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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第三节 促进民主普及，奠定和平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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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的过程，也是否定对天皇保持绝对忠诚的封建思想传统的过程，使日本国民从军国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脱，促使日本社会由专制走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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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国史观”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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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立和保证天皇的权力与地位，日本明治政府在推行中央集权化政策的同时，特别强调天皇的权威，规定天皇的统治就是日本的国体，并且创造出一套理论体系来论证天皇制国体的合理性。这套理论被称为“皇国史观”。“皇国史观”的核心就是把日本说成是“神的国家”，它以绵延不绝的、万世一系的、具有神格的历代天皇为中心，以天皇崇拜为信仰。由于天皇承担着上天与普通人之间联系的神圣责任，不仅负责教化日本民众，更具有领导尚未开化或者半文明的亚洲其他各国，即中国、朝鲜等国的资格；以天皇为元首的皇国日本负有把“八纮一宇”的日本精神推广到全世界的神圣责任，如果遇到抵抗，日本国民应不惜牺牲一切，献身神圣战争和天皇领导的光荣神圣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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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皇国史观”真正影响日本国民的意识和信念，1890年日本政府以“圣旨”的形式发布天皇关于教育的指示，成为指导日本近代教育和编写教科书的基本指针。这就是统治日本社会思想教育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教育敕语”。“教育敕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一旦有事发生，必须以义勇奉公的精神，保卫天地无限的皇运”，“在发生战争时，必须为天皇尽忠尽责，保卫国体”。在“教育敕语”的指针之下，日本人从小就开始培养忠实于天皇、为天皇献身的精神。以日本大家族制度为基础，建立“家族国家观”的思想体系，培养日本人无条件遵从于天皇和为天皇献身的国民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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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日本政府开始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报纸、广播等只能传播政府核准的信息。加之从小就接受“皇国史观”的教育，日本国民将为侵略战争卖命身亡者视为“为国捐躯的英灵”，将日本发动的对亚洲的侵略战争视为是“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是为完成历史使命而进行的“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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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昭和天皇“玉音传送”宣布“终战”之时，日本社会的反应是“空虚”。日本白桦派作家长于善郎曾记载：8月13日，在众议院图书室工作的朋友说将要发表重大的新闻。当时已经意识到战局发展对日本不利的人们都以为天皇可能会一面检讨自己，一面亲自鼓励国民全力抗战。如果天皇那样做的话，日本全体国民肯定会对天皇感激涕零而积极参战。但是，在听了15日的“玉音放送”后，人们“一下子泄了气”，“不知道应当做些什么了”。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荒畑寒村在其自传中写道：“听了天皇的玉音，日本人的反应十分奇怪。战争真的结束了吗？许多人感到难以忍受的空虚，丝毫没有兴奋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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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从小接受“皇国史观”教育并在新闻管制之下的日本民众，是做好了“玉碎”的准备，将为天皇捐躯视为无上的光荣。因此，在听到天皇宣布“终战”时才会不知所措的茫然、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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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审判之前，日本社会在政治上实行君主集权的立宪制，在思想上奉行“皇国史观”，整个社会处于军国主义的管制之下。这样的社会体制极易导致对外侵略扩张，造成地区及世界的不稳定。东京审判从思想上破除“皇国史观”对日本国民的禁锢，政治上否定了君主集权，并通过战犯审判和惩罚剔除军国主义对日本社会的控制，为日本社会走向民主和和平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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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进日本社会的民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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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促进了日本社会的民主进程。《波兹坦公告》中已经有实现日本民主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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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被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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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日本社会民主化也是盟军对日占领的一个重要目的。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占领军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进行民主化改革，得到日本社会的积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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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由外国主导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在日本，外部势力主导的民主改革进展顺利并且很快稳定下来。这种特殊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东京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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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法庭证明日本军国主义所谓的“解放亚洲”的“大东亚圣战”，实际上是对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其目的并不是要“解放亚洲”，而是要取代西方列强，将亚洲各国纳入到日本的殖民体系中。