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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 [:170269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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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 第五章 最高法院如何运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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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为最高法院争得自主选案权，塔夫脱首席大法官还留下一座大理石办公大楼：1935年，塔夫脱去世五年后，也即最高法院首度召集145年后，大法官们搬进了这栋大楼。对最高法院来说，拥有一栋专属于自身的办公楼，在象征意义和实用价值层面，兼具重要意义：既昭示着它统领政府三大平等分支之一的地位，还为大法官们提供了办公室——在此之前，他们只能在家里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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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去世前，塔夫脱首席大法官作为国会授权成立的最高法院大楼项目委员会主席，一直积极投身于相关工作。他提议将地址选在与国会大厦东侧一街之隔，邻近国会图书馆的一块区域。他选定著名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出任大楼的总设计师，后者设计过许多重要的公共建筑，如联邦海关大楼、纽约市联邦法院大楼。吉尔伯特设计的同样位于纽约市的66层的吴华兹大楼，自1913年落成之后近20年间，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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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932年10月13日，最高法院大楼奠基仪式。仪式由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大法官主持。负责修建这座大楼的塔夫脱首席大法官和设计师卡斯·吉尔伯特，此时都已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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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大法官要求吉尔伯特设计出“一座高贵和显要的大楼”，设计师依循了这一指示。大楼整体颇似一座古科林斯风格的希腊神庙，西面正门前有16根大理石立柱。三角墙上有一组雕像，象征着“自由至上，受秩序和权威守护”。直到2010年，来最高法院参观的人们仍可以穿过正面广场，拾阶而上，从刻有“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柱顶楣梁下走进这座大楼。尽管一些大法官以没有必要和兆头不好为由提出反对，约翰·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后来还是基于安保考虑，关闭了正门通道。访客现在只能从台阶下一个新设的安检区域进入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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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自上而下俯瞰最高法院法庭，可以看到弧形的审判席。青铜栏杆前的座位是为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协会成员预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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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大法庭的内部空间宏伟壮观，又出人意料地给人亲密之感，它长91英尺、宽82英尺，位于一层主通道的尽头，这条通道又被称为“大厅”。令人惊讶的是，律师发言席距离大法官们略高一些的审判席非常近。已适应最高法院庭审气氛的律师有时会说，如果庭审比较顺利，看起来就像律师在与大法官们聊天。除了预留给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协会成员的席位，法庭还安排了300个旁听席位，供公众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参与旁听。最高法院门前的旁听者一般会排两队，一队是只打算观摩几分钟的游客，一队是希望全程旁听完一小时庭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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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的公开庭审环节，只是案件裁决过程中的冰山一角。一年当中，大法官们只用约40天时间听审。从10月到次年4月，他们每个月会选取两周连续开庭（周一、周二和周三，通常只在上午开庭）。除非最高法院另有指示，辩论时间一般为一小时，双方各有30分钟发言时间。照此日程表，大法官们每个开庭期会审理大约80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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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验的出庭律师都知道，他们的发言时常会被打断。大法官们在一次庭审中问上数十个问题，是很常见的事。《最高法院诉讼规则》涉及庭审的内容也提醒律师们：“言词辩论应根据是非曲直强调和厘清书面诉状中的诉讼要点。出庭律师应假定全体大法官已在言词辩论前读过诉状。不提倡在言词辩论中宣读事先拟好的文稿。”