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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视角下的判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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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审判过后社会舆论逐渐归于平息，但学术界对于东京审判的研究一直在继续。有关审判的判决也呈现出更多角度和深入的讨论，批评与肯定之声兼而有之。对于判决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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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历史叙事存在矛盾。东京审判判决中受批评最广泛的是对共同谋议罪名的裁定。法庭认为，包括被告在内的日本领导者们在18年间都积极参与了为确立日本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支配地位的共同谋议。然而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个判决是基于一种过分简单的历史观而形成的。判决书又详细记录了日本政府在战争计划上没有保持一贯性的事实。这意味着从不同的视角看东京法庭的判决包含了两种“东京审判史观”，而且这种不统合性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户谷由麻由此认为，这也是此后关于审判的讨论屡起争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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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部分判决的解释或证据支撑不足。科恩指出由于判决书经常不参考证据，甚至不参考占据判决书大量篇幅的不利于被告的证据，而批评者们又不熟悉近50000页的庭审记录内容和检方提出的超过5000项支持性证据，于是便导致了批评者得出判决是基于“胜者的正义”的结论。而博伊斯特（Neil Boister）则进一步批评道，（法庭）宪章授予法庭在判决上广泛的自由裁定权，以及东京法庭未能就其一部分判决给出正当理由，成为国际刑法的一个先例……考虑到它有向世人展示其疏忽于量刑指导的风险，这不能被看作一个好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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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于判决是否是“好的先例”也有人持不同观点。一些肯定判决的意见指出，东京审判的若干判决已在当今国际法庭中被援引为有效判例。例如1998年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就1994年卢旺达种族屠杀中文职人员责任问题进行裁决，就是引用了东京审判广田弘毅的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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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至少从东京审判以来，追究违反国际人道法规的文职人员责任的惯例就被确立起来。曾经的日本外交大臣广田弘毅就因为“南京大屠杀事件”而被东京法庭判定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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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微妙的是，东京审判下达对广田弘毅判决之时遭到了各方批评，焦点正是在于广田弘毅作为文职官员不应为军人造成的恶果而承担责任。然而，今天国际人道法中的指挥官责任与不作为责任的最初轮廓恰恰就是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等一系列战后审判中勾勒出来的。可以说，东京审判的判决对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做出了切实而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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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者也指出判决法庭在具体的事实认定上，尤其是对日军战时暴行的问题上做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判决。东京审判判决书对历史的叙事后来被称为“东京审判史观”，尽管在判定共同谋议方面残留了若干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叙事模式深深地影响了此后日本的战争史研究。不论是“十四年战争”（以1931年9月的“奉天事件”作为太平洋战争的发端），还是“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概念，都以日本对中国的军事攻击作为太平洋战争的诱因。这已成为今天历史学的主流解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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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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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东京审判的审理过程，它的判决在形成过程中也不断地面临种种难题，并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讨论的空间。我们无须回避批判的声音，必须承认东京审判作为一项国际法上的先驱性司法事件，它的判决存在某些法理争议是无法避免的，否则也难以称为“先驱”。同时我们更要看到这些讨论的积极意义，对于判决（以及法官个别意见）的深入考察能够更准确和客观地梳理东京审判审理的文脉。更进一步，它们将启发我们思考人类要如何面对和处理“战争与和平”这个永恒的课题。这也是审判当事人和严肃学者所期待的东京审判“教育功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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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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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第五章 亚洲地区的其他日本战犯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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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同盟国在亚洲地区设立的唯一一个A级战犯法庭。差不多同时期，还有一个“准A级”法庭和多个分布在亚洲——太平洋各地的BC级战犯法庭也相继展开审判工作。这些审判的时间跨度超过了东京审判（1945—1952），它们与东京审判一起完整地构成了同盟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犯审判图景。本章将会把视线从东京法庭移开，集中关注同盟国在亚洲地区所设其他战犯法庭的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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