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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至3-9 1946年8月26日庭审时，冈本敏男辩护律师在对清末代皇帝、“满洲国”皇帝溥仪质询时，向法庭呈递一份含有他题诗扇面的书籍，要求用来对比另一份辩方文件中的溥仪字迹。法庭最后接纳该扇面为正式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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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庭审中的中国检察官倪征（检察组首席顾问，讲台发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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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的判决驳回了辩方的主张并采信了检方的主张。判决书写道：“有足够数量和确凿的证据显示‘奉天事件’系经参谋本部军官、关东军军官、樱会成员及其他人等事先周密策划。包括（被告）桥本（欣五郎）在内的数名参与计划者在不同场合下承认了自身在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表示这一‘事件’的目的在于为关东军占领满洲提供口实，建设日本所希望的‘王道’新国家。”法庭认定日本进一步挑起“卢沟桥事变”，把手伸向中国内地也是长期密谋的结果。也就是说，日本方面所谓“满洲事变”和“中国事变”，在法庭看来是一场自1931年9月1日始至1945年9月2日终的侵略战争。这十四年间日本谋划并实施的各个战役、冲突和分裂中国、侵占中国领土的行径，都是为了一个一以贯之的目的，每一步都为后一步做准备。在这一设定下，十四年间有如走马灯般的日本政界和军界高层，以及侵华军队的指挥官、特务机关负责人，但凡做出过侵略中国的计划、决议和实际行动者，均符合共同谋议和实施反和平罪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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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平洋战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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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欧美及其亚洲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武力攻击和军事占领，以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为明确开端（尽管之前日本就已对东南亚开始了行动）。日本自从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以后，整个国家机器一步步滑向太平洋战争。这条历史道路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可争辩。于是，双方的辩论聚焦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根本因素这一问题上，即究竟是日本人的主观意志，还是外部的客观“压迫”？法庭审理的重点围绕被告对侵略战争的共同谋议、计划和筹备罪行展开，涉及的主要历史事件几乎都发生在“珍珠港事件”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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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检察组，前排左起为桂裕（顾问），倪征（顾问），向哲濬，吴学义（顾问），郑鲁达（翻译），张培基（翻译）。后排左起为周锡卿（翻译），刘子健（秘书），杨青林（法官秘书），鄂森（顾问）（高文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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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把日本发动并实施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过程分成如下几个方面：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形成，日本在战前与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关系——尤其侧重1941年的日美交涉，日本战前与法国、荷兰等其他欧洲列强的关系。检方主张日、德两国针对英、法等国及其殖民地的军事和外交行动，不仅客观上呈现东、西互相呼应的态势，而且两国之间也存在共同谋议。1939年8月，苏联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同时，关东军在诺门坎战役中遭受苏联红军的重挫，都是促使日本搁置“北进”战略，转而“南进”的重要原因。欧洲战场打响后，德国的胜利刺激了日本，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的侵占事先都曾与德国进行过沟通。1940年7月1日，日本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关于各方维持太平洋区域现状的倡议。1941年，日本一边与美国进行谈判，一边抓紧筹备战争，最终用不宣而战的方式偷袭了珍珠港。检方认为，以上这些历史事件都是日本通往太平洋战争的前奏，它们都由日本政府和被告们长期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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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方则主张，1939年8月后日本愤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终止了德、意、日的三国同盟，所以1940年后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的行动都不与纳粹德国相关联。另一方面，阿部信行和米内光政内阁都寻求改善日、美关系，得到的却是美国单方面的粗暴回应。美、英等国更是对日本采取了限制措施，日本为保卫国家的福利和繁荣才不得不诉诸战争手段。日本对欧美列强的攻击，是正当的自卫措施。所谓东亚新秩序，不具有侵略的性质，也不违背国际条约，日本提出这一概念乃是为了维护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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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法庭驳回了辩方的大多数主张，采信了检方的举证主张，判决书写道：“日本侵略法国和攻击英、美、荷的动机……出于下列愿望：使反抗日本侵略的中国得不到任何援助……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开始对英、美、荷的进攻是侵略战争。”这些师出无名的进攻，其动机是出于占据这些国家领土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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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侵略苏联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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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苏联和外蒙古的军事侵略，是除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之外，法庭所审理的关于反和平罪的另一段历史。相对前两者，围绕它的庭审时间短、审理内容少。检方强调，日本对苏联的侵略是其整个对外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主要是为了扩张领土和掠夺资源，但也希望将它作为对苏战争的跳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北向侵略苏联远东地区的计划，就已成为某些被告的议案。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署“反共协定”，乃至日后的三国同盟，主要针对的都是苏联。1938年夏的哈桑湖战役和1939年夏的诺门坎战役，都是日本谋划侵略苏联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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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方则主张日本和相关被告从来就没有侵略苏联的主观意图。他们认为对日本而言，1936年11月日本与纳粹德国缔结的《反共产主义协定》和1940年9月正式成立的三国同盟，都只是面对苏联的被动防御措施。日本和相关被告始终不存在侵略苏联的预谋，前述两场战役的性质是“边境冲突”，日军不存在军事计划，爆发军事冲突实属意外的“应变”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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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方的这些主张很容易地就被检方证伪。面对检方举出的被告策划侵略苏联的具体构思和计划，法庭的判决自然也就倾向于检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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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检方的主张，即始于1931年9月的侵华战争、始于1941年12月的太平洋战争，和穿插两者之间的日、苏冲突，统统都是一场持续十四年的对外侵略战争的各个组成部分。前一步侵略，都是后一步侵略的准备。从审判的结果来看，检方的这些主张显然都被法庭认可和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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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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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1895年4月23日，即《马关条约》签订六日后，俄、德、法三国通过外交斡旋“劝告”日本将辽东归还中国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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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170268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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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第三节 战争暴行罪的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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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暴行同样是起诉和庭审内容的重要环节，在检方指控的15个阶段中，有4个阶段与普通战争罪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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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京审判中的战争罪与反人道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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