真相揭露之后，日本民众由对军国主义的全力支持变为蔑视与厌恶。美国著名的日本通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在其著作《日本人》一书中对当时日本民众的心态做过如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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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曾期望靠日本人民优越的意志力赢得战争，人民也以他们每一盎司的意志力来响应，直到他们在精神上完全耗尽为止。被烧光的不仅仅是城市，人民的心也被烧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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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战争、对把国家引入灾难的领导层、对整个过去，产生了普遍强烈的反感。人民并不感到内疚，而是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使他们奇怪的是，他们发现日本军队在亚洲远未被当作解放者被人欢迎，而是普遍地受到憎恨。把军人当作无私的爱国者和天皇的仆人而给予他们高度的尊敬，变成了对他们的愤恨和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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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的否定，从思想上改造了日本国民，创造了适合民主发展的社会环境，从而为《日本国宪法》的实施和日本民主社会的形成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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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政府建立了君主集权的立宪政体，施行《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仿效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即“俾斯麦宪法”），天皇集统治权、立法权、统帅权、关于议会的大权及外交权于一身，对国家拥有绝对统治权。正是通过明治维新，日本才得以摆脱列强欺凌、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一跃成为近代亚洲唯一的现代化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加之日本政府对国民从小进行“皇国史观”的教育。因而，即使国家遭到毁灭性打击，日本民众对于天皇及明治宪法仍持肯定态度。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币原政府自己提交的宪法修正草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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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11日，麦克阿瑟同币原喜重郎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要求币原对明治宪法进行“自由主义改革”。1946年2月8日，币原政府提交的宪法修正草案中对于明治宪法仅做了微小的调整，仅仅在“第十一条”中将“陆海军”改为“军”，将“天皇统帅陆海军”改成“天皇统帅军队”，在“第十二条”中“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军的员额”，修改成由法律决定。这一结果显然不是美国所期望的，也是负责日本民主化的盟军民政局所不能接受的。于是，1946年2月13日盟军司令部拿出一份较为进步的日本宪法草案，也就是所谓的《麦克阿瑟草案》，交给日本并要求日方接受。这就是日本现行宪法《日本国宪法》的草案，币原政府只做了微小的调整便由国会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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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宪法虽然保留了天皇制，但是天皇由战前的“神圣不可侵犯”变为“日本国的象征”，不掌握任何实际的国家治理权力。并且，该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放弃战争权、不具交战权、不得保持战争力量，被称为“和平宪法”，也称为“麦克阿瑟宪法”。1946年11月3日，宪法修改草案正式公布。随后，该草案被分发到日本各地进行讨论。1947年5月3日，《日本国宪法》正式生效施行。草案正式公布并进行全国讨论的阶段，东京法庭的检方立证基本结束（6月4日进入检方立证阶段，12月24日检方立证结束），这个过程中，法庭揭露了日军的大量暴行以及日军对外战争的侵略实质。开庭的早期，东京法庭几乎天天座无虚席，走廊中都站满了来旁听的观众，日本的媒体几乎天天报道东京审判的法庭状况和每日进展。可以这样讲，东京审判对于“和平宪法”的顺利通过具有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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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外部势力对于一国政治进程的干涉，普遍会遭受到强烈的抵制。但是，日本社会对“和平宪法”却表现出极高的认同，不过分地讲，与东京审判有很大关系。而这部宪法的颁布及执行，也加快了日本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推动日本走上和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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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奠定东亚和平秩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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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为东京审判的主要罪行，反和平罪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于破坏和平行为要求严惩的诉求。反和平罪指“计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一场经宣战或不经宣战之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或保证之战争，或参与为实现上述任何行为之共同计划或共同谋议”。东京法庭认为不仅“发动”或“执行”一场侵略战争构成犯罪，为侵略战争进行“准备”也构成犯罪。“准备是犯罪行为真正执行前的各种各实施计划的步骤”。东京法庭追溯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如何逐渐控制整个日本政府，如何通过国家政策动员整个日本社会为战争做准备的过程；与德国和意大利缔结三方协定，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除松井石根、冈敬纯、大岛浩、重光葵、岛田繁太郎和东乡茂德之外，25名A级战犯中19人被判定参与了准备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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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和平罪将侵略战争的范围扩大到“不经宣战”，“经宣战或不经宣战”都不影响侵略战争的认定。有人认为应当从袭击“珍珠港”开始，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政府从未正式对日宣战。如果法庭采纳这个观点，那么日本在中国所犯的主要的、重大的罪行都将逃脱审判，“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也许就从历史中滑过，成为战争中不可信的传闻。如果法庭没有审判太平洋战争之前日军在中国所犯罪行，也许会有更多的战争罪犯逃脱惩罚，不利于日本社会以及国际社会对军国主义残忍本质的认识，不利于从根本上清除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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