成功的最高法院出庭律师不仅能够随机应变，他们还深入思考过自己的案子在更广阔的法律空间内的方位，清楚知晓大法官想要从庭审辩论中得到的是一种确信，即支持任何一方的判决究竟会产生何种更深远的影响。例如，判决对下一起案件可能产生什么意义，对再以后的案件呢？在大法官们自己看来，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其重要性远远大于解决对立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为了检验律师的观点能否推而广之，大法官们经常虚设多种情境，抛出许多错综复杂的假设性问题——这时候如果回答“大法官阁下，这与本案无关”，显然是不会被法庭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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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这是一份“当日开庭通知”，即“布什诉戈尔案”当日的言词辩论日程表，此案决定了2000年总统大选之争的结果。两位总统之位角逐者都由最高法院出庭律师代理，西奥多·奥尔森代表小布什州长出庭，戴维·博伊斯代表戈尔副总统出庭。小约瑟夫·克洛克代表佛罗里达州州务卿凯瑟琳·哈里斯出庭，这也是他第一次出席最高法院的言词辩论。大法官们在平常一小时基础上，又专门为此案增加了半小时言词辩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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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法官们来说，许多屡次在最高法院出庭的律师已是熟面孔，每个开庭期都会亮相几次，年年如此。其中尤为显眼的是首席政府律师办公室成员，他们隶属于司法部，代表联邦政府在最高法院出庭。按照法律规定，首席政府律师必须“精通法律”，他们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确认。除了首席政府律师的副手，这个办公室内还有另外24名律师，这些人都是文职雇员，往往会在多位总统的行政分支内连续任职。他们当中，许多人曾在最高法院做过法官助理，正式离开首席政府律师办公室，他们或会加入律所，从事与最高法院相关的诉讼业务，或会开创自己的诉讼事业。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就是依循上述发展路径，并取得耀眼成就者之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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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词辩论是最高法院对外公开的环节，但实质工作大部分发生在幕后。首先是选案程序。近几个开庭期，最高法院收到了大约8000件复审申请。这些申请被称为调卷复审令状申请（petitions for a writ of certiorari），“certiorari”是一个拉丁词语，原意是“得了解”或“弄清楚”。在更随意和更常见的情况下，请求最高法院复审的申请被简称为“复审申请”（cert petitions）。按照《最高法院诉讼规则》的要求，这类申请必须符合固定格式。首先是“提请复审的问题”，应“力求简短，切忌长篇大论或啰嗦重复”。陈述应简洁明了，不含作为附件提交的下级法院判决，陈述不得超过9000个字。除非最高法院批准延期，申请必须在拟上诉案件的判决作出后90天内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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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在处理这些申请方面，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有一小类案件不是以复审申请，而是作为“管辖权声明”提交到最高法院的。从具体操作上看，对这类案件，大法官需要采取如下措施：驳回上诉；在不发布判决意见的情况下作出简易裁决；或者“确认管辖权”，开庭审理此案，和其他案件一样处理。对管辖权问题的深入讨论，已超出本书范围。这里只需指出：这一曾经重要的属于“强制性上诉”类别的案件，目前仅限于《投票权法》引发的诉讼。1980年代中期，国会同意了大法官们关于剔除绝大多数其他类型强制管辖权类案件的要求，最高法院由此获得更大的选案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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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诉讼规则》第十条提醒复审申请方，“根据调卷复审令状启动的复审并非基于权利，而是基于司法裁量权”，而且申请只有“具备确有必要的事由才会被批准”。规则随后列举了“最高法院考虑的事由类型”。所列事由主要是联邦下级法院之间或州法院之间在“重要联邦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国内税收法典》或任何其他联邦法律中某个条款的含义，在任何巡回法院都应该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位于波士顿的第一巡回上诉法院，还是在位于芝加哥的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同样的道理，无论是加州最高法院，还是纽约州最高层级的上诉法院，对联邦宪法某个条款的解释也应当是一致的。（当然，州法院可以自由解释本州宪法，赋予个人权利比联邦宪法更多——但不能更少——的保护。）律师为了说服最高法院受理某个案子，通常会努力证明此案存在《最高法院诉讼规则》第十条中提到的法律分歧。即便如此，相关法律问题是否足够“重要”，以至于能够吸引到大法官们的注意力，还是完全由大法官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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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的“四票规则”，要有四位大法官投票同意受理某起案件，才能“批准调卷复审令”。四票距离形成多数当然还差一票，但是，这个规则在大法官们态度坚决、票数接近的案件中，必然会激起策略性行为。