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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一，东京宪章中有援自纽伦堡宪章的反人道罪；其二，东京审判实际审理中未采用反人道罪的罪名；其三，虽未采用反人道罪的罪名，但并未妨碍人们认定反人道罪是东京审判的主要罪名之一；其四，同样是认定反人道罪是东京审判的主要罪名，日本某些人认为不当，国内某些人认为相等。此中的关键不在于日军暴行、扩而大之整个日本在战争期间的表现是否反“人道”，而在于是否可当东京宪章的反人道罪。因为普通战争罪在一般意义上也是反人道，所以在普通战争罪之外另设的“反人道罪”就应是个有限制的专指，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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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两大审判的反人道罪，指对平民（东京宪章后删除）的大规模杀戮、歼灭、奴役、强迫迁移等“非人道”行为及基于政治和人种理由的迫害。在本节中我们已经一再提到，东京宪章援自纽伦堡宪章，而纽伦堡宪章实际是为纳粹德国量身定制。所以反人道罪虽在列举了几种重要罪行后有“及其他非人道的行为”一语，因而可以包含更广的范围，但一般多强调它的特征是：第一，针对平民，这一针对不分敌国本国、不分战时平时，——这是和普通战争罪的最大区别；第二，尤其强调针对特定种族。这都和纳粹种族灭绝，特别是屠犹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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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溯历史，很容易看到日本不论是在“满洲国”标榜“五族共和”，还是在更大范围里高倡“大东亚共荣”，前提都是由“大和民族”“领导”。翻开战前日本的出版物，那种以“选民”自居的种族优越论也时或可见。有个叫篠原义政的人，在1930年出版的《日本向何处去？》中，不仅把“日本人种”说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甚至把日本的“山川草木犬马鱼”都说成是世界之最佳品种，实在让人吃惊。今天一些日本人喜欢把当年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民族平等”的提案等主张拿出来，以证明日本最没有基于种族的差别意识，这样的感觉既与中韩等国的民族记忆相悖，也根本通不过文献的检查。但从另一方面看，国际检察局最终未将日军暴行与以纳粹德国种族灭绝为原型的“反人道罪”等同，说明两者还是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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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日本右翼大本营《诸君！》曾就南京大屠杀作过一次问卷调查，其中第十六项是“‘南京事件’是和法西斯大屠杀（holocaust）相类的犯罪么？”，值得注意的不是虚构派和中间派，而是长期以来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不懈揭露和批判的屠杀派（主张日军存在大规模屠杀）。当时还在世的屠杀派元老藤原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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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holocaust（特指纳粹种族屠杀——引者）不同。所谓holocaust是一开始从国策上就对特定民族的抹杀。日本军随意地杀戮中国一般民众，强奸女性，起因是指挥官的怠慢和士兵的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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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答卷的屠杀派回答并不尽同，但没有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是“holoca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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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说的“怠慢”，在国人眼里一定会觉得太轻，但这不是藤原等屠杀派的立场问题，而是确实有证据的困难。近年曾将东京审判中参加攻击南京的被告和证人的证词与后来公开的本人日记重新对读，发现两者间的不一并不是偶然的“误差”，足见那些证词至少有相当部分是伪证。同时，穷尽现在可见的各种日方文献，我们也未能发现日本政军高层有过纳粹式的屠杀计划。从今存进攻南京的日军军方文书和日军高层留下的日记等公私文献看，除了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等少数日记有屠杀俘虏的发命过程，找不到纵容暴行的自上而下的命令。所以东京审判判处南京大屠杀第一责任人松井石根绞刑这一最高量刑但所罚只是消极的“不作为责任”（诉因第55项），确有不得已的难处。从这一点上说，东京审判实际审理中未采用反人道罪，说明依当时标准日军在东亚地区的各种暴行与反人道罪还是被当做了不同类型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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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1702686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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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第四节 昭和天皇战争责任再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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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是一个中外都有不少论述的问题。在中文世界，对于裕仁天皇应负战争责任并无异议，相关论述主要集中在应负而未负与应负而未负是美国自私的决定两个方面，对此这里不再重复。本节拟谈另外两点问题：一是美国认为裕仁天皇没有战争责任是一个误判，二是不追究天皇责任导致了对日本整个战争责任认定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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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所作天皇消极应对因而无责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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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主要有二方面：一是为什么对裕仁天皇的责任未加追究？二是裕仁天皇本身有没有战争责任？前者以后者的肯定为前提，因为裕仁天皇如果没有责任，也就不存在免责的问题。我们以前多注重前者，以为裕仁天皇未被追究主要是由于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权宜考虑。其实对裕仁天皇不予追究作为美国的主导性思路早在战争前期即已成型。其中既有策略因素，也有天皇并无责任的判断。美国战时情报局长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1942年12月9日在回答记者为什么对日广播没有“攻击”和“非难”天皇时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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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则是，长久以来天皇对日本发生的事明显没有发言权。