机是出于占据这些国家领土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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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侵略苏联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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