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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程兆奇著：《从〈东京审判〉到东京审判》，《史林》，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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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oister Neil, Robert Cryer, eds. Documents on the Tokyo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Charter, Indictment, Judgment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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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Boister Neil, Robert Cryer, The Tokyo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A Reappraisal.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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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otani Yuma, Tokyo War Crimes Trial: The Pursuit of Justice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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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ntonio Casses, Casses’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Thir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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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Kai Ambos, Treatise o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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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第九章 东京审判与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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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和平是人类的永恒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70余年，国际间的冲突时常出现，但都是局部的。回顾历史，探究根源，我们会发现，战后两个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对于战后和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是战后国际和平秩序建立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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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首席检察官季南明确表示“维护和平”是东京审判的“使命”。在开庭辞中，他重申：“我们今天进行的不是普通的审判，而是拯救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检察官的这番话指出了东京审判的意义所在：捍卫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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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第一节 否定日本侵略国策，摈除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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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法庭审判了日本近代以来对外侵略的历史，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为日本国民从思想上摒弃军国主义奠定基础，促使日本社会走向和平和民主。日本学者戒能通孝认为，东京审判具备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破碎”和“强化民主主义倾向的复活”这一革命审判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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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否定日本扩张思想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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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基础的“皇道”和“八纮一宇”思想贯穿始终。东京审判判决书B篇开篇即对日本“皇道”和“八纮一宇”的思想如何被军国主义分子所利用进行解释和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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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八纮一宇’，意思是把全世界各地结合起来置于一人统治之下，或者是把全世界合并成为一个家族。这就是所谓帝国建国的理想。但就文字上的传统意义说，并未超过人道的普世原则。”“皇道”是“道德概念和行为准则”，“八纮一宇”是“道德目标”。“而对天皇的忠诚则是达到目标的道路”。“八纮一宇”与“皇道”思想本是前现代社会的帝王建国的理想。囿于当时社会的发展水平，所谓“八纮一宇”也只是在有限的地理空间建立封建帝国，并主张通过天皇的仁慈统治来达到建立帝国的目的，即为“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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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体系的建立，“天下”的概念被极大地扩大了。日本军国主义将传统时代的政治概念移植到20世纪的社会政治中，无疑是不合适的。1940年12月，桥本欣五郎重申其1936年8月表达过的观点：“全国的兵力都应团结在皇道精神之下。皇道精神将使八纮一宇或者称霸世界的目标成为可能。”东京法庭认为1871年明治天皇发布的敕语中就宣示了“八纮一宇”与“皇道”的观念。不过当时，“这些观念代表了重整国家的核心及对日本国民爱国主义的号召。”但是在1930年之前的10年间，这两个观念被主张扩张的日本学者或者政治家利用，成为日本扩张领土的理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此后许多年间，在‘八纮一宇’和‘皇道’的名义下，不断提倡采用军事侵略方法，于是，这两个观念显然成为用武力支配世界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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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揭露日本近代国策的侵略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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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揭露了日本所谓“解放亚洲”“共存共荣”的“大东亚共荣圈”国策的侵略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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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主持召开了“五相会议”，确定了作为日本政府长期国策基本方针的《国策基准》。国策的基本原则是从国内国外两方面来巩固日本，使日本帝国“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为东亚的安定势力，确保东亚和平，并对世界人类的安宁福祉有所贡献”。进一步说，就是为了使“外交国防相辅相成，巩固帝国在东亚大陆中的地位，并向南方海洋扩张发展”，道明国策的本质是对外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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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本国策第一条第一项规定：“排除列强在东亚的霸道政策，根据真正的共存共荣的主张，共享幸福，这就是皇道精神的具体体现，也就是我国在对外发展政策上应予经常贯彻的指导精神。”通过对日本“十四年战争”的审判，东京法庭揭示：“首先认识到，这个政策与在东方具有权益的各国间必然引起纠纷。因之日本必须‘清除列强的霸道政策’并遵循日本的‘共存共荣’政策”，日本政府非常清楚其对外扩张必然会损害“列强”在亚洲的利益，以“共存共荣”为借口，试图减少其在亚洲扩张的阻力，甚至希望亚洲各国能在其“共存共荣”的幌子下，成为日本对抗西方各国的合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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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之后，近卫政府的态度是坚持不扩大纷争规模的方针，并迅速就在当地解决问题。但是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活动却迅速扩大。随着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的节节胜利，日本政府开始向军队妥协。1938年11月，近卫政府发表关于对中日关系有决定意义的声明：“帝国政府在占领南京以后，为了给中国国民政府最后的反省机会一直保持耐心。但国民政府不解吾国之意，贸然策动抗战，无视家国苦难，亦置整个东亚和平于不顾。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再在意国民政府，期待真正值得与帝国合作新兴政权的成立和发展。”日本政府将其发动战争、破坏东亚和平的责任归于中国政府的反抗侵略的斗争，并以“帝国对东亚和平的责任日益重大”为理由，提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东京法庭揭示，日本“就此关闭了谈判大门，并搭建了平台，以继续侵略和扶植地方政权，建立能够与日本合作的中国‘新政权’为最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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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近卫文麿组阁，确定了《基本国策纲要》。该纲要首先规定：“皇国的国是乃基于‘八纮一宇’的建国大精神，以确立世界和平为根本，首先要建设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坚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在确立了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即“大东亚共荣圈”的亚太政策目标后，日本政府开始实质性地执行南进计划。以将亚洲人从白种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为幌子，以类似“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原则，使日本在华行动合法化，为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奠定“正义”基础。东京法庭对此进行一一否定：“善邻友好”“蕴含的基本前提是日本在东亚的优越地位、在东亚的特权和责任”；由于“共同防共”的需要，“日本必须保留对所有的交通通信设施的军事权和监督权，并且日军必须在华北及蒙古驻军”；“经济提携”就是“日本、‘满洲国’和‘新的中国’为互补天然资源之不足而彼此互惠。特别强调获得日满所缺乏的埋藏于华北的资源，尤其是矿物资源”，“由日本实质上支配华北和蒙古的天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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