因为天皇被视为神，对天皇的任何攻击必会很大的刺激感情，而不会被正当地接受。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天皇和日本政治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军部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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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同盟国和美国内部虽然不乏惩罚裕仁天皇的要求，特别是澳大利亚再三向英、美和通过同盟国战犯委员会要求将裕仁天皇作为战犯，但随着战争的进展，尤其是随着美军占领日本，对审判裕仁天皇可能引起日本民众反抗的担忧成为日益加重的砝码，1946年1月25日麦克阿瑟给曾任欧洲盟军司令的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的信是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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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间，没有发现任何明确的证据表明天皇不同场合中的行为与日本帝国政治诸决策有关。我们尽力彻底调查的结果显示，到战争结束为止天皇和国事的牵连大部分是被动的，只是对辅弼者进言的机械应对。有人相信即使天皇有明确的想法，如果有违由统治军阀操弄的民意大势，其努力多半也会陷天皇于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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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对天皇加以审判，占领计划必须做大的改动。以此之故，实际行动开始前准备应该完成。如果告发天皇，必然在日本国民间引起大骚乱，其影响怎么高估都不会过分。天皇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排除日本天皇，日本也会就此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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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较长，之后强调了审判裕仁天皇难以控制局面，而且无法完成日本向民主的转型等等。麦克阿瑟的信是自下而上，但裕仁天皇的豁免权始终牢牢掌握在美国的手中。（东京审判参与国有选择战犯嫌疑人之权，但天皇的处理权在美国国务、陆军、海军三部协调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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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天皇免于起诉是美国的独断决定，决定的根据从上引可见有两方面的考虑，但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加剧日本的反抗和稳定占领。如果没有这一考虑，美国没有必要站在其他盟国的对立立场，对待裕仁天皇至少可以像对待皇族梨本宫守正那样将他作为战犯的“嫌疑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如果没有天皇无实权的判断，要免除裕仁天皇责任就会面临盟国更大的压力。所以，天皇是否“没有发言权”，是否与“帝国政治诸决策”无关，也就是说战前日本的“皇权”是否像美国认为的只有象征意义，确实是裕仁天皇免责当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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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皇自述决策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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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战前的日本，不能不说“裕仁天皇无权”的判断十分不当。战后新宪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天皇只是“日本国的象征”和“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第四条更加明确天皇“没有国政权”，但日本投降前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第一，明治宪法规定“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第一章第四款），这些“统治权”包括议会、法律、官员、军队、对外宣战和议和、对内戒严、特赦和减刑等等（第一章第五至第十七款）——这些都是国家最重要的权力。第二，裕仁天皇对这些权力不只是像前引日本学者所说的那样仅仅是签名画押，虽然他不事事“发言”，但他确实拥有最高“发言权”。第三，裕仁天皇实际上对战争高度关注，没有“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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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麦克阿瑟与裕仁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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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战时天皇的作用并非仅为象征，本来从制度、史实上都不难证明。但有一点确实有证明的困难，即如何来证明天皇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主动，而非麦克阿瑟所认为的对“辅弼者”的“机械应对”？这是单从制度和公私文献难以证明的。然而，我们正好有一份独一无二的最恰当的证明裕仁天皇的作用。这份史料就是战后不久裕仁天皇对属近的“独白”。这一后来出版时称作《昭和天皇独白录》的谈话由当时任宫内省“御用挂”（职名）的寺崎英成记录，记录稿尘封数十年后才由寺崎的女儿Mariko Terasaki Miller（日美混血儿，不识日文）等家人检出送交专家过目，得知其为“稀有的历史文献”已在裕仁天皇去世之后。从这一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裕仁天皇对“帝国政治”决非仅是“被动”的“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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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白录》对了解裕仁天皇在日本战时政治中的作用有特别的价值，不仅是因为它是裕仁天皇的亲口自承，也是因为谈话时值国内外都有追究裕仁天皇责任呼声的东京审判之前，和上引麦克阿瑟信件在同一时段。即使裕仁未必有意遮掩，至少不会为自己的责任平添嫌疑。在此特地指出谈话时间，实际更是因为裕仁天皇似有和美国，特别是麦克阿瑟立场心照不宣的默契。因为谈话中多次提到当年因迫使田中义一内阁辞职引出同情田中者流言，使他以后除了“二二六”（日本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的政变）和战争结束两次例外，遇事必待“辅弼者进言”，他也不对进言作相反的决定云云，几乎就是麦克阿瑟“对辅弼者进言机械应对”的复写。而在《独白录》末了所说如对开战决定被否决，“我周围的亲信将被杀，我的生命也无法保障”，和麦氏所谓天皇如果违背大势将陷于险地之语也如出一口。因此，对在那样一个背景下的谈话，裕仁天皇对自己的作用只有缩小的需要，没有夸大的理由；也因此我们从这部《独白录》中能看到的裕仁天皇的作用只是实际情况的下限，而不会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