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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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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由各同盟国进行的BC级审判总体规模（法庭和被告数）远远超过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个亚洲唯一的A级战犯法庭。尽管各BC级法庭处在各国独自管辖权之下，但审判前的战犯调查和战犯政策都由国际机构组织或决策，因此它们仍带有一些国际化或者说“同盟国家间”（InterAllied）的特点。东京法庭除了A级罪行也审理普通战争罪行，从战前的罪行调查到具体审理内容都与亚洲其他BC级法庭存在着大量情报共享与互通。这种内在联系使得两类审判呈现出一些相似的性格，也往往受到相同政治因素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各BC级法庭之间同时存在着种种不均衡，包括适用的法律、审判的程序、审理的内容、判罚的依据等。尽管本章以国别分述，但若进一步深入考察会发现同一国家主导的BC级审判仍然会有巨大的差异——例如美军的山下审判因程序和证据规则的草率而多遭诟病，而横滨审判则在实践公平审判的原则方面进行了充分关照。在这些事实基础上，战后亚洲地区的对日战犯审判是否实现了“正义”这一目标？要回答这个问题仍需研究者们进行更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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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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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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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东京审判有关争论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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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的论争之所以延绵不绝，当然有右翼挑战的因素，但与审判事出匆促、涉及问题广泛复杂、各种准备难以周全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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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第一节 “事后法”问题的后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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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法问题的提出其实并不完全出乎检方的预料。季南在开庭词中强调日本发动的战争对“全人类”危害的同时，也说及东京和纽伦堡两审判为人类审判史上的“嚆矢”。这是援引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法官在美国最高法院讲话中特别讲到国际法的“黎明期”和“渐进性”——这些都表明季南完全清楚：法，尤其是国际法，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他看来，人类面临生死存亡之际，“避免毁灭”有着至高无上的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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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法的“突破”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否则战后两大审判对国际法和国际刑事法庭发展所具有的先导性的划时代意义就无从谈起。战后审判的重要推动者、战时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在面对所谓纽伦堡宪章违背“罪行法定主义”的指责时，指出这一认识是建立在“对各国法律的整体性质的错误概念”之上，“一部权威的成文法躯壳不足以涵盖国际法，国际法是一案复一案的积累，渐进地表述着文明世界的道德审判”。另一方面，正如东京审判的检方在法庭上表明的：不仅战争的违法观久已深入人心，发动战争须承担相应责任也早已通过条约、协议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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