设想一下，有四位大法官被申请人说服，认为下级法院的判决存在严重错误，应当批准复审。如果他们不确定能最终争取到第五张票，或许会放弃受理这起案件的机会，因为这样总好过在全国范围内创制一项“错误”规则。政治学家把这种做法称为“防御性驳回”。②然而，更多情况下，大法官会认为，案件的最终结果不如解决下级法院之间的法律分歧那么重要，尤其是在法律解释类案件中。如果国会不同意最高法院对法律解释类案件的判决，他们可以用修改法律的方式推翻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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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从几千份申请中筛选出几十起准备受理的案子，对一所仅由九位成员组成的法院来说，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1970年代中期，由于申请量骤升，大法官们找到一种办法来减轻工作负担，即让年富力强的年轻法官助理组成“集体审议小组”（cert pool）。按照这一做法，每份申请都由审议小组中的一名助理代表参与小组的全体大法官进行审查。该助理会撰写一份备忘录，总结下级法院判决内容，列出同意受理和不同意受理的主张，并提出处理建议。当然，也仅仅只是建议而已。参加“集体审议小组”的多数大法官（近年只有一到两人不参加）会从自己的四名助理中派出一人，结合大法官的个人立场，对小组提出的建议进行审查。即便如此，“集体审议小组”制还是遭到许多批评。批评者认为，这一制度不仅使最高法院更有可能与重要案件失之交臂，而且很可能加重在拒绝受理方面的顽固偏见。按照这些人的说法，法官助理们建议批准申请时，既要担心大法官拒绝建议，还害怕发生更糟糕的情形：大法官受理后才发现，这些案件按程序法的要求，应当驳回才是。“集体审议小组”制的支持者则认为，上述疑虑都是夸大其词。他们指出，任何真正重要的议题都必定会多次诉至最高法院，并且最终都会被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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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最高法院选案程序更为细致的批评——其实更大程度上是经过观察给出的评论——来自学者们。他们认为，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要么不能反映在公众看来最为重要的那些问题，要么只反映某个重要议题的某一非典型侧面，对于解决典型案件毫无助益。例如，2007年，最高法院十年来第一次就公立学校学生的言论自由权利作出判决，这个议题向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但最高法院却选择了一起过于特殊的个案，这起名为“莫尔斯诉弗雷德里克案”的案件，涉及校方对一个打着措辞含糊的条幅，有可能表示也有可能未表示支持使用违禁药品的学生的处罚。③对校区如何处理常见的因学生关于政治、校规或性取向的言论引发的争议，终审判决并没有提供任何指导。正如最高法院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桑福德·列文森指出的，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必然只局限于“可诉的宪法”内容，即那些可以作不同解释、充当律师和法官解释法律的渊源的宪法条款。与此相对的则是“刚性的宪法”内容，即具有重大意义的结构性条款，如小州在联邦参议院拥有的过度代表权，这类条款不在任何法院的审理范围之内。列文森写道，“执著于可诉的宪法内容”，导致人们“过高估计了法院和法官的重要性，无论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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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复审既不会设定一个先例，也不意味着最高法院赞成下级法院的判决——这一点常被人们误解。申请被以“拒绝复审”的形式驳回，原因有很多。这其中不仅包括偶尔出现的“防御性驳回”，更常见的原因则是缺乏实质冲突甚至缺乏实体性法律问题（许多复审申请会请求重审案件的事实问题），又或大法官认为某个案子固然涉及有意思的议题，却由于任何一种程序性问题而属于“蹩脚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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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大法官采取进一步措施，所有的调卷复审令状申请都会被视为驳回。所以，第一步是要将申请从俗称的“死亡清单”转移到“待议清单”上，供大法官们在每周例会上讨论。首席大法官负责决定哪些申请入选待议清单，并主持会议，大法官们在会上以年资为序，依次发言并投票表决。（当周听审案件的讨论与投票，也适用同样的程序。）会议通常在周五召开（5月和6月则安排在周四），会议上形成的“指令”——受理或拒绝受理案件的清单——会在下周一公布。最高法院通常不会给出受理或拒绝受理的理由。但在极个别情况下，“指令清单”会附上一位或多位大法官对驳回复审申请决议的异议意见，他们会在异议中解释为什么认为此案本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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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律规定，最高法院的开庭期从每年10月第一个周一开始。但是，大法官们其实在之前一周，即9月的最后一个周一，就已经开始工作了，他们会开会审议夏季闭庭期内陆续积压的大量调卷申请。法律并没有规定每个开庭期结束的确切日期。大法官们通常会把目标定在6月最后一周，而且几乎总能如期结束。除了发生紧急情况，4月底之后就不再开庭，大法官们会利用5月和6月，撰写本开庭期七个言词辩论期中未决案件的判决意见。（为确保这一机制如常运转，当年1月后新批准受理的案件要到秋天到来，新的开庭期开始之后才听审。）与许多经常把一个开庭期的案子拖到下一个开庭期审理的法院不同，最高法院一直严格坚持当期开庭、当期处理。任何案件开过庭后，如果本开庭期未能下判，必须在下一个开庭期完全重新听审。这一强制性规则可以激励大法官们努力工作，尽可能在6月份审结本开庭期的所有案件。由此也催生了一个略带贬义的短语，“六月判决”，形容那些匆匆忙忙赶出来，明显有拼凑痕迹的判决意见。